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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借景”是中国古典造园的传统手法之一，一座园林的面积和空间是有限的，为了扩大景物的深度和广度，丰富游赏的内容，造园者常常运用“借景”的手法，收无限于有限之中。大观园是一所宅园，它一无远山近景可依，二无茅屋寺庙凭借，然而曹雪芹别出心裁地把自然界各种美好的东西组合到园中，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借景方式，通过“形”（园中人物、建筑、动物）、“声”（琴笛丝竹、小桥流水、吟诗作赋）、“影”（人、树、云、动物、月影）等使园中静态的建筑、山石和园中动态的人物、禽鸟、溪流、植物（四季变化）等相映成辉，这样互相补充的处理就达到了巧妙的借景目的。如七十六回，作者先写贾母等人在凸碧堂赏月“见月至中天，比先越发精彩可爱”，后写远处笛音“猛不防那壁厢桂花树下，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再写黛玉、湘云在凹晶馆所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微风一吹，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真令人神清气净”，最后写黛玉、湘云二人拾扔小石头“只听打得水响，一个大圆图将月影激荡……却飞起一个白鸡来，直往藕香谢去了”，于是溶景入诗，逼出了二人“寒塘渡鸡影，冷月葬诗（花）魂”的绝妙好辞。圆月、绿树、风声、水声、云影、花萌全融合在大观因的美景之中了，使时间、景色、人情互借互生、融为一体。

曹雪芹对中国传统造园理论既有继承又有突破，而突破、创新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在以往的园林借景中，大多都是对静态事物的借用，但大观因的借景手法，在曹雪芹的笔下加入了动态的人物、动物，因中对诗、赏月、葬花既为《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情节，同时也为大观园提供了美景，幅幅画面为大观园的四季景致增色不少。

（摘编自谭巍《大观园造景手法体现的曹雪芹艺术思维》）

材料二：

曹雪芹所设计的大观园，虽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但我们也可从中品味出创作者的匠心，得以从中窥探曹雪芹的艺术辩证思想。

四十二回宝钗在谈到大观园时说：“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园林和绘画本来就有相通的艺术规律，用绘画的章法来布置园林，园林也必然体现出绘画中的一些规律，如像绘画那样讲究“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曹雪芹借助薛宝钗之口提出的远近、疏密、主宾、添减、藏露（还有高低、大小）等等，也都是我国古代许多画家（或评论家）所提到的章法。他是运用绘画中的这些章法、布局来设计大观园的。

我们且看曹雪芹在描绘大观园时是如何体现艺术中的辩证关系的。比如藏和露，当十七回中贾政一干人进入正门之后，“只见一带翠嶂挡在面前”。贾政说：“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之景悉入目中，更有何趣？”由于有这一带翠嶂挡在面前，使得进入园门的人们不能一览无余地把园内景色“悉入目中”，这便是藏而不露。再加上“曲径通幽”的题额和羊肠小径，更使游人产生一种对园内景物幽邃莫测的感觉，因而更加引人入胜，这便是艺术中的含蓄。当他们出了山洞之后，才别有洞天，豁然开朗，“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这是露，是藏然后露。然而，露中又有藏——“皆隐于山劫树杪之间”，亦藏亦露，半藏半露；然后，“出亭过池”，观览了山石花木，才“忽抬头见前面一带粉垣，数槛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真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曹雪芹就是这样运用文学语言，把大观园中的藏和露这一艺术辩证关系，很精妙地描绘出来，一幅手卷是随着卷中人物的活动而展开的。因此，这种描绘又是一般的绘画难以表现的，因为景物的藏和露是通过游人的视觉产生的，而游人又是沿着一定路线走的，即使是用长卷，也只能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表现，互相之间难以通过人物活动联系起来，有点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吧。曹雪芹的描绘，很有些像动静相生，空间与时间相结合的现代电影镜头。这种语言的描绘产生了完美的效果。

再如高和低的对比，曹雪芹也有很好的描绘。七十六回史湘云就说道：“这山上（凸碧堂）赏月虽好，总不及近水赏月更妙。你知道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坳里近水一个所在，就是凹晶馆。可知当日盖这园子时就有学问。这山之高处，就叫凸碧；山之低洼近水处，就叫凹晶……可知这两处，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设此处。有爱那山高月小的，便往这里来；有爱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里去。”这就是这一风景小区的特色。在凹晶馆近水赏月之妙，曹雪芹还有描绘：“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微风一吹，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真令人神清气净。”曹雪芹将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的凸碧堂与凹晶馆和特定的时令——中秋赏月，融合在一个画面之中，构成大观园中的一景。想象此情此景，倒“真令人神清气净”。

（摘编自顾平旦、曾保泉《文学、绘画与园林——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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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地摊经济”的“三低”特质让它具有一些独特优势：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排、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失败风险低，船小好摔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城市要有便利的设施、靓丽的外表，更要有寒冬里的庇护、黑夜中的光亮。“琴棋书画诗酒花”固然重要，“柴米油盐酱醋茶”本是最基本的民生考量。特别是在当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中，各地都在狠抓“六稳”“六保”落实，更不应让一些管理方面的顾虑拖累“保民生”的步伐。

成都前段时间就因有序放开“地摊经济”收获点赞。3月15日，成都市城管委发布新规，允许商户摆地排、临时占道经营。成都总府路每到晚上10点，各种美食开始“接管”街道，开启“夜宵”模式。饮食男女们一拨接一拨，试图在餐桌上把2020年被疫情占据的春天“吃回来”。两个月来，不仅保障了近8万人就业，更让餐饮业复工率达到98%。

事实上，国际范儿与烟火气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的。放眼全球，从泰国清迈的周末集市，到美国百老汇跳蚤市场，再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世界各地都有“地摊经济”。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不仅让本地居民直接受益，也让外地游客流连忘返，有些集市还成了世界著名的打卡“地标”。

当然，放开“地摊经济”不意味着一放了之，城市管理也不可缺位。成都去年就开始实行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允许占道经营；同时也明确了安全前提，如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并规定了占道时间。这些细化的举措都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让每个人的小期盼与城市的大情怀交融，让微观的民愿汇入宏观的民生，才能让每个人在城市中体会到更多的归属感，在人间烟火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摘编自《“地摊经济”让城市更有活力》）

材料二

地摊经济指通过摆地排获得生活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势，以前，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一直受城市有关行政部门严监管，因其常存在影响城市市容等问题。2020年，为适应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形势，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示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据有关新动态，目前全国各地区针对地摊经济已经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与规范。随着地摊经济有序发展，同时零售巨头纷纷加入，共同促进地摊经济的转型升级。电商巨头纷纷加入，先后推出了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6月2日京东发布了“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组织超500亿的货源，并提供数亿元进货补贴。新路通还联合京东数科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10万元的无息赊购，预计该计划将服务百万个便利店和百万家地摊。5月26日美团宣布启动“春风行动”百万小店计划，与地方政府联合推出消费券通过引流为小店增收，美团到店综合业务联合本地生活服务商家开展“安心消费月”计划，为复工复产小店提供流量扶持，美团联合金融机构提供了累计209个额度的优惠利率扶持贷款，外卖新开的用户还可获得一个月免息贷款。5月29日，阿里巴巴发地摊经济扶持计划，将在1688网站推出“地摊批发专区”，并提供超过700亿元免息赊购。阿里1688将全部通过工程直供的“新批发”模式触达“摊主”。

（摘编自《京东苏宁美团等企业助力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材料三

当前“地摊经济”在一些地方热闹起来，这固然有其生存发展的价值，但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定位，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旦脱离实际，一哄而起、盲目跟风，就会适得其反，“蚕食”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

城市治理也如同烹小鲜，必须精准施策，用心用情。特别是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而言，精细化管理方是正道。目前，各大一线城市均未盲目跟风，也没有发布所谓“地摊地图”，一些城市更明确对乱摆摊说不。这是清醒的。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无论摆排设点还是社区环境，都关乎市民生活品质，关乎市民良好体验。无论扰民现象还是交通拥堵……看似不是大事，却都与民众生活休成相关。因此，城市治理须下足绣花针般的功夫。当城市治理像绣花一样精细，让城市的“主动脉”通畅、“毛细血管”发达，各个“器官组织”都能听“脑”指挥，这样的城市显然更宜居，更有舒适度。

“地摊经济”如果一哄而起，各个城市多年积累的精细化管理成效就会功亏一篑。其利弊得失，须细加研判。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如何保民生保就业，最根本的，恐怕还是要在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等方面加大力度。近日，北京市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年底，且每个月都有各类消费节，这是值得各地借鉴的。

梁思成先生说过，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对待它，它会生病的。显然，惟有构建科学高效的治理之道，城市才能更健康。简单的一哄而起，必然导致一哄而散，这是需要避免的。

（摘编自《央视热评：“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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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王安石的变法是一次伟大的政治实践。我们不能因为皇权制度的束缚和一时的成败，就彻底否定这次改革。“失败者”王安石，其实有一个更准确的大历史定位，那就是“探路者”：他的变法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历史，也为千年之后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王安石对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有哪些影响呢？

首先，“变法”的失败，让南宋之后的思想家们对王安石的改革路径进行反思。比如朱熹，他觉得理想的改革者，必须既是最顶级的学问家、思想家、政治家，同时还要有稳定的、不受干扰的政治环境。这些条件想要完全具备，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改革者来说，更现实的做法是什么呢？理学家的回答是“必有《关雎》《麟趾》之意，方可以行周官法度”。也就是要先从基层做起，通过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建立起一套普遍的社会共识和社会秩序，一代代人前赴后继，这才是能够长期持续并真正产生实际效果的“变革”。因此，南宋以后，理学家们特别重视办书院、建祠堂、搞童蒙教育，把儒家的忠孝节义、家国情怀向普罗大众输送，与基层社会进行更紧密的结合。

其次，王安石变法重在“道理”二字。北宋中期，王安石、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这些思想家们将“道理”二字的内涵阐述得丰富且深刻。所谓“道理”，既包括自然的法则规律，也包含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情感，同时还包括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标准与规范。这些思考探索，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声，启发了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后世的哲学家；又通过西方传教士的转译，间接影响到了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对于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产生推动作用。

最重要的是，它让“天理”“良知”这些哲学概念，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深处，成为现代人三观的基石。今天的中国，可以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却有着共同的道德意识和家国情怀。如此既可以避开宗教的非理性因素，又能建立起类似于宗教的，甚至比宗教更强大的群体凝聚力。所以说，王安石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行动，给中国文明深深地扎了一个根子。

最后，王安石变法埋下了一颗变革的种子。王安石仿佛是一个“穿越者”，在他的时代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认同，但是他把“变革”这颗种子埋了下来，在大历史的演变中不断地积蓄势能。

晚清时期，保守的政治与思想文化越来越难以压抑中国社会中累积下来的深刻矛盾。这时候大家回顾王安石，忽然发现他的政治经济思想与国家治理观念，与近代西方探索出的很多发展路径不谋而合。比如通过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由国家主导金融信贷、政府对市场的管控、基层社会的网格化管理……这些在传统社会被士大夫们视作异端邪说的治理手段，到近现代却成为司空见惯的模式。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用他的变法，揭示出一个朴素却又深刻的道理：并不是“存在即合理”，而是“变革才合理”。变革并不一定能带来最好的结果，但变革作为一种态度和方向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的中国，经历了浴火重生的蜕变，所谓“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王安石种下的这颗种子，经过千年历史的浮沉涵养，终于开花结果，也让我们对未来抱有更多的信心和期待。

（摘编自雷博《“失败”与“探路”：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政治学研究》）

材料二：

庆历七年，王安石以大理评事出任明州鄞县知县。这是他第一次主政一方。到任后，王安石积极整顿田赋，增加官府财政收入；在青黄不接时，将县库存粮低息放贷给百姓，待秋收后加息归还；还改差役为雇役，要求各家各户联保，维护社会治安。这些举措大多成为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推出改革措施的蓝本。

嘉祐三年，王安石写就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封上书引起了时为皇子的赵顼的注意。有进取心的皇子迫切想要改变宋廷之困，当他注意到满腹经纶、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后，感觉终于找到了一位治世能臣，可以辅佐自己谋求变法。治平四年，宋神宗继位不久，就问“安石今在甚处”。

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拉开熙宁变法帷幕。两年后，王安石上书《乞改科条制札子》，熙宁兴学鸣锣登场。熙宁兴学的主要内容概括而言：一是改革学校制度，创立太学“三舍法”；二是改革科举制度，罢废明经诸科，增加进士取人额；三是编订《三经新义》，统一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内容；四是整顿地方学校，发展武学、律学和医学等专科学校。王安石期待通过施行以上举措，能够培养出“经世务”的优秀人才。为此，他不惜与群臣激辩，甚至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场兴学运动对官学教育的改革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赵龙《王安石：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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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国古典戏曲有着独特的美育范式，戏曲舞台上表现出来的声腔和形象，因可愉悦感官心灵，又能感化人心而彰显出重要的美育价值。勃兴于元明的古典戏曲几经历史演化，逐渐形成并突出了两种美育功能：和心悦性之“陶情”与礼乐教化之“风教”。

“陶情”是古典戏曲美育传统的主题之一。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演形式，经过高度提炼后，在戏曲舞台上呈现出华丽的角色造型、精彩的“唱念做打”和曲折的戏曲冲突，无不激发观众看戏、听戏和品戏的兴趣，促成他们在感官继而在心理层面产生基于审美共识的情感共鸣。在创作与鉴赏的相互依存关系中，戏曲和心悦性的美学价值被强调，并将戏曲的情感力量化作“以美育人”的媒介，完成了古典戏曲美育的审美实践。“风教”也是古典戏曲美育功用的体现。古典戏曲于内容上秉承了“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从而在基调上确定了“厚人伦，美风化”的美育宗旨。劝善惩恶、辨明是非、弘扬忠孝等，皆是古典戏曲呈现“教化”意义的美育主题。以“美风化”为文化使命，古典戏曲也完成“劝使为善，诫使勿恶”的德育实践。

通过文本呈现、声律传唱以及舞台传播，古典戏曲借“陶情”与“风教”功用，提供了一个理解戏曲审美文化的模本，使得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美育范式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能够得以延续。

戏曲承载教化意义的天然功利性能够被持续性地激活潜藏能量，主要源于因变则通、因通则久，在通与变并行的演进逻辑中，持续绽放着艺术魅力。通者，指千古不变之精神传统。古典戏曲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各类剧目中至今仍蕴含的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之时代价值，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也是国人生成并坚定文化自信心的理论基石之一。变者，指依时代语境而适时更新的美育内涵。基于映射不同时代民族精神的问题意识，古典戏曲的美育内涵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封建王朝时期，戏曲美育的路径选择是高台教化。在抵抗外辱和寻求民族出路的抗争时代，戏曲美育观则立足思想启蒙立场，宣扬“启蒙”与“救亡”精神。20世纪80年代以降，以曲美育的首要目标已经被提升为追求戏曲的艺术美，尤为注重传承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进入数字化时代，如何利用新媒介的影响力，让古典戏曲走进课堂、走向大众，弘扬并传播其艺术魅力，又成为当前戏曲美育的重要课题。

戏曲美育如何通过弘扬民族文化使命的合法性，在新的时代语境里焕发新的生机？通过“回头看”，我们可以从戏曲文化的积淀和传承中获得文化自信，但最根本的美育任务，还在于“向前看”，即植根传统而在成就上总结，在总结上批判，在批判上创新，以适应新时代中国文化美育体系建构的需要。简单地说，“回头看”和“向前看”分别指向古典戏曲的自信与创新问题。

古典戏曲流传下来大量经典作品，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基因的延续，保护和传承这些经典戏曲作品，一则可明确与坚定戏曲文化自信的方向，二则可凸显传统伦理价值观，恢复泛审美时代日益消融的人文精神，从而承担起育新人、展形象的美育使命。当今社会，考量并重估经典戏曲作品的当代价值，还应具有反思意识，充分考虑到戏曲美育传统能否被容纳进新经验中进行传递，过去的现实关怀能否在这个时代引发共鸣等现实问题。在经典作品既往道德评判的价值标准上融入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正是“文化自信”命题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求。

（摘编自刘玲华《文化自信与古典戏曲美育观的理论重构》）

材料二：

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化也许可以类比汉赋到唐诗，唐诗到宋词，宋词到元曲，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学高峰，但是各个时代之间又有一种文化精神的血脉流淌始终。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戏曲”是否也有可能转化为具有当下审美品格的“现代戏曲”呢？历史地看，无论文学艺术的哪一个门类，转化就是发展，创新就是继承。

形态有变，基因永恒。

我们在强调文化自信的同时，还应该强调文化自省。自信是底气、是根基；自省是扬弃、是创新。在社会形态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转变之际，提炼于过去生活生产方式与情感交流方式的传统戏曲，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突破这一瓶颈不是简单地批评时代、抵制创新，而是在承认传统戏曲程式系统于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存在局恨性的同时，想方设法完成创作思维的转变，通过实践，实现中华戏曲艺术发展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古典音乐可以转化为现代音乐，古典舞蹈可以转化为现代舞蹈，西方的古典歌剧可以催生出现代音乐剧，中国传统戏曲也有可能孕育出现代戏曲。

（摘编自罗怀臻《文化自信与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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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搭乘短视频的东风，加速“破圈”，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使得大众通过掌上小屏就可感受到传统文化之魅力。以往“曲高和寡”的传统文化，何以能通过短视频实现“以文化人”，获得众多人的青睐？

只有不断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新故事，并与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紧密融通，实现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消弭传统文化与时代的历史距离、与人民群众的心理距离，才能真正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短视频时代焕发出强劲生命力。传统文化类短视频通过故事情节所传递的价值观念，不断引导当代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传统文化类短视频还具有文化传播与价值观传承的功能，通过对传统文物的介绍、对古代文明与传统价值观的应用，在镜头的讲述中增进用户的理解与认同。

短视频的普及，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审美主体，呈现出大众性的特点。在时间层面上，传统文化类短视频把过去与现在相连，将过往的经验与记忆以短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在当下不断触动用户的情绪，引起用户的回忆，并引导用户重新关注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被逐渐淡忘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上，传统文化类短视频的叙事与当下传播社会大众共同经历相结合，构造出一个具有共同经验的意义空间，并通过角色、情节等来影响用户的情绪，拉近用户与用户、用户与视频之间的心理距离，达到共情效果。

此外，“雅”作为传统文化的独特美学特征，在短视频时代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快节奏的生活使人向往慢节奏的田园牧歌、卧听风雨。传统文化类短视频将生活的细节凝练在视频故事之中，并于细微处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生活观念，以慢的镜头诗意般呈现平淡生活，不断吸引着众多快节奏生活的用户驻足观赏。有的传统文化类短视频以固定的镜头，记录缓慢的生活节奏与朴素的生活气息，展现出“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思想，满足了人们返璞归真的心理期待。传统文化本身富含“雅”的意象，通过短视频营造的“雅”的虚拟空间，成为大众寄存精神的“桃花源”。

（选自刘文辉《优秀传统文化短视频何以“破圈”传播》，《光明日报》2023年5月7日）

材料二：

文汇报：眼下我们正进入一个流量时代，过度追求流量会造成短视频的低俗化粗鄙化，但是没有流量也会导致好作品难以传播，你怎么看待质量和流量之间的关系？

王国平（国家一级导演、首届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我的职业生涯起步于电视时代，有些意识可能是根深蒂固的，比如信奉艺术至上，比如坚持底线思维。在相当长的拍摄与制作生涯中，我一直在各种类型的节目中展开艺术探索，践行艺术理念，不愿意为了收视率而滑向泛娱乐化。在我看来，一味追求流量，创作终将走进死胡同；只有精益求精，才能使作品拥有长久的生命力。短视频虽短虽小，但它并非只能是爆米花式的快餐文化，它也能成为色香味俱全、营养丰富的精神文化大餐。

不可否认，刷短视频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休闲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流量是一种诱惑，但同时也意味着责任。

文汇报：既然人人都爱看短视频，那么就需要更多像你这样专业的创作者创作出更多有审美价值的作品，来润物细无声地滋养大众。从你的经验来看，短视频美学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如何提升短视频美学？

王国平：短视频不能仅仅成为大众的狂欢，它也是今天一种相当主流的大众文化传播方式，是应该有美学追求和美学样貌的。

短视频一旦陷入对流量的沉迷与追逐，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我并不排斥流量，相反，对于那些流量高的作品，我也会关注，并且从专业的角度去分析。实际上，短视频是可以做到既有流量又有质量的，比如李子柒和意公子，就是两个成功的例子。

李子柒是将草根性、实用性、符号性、理想性和审美性融于一身，其中草根性是指她的出身，实用性是指她的视频内容，符号性是指她本人成了真实和虚构合二为一的东方美食和传统工艺的符号，理想性是指她向大众展现了一个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景象，审美性则是指贯穿始终的中国古典美学元素，使得她的短视频在视觉呈现上像一首诗，像一幅画。

意公子做的则是古典文化普及类的短视频，她能够脱颖而出，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她是从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来讲解古诗词的，这使得她的短视频能够与人心产生共鸣，她讲解的苏东坡的爆款就是这么产生的。同时我注意到，她的短视频也在不断地迭代，比如原来是室内拍摄，后来也开始有了外景，等等。另外从作品气质上看，如果说李子柒是唯美，那意公子就是洒脱。

我的体会是，意境的点染与铺排对于短视频影像美学提升非常重要，而这方面，专业人员是有优势的。现在很多业内人士因为对短视频的低俗化粗鄙化颇有微词，从而远离短视频，既不研究也不创作，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选自《日益草根化的短视频，需要搭建美学阶梯》，《文汇报》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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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毛泽东勇立潮头。他在橘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了《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再一次回应了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随着岁月的流转，有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战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毛泽东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1958年年底，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就个体而言，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儿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引入中国，对中国考古学产生较大影响。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等讨论了考古学研究中理论、方法和材料三者相对重要性的问题。他们认为考古材料只有在理论和方法充分完善的情况下才能被了解。这意味着，考古材料的意义和重要性取决于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而各种方法是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和手头材料来进行选择和开发的。对于当代高水平的考古研究，理论预设性引导和问题科学性设计就变得极其重要。

考古学就本质而言旨在研究古代未知名者的遗存，这些物质遗存更多体现了古代先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经济状况，并有助于人们追溯它们的历时发展。由于证据的物质性特点，考古学家只能对它们的含义作出一般性推断。加上这些证据常常是残缺不全或碎片化的，所以需要不断优化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来提炼各种信息，以便对这些无言的物质材料作出科学解释。

由于研究对象的性质与特点，考古学不可能提供与文献资料完全相同的信息，但是可以在探究人地关系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上大有作为。在中国当下的上古史重建中，考古学根据自己材料的特点和理论、方法的创新来探索这门学科最擅长的领域，并在不少专题研究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测年技术的发展使得考古学能够更加仔细地观察文化变迁；环境考古学能够帮助考古学家详细了解生态变迁和人地关系，以及复杂社会兴衰的经济基础；人工制品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各种器物的生产方式、专业化程度以及制造、使用与分配；分子人类学能够提供基因的流动、古代人群的血缘关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信息……

当今考古学提炼的这些信息已基本上能够独立重建史前期和上古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加上文献证据，就能够为这种历史重建提供更加清晰的图像。中国学者近年来十分重视并引入了国外考古学的一些技术，多学科交叉的趋势正在加强，这给理论的预设与方法的完善提供了支持。

（摘编自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

材料二：

对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离不开理论的引导和问题的设计。借鉴国外考古学的理论与技术，立足于中国实际，我们认为，由文化谱系、族属谱系和基因谱系相结合的“谱系法”理论，是研究中国古史较为可行的路径之一。文化谱系，就是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和演变传承。族属谱系，就是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族属类型和演变传承。基因谱系，就是通过对当前人类DNA序列的分析，推断祖先的DNA类型，并研究其演变传承。在文化谱系中，一定时期居住在特定自然环境里的人们共同生活，密切交流，会形成共同习俗甚至语言；而在族属谱系中，血缘关系则应当是远古人类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的天然纽带。因此，理论上文化谱系和强调血缘认同的族属谱系就存在相互对应的可能性。某族与邻近区域其他族群相互交流，可能形成相似的文化，但由于婚姻、交往、征服、迁徙等各种原因，属于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居民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族，不过其中总有一族占支配和领导地位。

当然，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出现了国家社会，“按地区划分国民”的情况越来越多，血缘关系自然会受到削弱，但以血缘相维系的族属认同不但不会消失，而且还有可能在不同族群的碰撞刺激中得到加强，统治者的族属认同更是如此。统治者还可能通过扩张、移民、封建等手段，不但将其族属认同，还将与族属相对应的文化扩展到更广大的地域，从而使得早期国家的核心和主体区域成为统治者族属和与之对应的强势文化的分布区，四周则为从属族属和与之对应的弱势文化分布区。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记载的晚商王朝的王畿、四土、边疆方国，与殷墟文化中心区、亚文化区和文化影响区范围基本对应；金文和传世文献记载的西周王畿、封建诸侯国、边疆地区，与西周文化中心区、诸侯文化区、文化影响区范围基本对应，足证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的对证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可靠可行的。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为推断祖先的DNA类型提供了科学依据。搞清楚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的遗传距离，从而建立晚商以前的基因谱系，不再只是一个梦想。将其与文化谱系、族属谱系结合，一定会取得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但基因谱系确定的只是相应人群的血缘关系，而非文化关系，族属虽基于血缘，但更能体现文化，因此不能将基因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就如同不能将文化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一样。

没有理论的引导和问题的设计，只是将某地的重要发现和传说轻易对应，无视考古年代和其他地区的同类传说；或者将某个基因溯源结果和传说时代某“祖先”轻易挂钩，无视这些“祖先”的族属、文化属性，都不是对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应该提倡的做法。

（摘编自韩建业《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方法》）

材料一：

①如今，诗歌公众号已经成为不少人晚间精神生活的一个私密角落。“为你读诗”与“读首诗再睡觉”可谓其中的佼佼者。前者的简介是：“为你读诗，给灵魂片刻自由。每晚10点，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诗意生活。”后者是：“订阅我不一定能除皱，但一定可以防衰老。每晩10点，为你读首诗。

②这些诗歌公众号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两大要素：功能的有效性与私人时间的约定。于是既保证了“意义”这一功利主义的必然追求，又承诺了异化劳动之外的个人自由时间。此二者显然构成悖论，但是在诗歌公众号中得到了统一。

③在追寻、阐释、实践这种高级意义的过程中，诗歌公众号推崇的“诗意”美学风格逐渐成形。理想、自我、情感成为诗歌公众号挚爱的主题。它们选择的诗歌，倾向于凸显浪漫主义风格，将诗意和自然意象密切联系，草木、花朵、星光……这些词汇频繁闪现，编织出一个消费主义时代的田园之梦。在公众号主播优美的朗诵声线中，虚拟性的诗意空间被建立起来。诗歌公众号决心要“反抗焦虑”，试图给出一种温柔平滑的夜之抚慰。人们借助对诗歌商品的消费，将美与生活建立了切实联系，达到自我愉悦。

④有批评者认为诗歌公众号对诗歌发展的多元生态是不利的。但欲使大树开枝散叶，首先需使其成活；同理，想让诗歌有一个多元发展的生态，首先需打破诗歌圈固化的僵局。诗歌公众号的流行，也可以视为诗歌不死的一个标志，看上去日益小众化、圈子化的现代诗歌，在新媒体全面介入后，成为了流行之物，被广大受众消遣。在诗歌公众号培养一批诗歌爱好者之后他们必将分流分享，成为专业读者甚至创作者，促进多元诗歌生态的形成。

⑤流行之物总带有一定的导向性，诗歌公众号在选择诗歌时，既要保持诗歌的审美品位，又要兼顾大众的阅读期待，同时还要将诗歌包装为文化产品。这种打造方式是否会拉低大众的审美？不可忽视的是，充分包装在降低读诗难度的同时，确实也限制了对诗歌更为自主的理解。为了迎合大众审美，诗歌作品大同小异，变成了浅显的“金句”。但幸好大众审美并不是被动的，它是一个会自省、会生长的有机体。如果心灵鸡汤风格的抒情诗过分泛滥，消费者也会审美疲劳弃之而去。

⑥诗歌公众号会不会割裂诗歌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以近期引发热议的“新疆棉花事件”为例。一些国外服装品牌发表了不再使用新疆棉花的声明，“为你读诗”微信公众号发布以“新疆：一场邂逅，就足够美丽”为题的特别推送，呈现诗人和作家笔下的大美新疆。这些推送以文艺的方式有效回应了现实。

（摘编自何瑛《晚上10点的微信读诗，为什么吸引人？》）

材料二：

①诗歌在社交媒体的火热发展固然可圈可点，但火热的背后理应给予冷静的思考。

②首先，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下，诗歌的商业化现象不可避免，主要表现为资本进驻与广告投放。“诗意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数字幻境，除去第一条推送，诗歌公众号剩下的内容均是以“诗意”为名的商品营销。正如阿多诺所言：“文化工业为了追逐利润和文化的同质性，不惜剥夺‘本真’文化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协商方式，使其丧失了‘说不的勇气’。商业化的过程导致了‘本真’文化的贬值，通过将它变成待售商品的方式降低了准入的门槛。

③其次，诗歌变得娱乐化。在社交媒体中，长久压抑的诗歌在自由、自我的媒介语境中得到释放，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有一种“快感”重拾的体会，这种“快感”的失而复得驱使受众对诗歌进行过度消费，诗歌被娱乐化为一种日常的消遣。特别是诗歌与明星的结合，加重了诗歌的娱乐性质，使诗歌被当成日常生活的娱乐符号被受众消费，忽略诗歌内容、深层意义，而去消费读诗的明星，或者仅是对读诗人的声音进行消费。

④诗歌依托社交媒体得到推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让诗歌重新回归生活的中心却也使诗歌陷入“庸俗化”的陷阱。作品不再按照年代、流派等标准划分，而是被拉到了同水平，成为均质、庸俗的内容物。它们能否出场，取决于是否与当下生活状况乃至舆论热点相匹配。诗歌创作与传播的“把关人”缺失，导致诗歌作品主题分布不平衡、质量良莠不齐。除了付费阅读的诗歌专辑外，诗歌公众号中每天一篇诗歌主题的选择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寻，无论是读诗的人还是诗本身的质量都得依据不同受众的喜好具体分析。这实质是一种将诗歌庸俗化传播的表现，是一种对受众心理的顺从。换言之，诗歌公众号并没有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或者通过对某一类诗歌的传播达到一个效果，其只是做诗歌的搬运工，这样就很难保证传播的质量。

（摘编自柳家旺《社交媒体中的诗歌传播研究》）

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的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微善，真性情。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或心智锐敏，或性格刚烈，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待人谦和，且品行坚韧，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每个人在特定时代中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在同一个时代，有人慨叹生不逢时，有人只愿安分随时，有人深感生逢其时、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