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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引入中国，对中国考古学产生较大影响。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等讨论了考古学研究中理论、方法和材料三者相对重要性的问题。他们认为考古材料只有在理论和方法充分完善的情况下才能被了解。这意味着，考古材料的意义和重要性取决于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而各种方法是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和手头材料来进行选择和开发的。对于当代高水平的考古研究，理论预设性引导和问题科学性设计就变得极其重要。

考古学就本质而言旨在研究古代未知名者的遗存，这些物质遗存更多体现了古代先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经济状况，并有助于人们追溯它们的历时发展。由于证据的物质性特点，考古学家只能对它们的含义作出一般性推断。加上这些证据常常是残缺不全或碎片化的，所以需要不断优化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来提炼各种信息，以便对这些无言的物质材料作出科学解释。

由于研究对象的性质与特点，考古学不可能提供与文献资料完全相同的信息，但是可以在探究人地关系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上大有作为。在中国当下的上古史重建中，考古学根据自己材料的特点和理论、方法的创新来探索这门学科最擅长的领域，并在不少专题研究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测年技术的发展使得考古学能够更加仔细地观察文化变迁；环境考古学能够帮助考古学家详细了解生态变迁和人地关系，以及复杂社会兴衰的经济基础；人工制品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各种器物的生产方式、专业化程度以及制造、使用与分配；分子人类学能够提供基因的流动、古代人群的血缘关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信息……

当今考古学提炼的这些信息已基本上能够独立重建史前期和上古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加上文献证据，就能够为这种历史重建提供更加清晰的图像。中国学者近年来十分重视并引入了国外考古学的一些技术，多学科交叉的趋势正在加强，这给理论的预设与方法的完善提供了支持。

（摘编自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

材料二：

对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离不开理论的引导和问题的设计。借鉴国外考古学的理论与技术，立足于中国实际，我们认为，由文化谱系、族属谱系和基因谱系相结合的“谱系法”理论，是研究中国古史较为可行的路径之一。文化谱系，就是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和演变传承。族属谱系，就是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族属类型和演变传承。基因谱系，就是通过对当前人类DNA序列的分析，推断祖先的DNA类型，并研究其演变传承。在文化谱系中，一定时期居住在特定自然环境里的人们共同生活，密切交流，会形成共同习俗甚至语言；而在族属谱系中，血缘关系则应当是远古人类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的天然纽带。因此，理论上文化谱系和强调血缘认同的族属谱系就存在相互对应的可能性。某族与邻近区域其他族群相互交流，可能形成相似的文化，但由于婚姻、交往、征服、迁徙等各种原因，属于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居民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族，不过其中总有一族占支配和领导地位。

当然，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出现了国家社会，“按地区划分国民”的情况越来越多，血缘关系自然会受到削弱，但以血缘相维系的族属认同不但不会消失，而且还有可能在不同族群的碰撞刺激中得到加强，统治者的族属认同更是如此。统治者还可能通过扩张、移民、封建等手段，不但将其族属认同，还将与族属相对应的文化扩展到更广大的地域，从而使得早期国家的核心和主体区域成为统治者族属和与之对应的强势文化的分布区，四周则为从属族属和与之对应的弱势文化分布区。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记载的晚商王朝的王畿、四土、边疆方国，与殷墟文化中心区、亚文化区和文化影响区范围基本对应；金文和传世文献记载的西周王畿、封建诸侯国、边疆地区，与西周文化中心区、诸侯文化区、文化影响区范围基本对应，足证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的对证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可靠可行的。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为推断祖先的DNA类型提供了科学依据。搞清楚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的遗传距离，从而建立晚商以前的基因谱系，不再只是一个梦想。将其与文化谱系、族属谱系结合，一定会取得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但基因谱系确定的只是相应人群的血缘关系，而非文化关系，族属虽基于血缘，但更能体现文化，因此不能将基因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就如同不能将文化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一样。

没有理论的引导和问题的设计，只是将某地的重要发现和传说轻易对应，无视考古年代和其他地区的同类传说；或者将某个基因溯源结果和传说时代某“祖先”轻易挂钩，无视这些“祖先”的族属、文化属性，都不是对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应该提倡的做法。

（摘编自韩建业《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