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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晚清北京街道受战乱及财政状况恶化影响，长期失于修治，路况脏乱不平，不少人批评道： “道路之污秽不洁、倾仄难行者，以京师为最。”1898年，各国公使知照总理衙门，希望“将京城道路仿照西式，一律修整”，并声称如不亦理，将“自立公会，张议代修，自设巡捕，自收路税。”为避免路权旁落，变法期间，光绪帝谕令征集改造意见，主张西法者认为西式马路是富强的根基，主张古法者担心仿西法改造会扰乱礼制，有违伦理，最终皇帝采取中式石路与租界马路型制相结合。1902年清政府成立内城工巡局， “先修路，后巡捕及公共卫生”。1906年，工巡局合并至民政部下，路政进一步专责化并兼自来水、医院等公共工程。从1904年到1911年，共修整街道82条。修成后时人称道： “城中街道宽广，马路喧闻。近年建筑马路，四方通达，交通之具，旧惟肩舆骡车，近则马车、人力车咸备。文武衙署、大小学堂及王公府地、各国公使馆，错置其间，而市廛亦甚繁盛。”

——摘编自杨剑利《清末北京街道改造的兴起：论争与实践》

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不仅表现为对某一君主、某个朝代的认同，还表现为对超越朝代的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通称——“中国”的认同。自称“中国”者不仅是那些汉人主导的政权，也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材料一   契丹人受其先祖鲜卑人影响，建国之后，为了表明政权的合法性及其重要地位，自称“炎黄子孙”，开始以“中国”自居。同时，仍然称宋朝为“中国”。他们强调夷人懂礼即是“中国”，并不反对汉人懂礼也是“中国”。到辽圣宗（983—1031年在位）后期又自称“正统”。在自称“正统”的同时，仍然继续称宋朝是“中国”。

金人进入中原后，亦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理论，自称“中国”，也没有将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辽金时期，实际上萌生了多元正统意识，即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或称“大中国”意识。

——摘编自赵永春《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清代（1840年以前）在经济上比唐、宋、明都有较大的发展，在边疆版图、对外关系、文化思想等方面更为显著。但与同时期西方相比，发展相对缓慢，其原因主要在于传统的影响。总之，清代（1840年以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积极、消极并存。

——摘编自杜家骥《论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