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材料一   公元780年，唐朝杨炎实行两税法，“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主持兴修农田水利等工程，优先雇用贫苦人家，让贫困者通过劳动解决贫困和温饱问题。南宋董煟编撰的《救荒活民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研究荒政问题的专著，总结了之前历代救荒赈灾政策的利弊得失。南宋朱熹首创“社仓法”，以州郡若干常平米为谷本，夏季借贷于民，入冬征还，每石取息二斗。明代林希元在《荒政丛言》中主张把民户分为极富、次富、稍富、稍贫、次贫、极贫六等，极富之家要扶助极贫之家，次富之家要扶助次贫之家，“稍富不劝分，稍贫不赈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将扎风筝的手艺传开，使鳏寡孤独、老幼病残皆可自食其力”。

——据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高永建《中国历代社会救济政策之研究》等整理

材料二   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是欧洲饥荒的高发时期，但1650年以后英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饥荒。英国得以率先走出饥荒，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有效的社会政策功不可没。其政策包括平抑谷价、打击囤积居奇的投机商、禁止谷物出口并组织谷物进口等。《济贫法》包含三要素：为老弱病残者发放津贴、打击身强力壮的流浪汉、安置穷孩子学徒。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农业革命从16世纪中叶开始并持续到18世纪，推广轮作制、引入肥田作物及一系列新技术，这使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都有大幅增长。英国的经验表明，要克服饥荒，粮食的公平分配是必要的，但食物的有效供给，即农业生产的发展更为重要。

——摘编自向荣《历史的延续与变迁》

材料一   19世纪末，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前将其名为《天演论》……“自此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进化论思想从传入中国开始，就被带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加上19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民族与社会危机，使中国人越来越推崇进化思想，将之视为社会的普遍“公理”。梁启超在他的《自由书-豪杰之公脑》中就说：“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也，既竞争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之公例也。”这种思想僵化了人们的思维，进化历史观的单向进步发展思维，也使得中国人更加热烈地追求未来的理想社会。

——摘编自赵静《“五四”前后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内容及其影响》

材料二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社会达尔文主义曾在欧洲的一些社会圈子里——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知识分子之间——广泛流传。在国际政治上，各帝国之间的竞争鼓励了军事化和对世界依照殖民势力范围进行划分。当时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读更侧重于物种间的竞争而非合作。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纳粹德国的领土扩张和种族灭绝政策有重要影响。

——据《全球通史》等

材料某学者总结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地域分布变化，如下表所示：

——摘编自刘静《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

材料一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工厂制度的建立，大量人口涌入新的工业中心。……在找到工作后，工人们却发现工作时间很长，一天工作16小时稀松平常。当工人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将这一改变看作一件幸事。如果仅仅是工作时间超长也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其实与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间相仿，但是在习惯工厂的纪律和适应机器生产的单调乏味方面工人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随着工厂的汽笛声上下班，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在场监工的严格监督下。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作和休息有了明确的时间限制，休闲也逐渐从随意休闲发展成为定时休闲。此外，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工厂开始实行法定周末假日，使工人定时休闲的时间有所增加。工业革命以后，人们的休闲生活也逐步摆脱了宗教色彩，餐饮娱乐休闲、文化休闲、演艺观赏休闲、体育休闲和旅游度假观光等多种休闲娱乐方式共同发展。工业革命以后政府禁止和取缔了有碍社会治安的粗野娱乐，议会通过许多法案，扶持健康有益的休闲活动项目；为足球、拳击格斗等运动制定了完善的比赛规则，以更加文明、理性的方式在固定的场馆举行。许多以前只有贵族才能享受的休闲生活在工业革命期间逐渐走进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中。19世纪，英国人的休闲生活已经与整个商业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赵虹《工业化与休闲生活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