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材料一：人是在他人的目光中生活的，人无法认识自己，只能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认识自己。人不能孤独地生活，人必须与他人共同生活，因此人一生都是在他人的评价中生活的。

——萨特

材料二：每一个人首先是，并且实际上确实是寄居在自身的皮囊里的，而不是活在他人的见解之中。

——叔本华

以上材料富含人生哲理，步入高二的你，对此有何感悟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诗一定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古典诗歌自始即以其能予人直接的感发之力量为最基本的特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看到外界的景物情事使内心感动，然后用诗歌表达出来。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可见钟嵘所认识的诗歌，其本质乃是心物相感应之下发自性情的产物。使人心动的，除了外在的、大自然的景物外，人世间的死生离别更加使人心动。如杜甫写在天宝乱世年间的诗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你看到沿途有饿死、冻死的人，难道不会去关心吗？所以，作诗的真正动机和兴起，可以使人对宇宙万物、社会产生一种关怀。

诗歌的吟诵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诗词是一种美文，它包括了形、音、义等几个方面，所以诗词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语言有四声——平、上、去、入。这种单音独体是我们中国语言的特色。因此，诗歌有平仄和结构，有一种独特的声调。而这个平仄的结构和声调，不是古人生编硬派给我们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诗经》大多是四个字一句，就是因为我们独体单音的语言，四个字一句才能够表现出仄仄平平、平平仄仄的声调和节奏。《诗经》里的第一首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两字一停顿，才有节奏，而这个节奏是我们中华民族语言的基本节奏。所以，不管是五言诗还是七言诗，原则上是两个字一个停顿，如“国破山河在”，是二二一的停顿。“相见时难别亦难”，是二二三的停顿。这种停顿，是诗词最基本的节奏。中国的传统诗歌吟诵是结合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特色，经过一个必然的、自然而然的演化过程所形成的一种音调，虽然现在听来会觉得奇怪甚至单调，但它却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因此，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吟诵很重要。

读词背诗，要懂得它所隐藏的深厚内涵。我们来欣赏一首李白的作品《忆秦娥》。这首词写于唐朝由盛而衰的时候——天宝之乱。中国的诗词讲究出处，字字有来历。“秦娥”出自汉朝的一首乐府诗：“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因此秦楼上的女子秦娥就代表着美丽的女子。李白的这首词看起来是一首寻常的描写相思怨别的词，可是它写在天宝的安史之乱之时，其中就有了深意。这部作品带给了我们非常丰富的联想。“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听到那吹箫的声音，像哭泣一样的呜咽，那楼上的女子，每当月明的夜晚，就怀念起那个远离她的人。“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灞陵是首都长安送别人的地方，有人要远行，就到灞陵道别。可是这首词中让人怀念的人，可能不是指爱人，而是逃难到西蜀的唐玄宗。“乐游原上清秋节”，乐游原是长安郊外的一处草原，乐游原到了凄清冷落的秋季，越发惨淡。“咸阳古道音尘绝”。从长安出发，在咸阳古道远行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回来。玄宗到了四川，“音尘绝”，留在长安的诗人或百姓心断望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凄清冷落的秋天，在夕阳残照之下，一阵秋风吹过。“汉家陵阙”，是我们大唐汉民族的陵墓，是我们的宫阙。从最后的两句可以看出，这不是普通的描写男女相思怨别的词。在这首词里，有诗人对国家危乱的无尽悲哀和无限感慨。所以，读诗词不只是“入乎耳，出乎口”，只会背就算了。你要知道那首诗写作的时代、写作的背景，你要把它的内容、深刻的感情读出来。

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如此精妙，是因为中国古典诗歌重视心、物之间的兴发感动，由一生二、由二生三、由三生无穷；以内心的感发为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感情而写的，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诗作，依然能够受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诗歌的生命。

（摘编自叶嘉莹《传统诗词到底美在哪儿》）

材料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的重视源于儒家，孔子崇尚道德，孔门四科中“德行”科注重弟子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完善。孔子大约从30岁开始收授弟子，在他的教育生涯中，诗礼乐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被视为达到最高人格境界的途径。如何进行道德修养？《论语·泰伯》中记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指出了道德修养的三个层面，首先应该先学诗，而后以礼来立身，最后用音乐完善人性。

礼乐文明的创立者是周公姬旦，“礼乐”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是社会秩序和谐的标志。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礼乐文化无法适应变革时代的社会要求，礼坏乐崩的局面开始出现，如何对待周代的礼乐文明，也是先秦百家争鸣的议题。孔子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崇尚礼乐文明中蕴含的仁爱精神。同时，孔子也崇尚诗，他甚至把诗与礼乐并立，之于道德修养，孔子甚至认为诗的作用在礼乐之上。孔子认为首要的关键是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将《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视为修身养性的教科书。

在道德修养层面，《诗经》为何受到孔子的重视？从《诗经》已有的篇章记载来看，敬德、爱民、德政、忠孝皆与道德修养有关。“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经》中记述了后稷、公刘、文王等圣君明主进德修业，强调天命降福，修德配命；“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得民心者，得天下，修德应以爱民为根；“明明天子，今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君主要实行德政，非暴力强制，而是通过礼乐文明的典章制度、祭祀礼仪、行为规范等，对人的道德规范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和感染；“既有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出则忠，入则孝，忠孝两全，方能成为道德楷模。

孔子授徒讲学，重视道德修养层面的人格完善，因此他提到，“不学诗，无以言”。《诗经》确实承载了道德修养的积极意义，孔子的“诗教”观也为中国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源远流长，敬德、爱民、德政、忠孝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精神内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成为有志之士的人生理想。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真切感怀，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铮铮誓言，即使在当代，余华、陈忠实、莫言等优秀的作家仍然承载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在生动再现历史现实的同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着自己对国家、对民众、对个体深沉的人文关怀。

孔子论“诗”与道德修养的关系，奠定了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的中国文学的精神文化内核，对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的创作和中国文学思想的传承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

（摘编自房莹《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诗学观述评》）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墨子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毕）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墨子·所染》）二人都强调后天习染和外在环境对人的作用。

孔子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则注重先天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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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针对当代青少年普遍缺乏劳动能力的现象，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的新举措，要求各地开齐开好劳动课。对此，不少人直呼“劳动课回来了”，纷纷点赞；不过，也有人并不理解，认为学校开设劳动课没有必要，还是应当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典文学是中华文化的上游，而古典文学的载体——文言文，是根底，是骨架。不读文言文，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包括文学，我们很难吸收，很难理解。先秦时代是中国文言文形成并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那个时代的文言文虽然离所谓“今古文”还较有距离，但已经为后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汉代华丽的赋体、魏晋风骨、唐诗宋词做了铺垫。应该说，从先秦开始，中华绚烂的文化便和文言文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说，不熟读古文，就不会见识到中文能美到什么程度，也不会领悟古人的造诣能抵达怎样的深度和高度。学习古文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人格修养。文以载道，经典古文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载体。处世为人的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蕴含其中。背诵和学习这些经典古文，对我们的眼界、志气、品格修养的提高大有帮助。

有很多人对学习古诗文有误解，认为学了这些诗文也不能吃，也不能喝，甚至想到是不是还要回到古代那样的生活。我必须告诉各位，其实这是一种功利思想在作怪。当然，读了古诗文，的确可能不能马上看到什么成效，获得什么收益。但是，学习古诗文一个最大的好处在于能涵养一个人的心性并为之奠定坚实的文化底蕴。而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熏陶正是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与自己的先人进行对话的基本途径。现代著名文史学家顾随先生曾经说过：“学古诗文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现代人。”一个人学习了古诗文，能够爱生活、有情趣、平等待人、学会宽容，而且可以获得阅读体验和精神感悟，这无疑是最大的收获。一个现代中国人，没有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从严格意义上讲，尤其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现代人。

（摘编自张胜强《古诗文学习的现代意义》）

材料二：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当人们吃饱穿暖，自然就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古典诗词以短小的形态、精准的表达、高度的思想性、动情的内涵回应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最近，抖音发布的《古诗词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古诗词短视频在抖音上累计播放量达178亿，同比增长168%。无独有偶，来自图书销售市场的数据显示，近几年古诗词图书销量猛增。这些充分说明，在精神文化产品极度丰富的今天，古诗词依旧热度不减。

古诗词中，唐诗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体裁之一。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人们依然能在唐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找到与古人强烈共鸣的情感瞬间。那些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诗句，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大家之所以喜欢唐诗，一方面是因为诗歌本身的节奏韵律十分便于朗诵记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唐诗兴盛的时代极具魅力。历史上的唐朝，风气开放、兼收并蓄，出现了许多英雄和天才人物，涌现出大量诗人、艺术家。现存的5万多首唐诗，基本涵盖了一个中国人所能想象到的生活和情感的全部，再加上高超的艺术水准、高深的思想境界，唐诗因此成为中国古典诗歌领域最为璀璨的明珠，让后来历代人充满敬仰。也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唐诗是中国人情感的最大公约数”。

今天我们如何阅读古诗词？以唐诗为例，许多经典篇目都是诗人在困境中的有感而发，今天我们回顾这些诗句时，不仅要读出诗人们曾经遭遇的困难和挫折，更要读出他们展现的乐观心态。比如，李白在《行路难》中感慨“将登太行雪满山，欲渡黄河冰塞川”，显示出他对前途困难的清醒认识。面对艰难险阻，“诗仙”李白也会有迷茫，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那种豪迈自信之力跃然纸上，令人动容。

我们的诗人没有回避人生面对的困难、遇到的阻力，但是最终释放出来的是希望、理想和前景。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家一读古诗词就能百病皆消。只是希望大家遇到困难时，能够学习诗人的自信、乐观：我遇到了困难，我承认这个困难，我也敢于面对这个困难，并最终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诗里有悲伤、有泪水、有痛苦，还有挫折和烦恼，但最终传递给人们的是希望，是未来，是阳光，这也是许多古诗词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总之，人们对于古诗词的热爱，就在于它能够变成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当你读一首绝句或者律诗时，文字背后的诗意、韵律也被深深印入脑海，使我们看月不仅是月，还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思乡之情；看水也不仅是水，还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情。时代在发展，但古诗词所蕴含的诗意与文化，仍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滋养着我们的精神。

我想这正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所在。

（摘编自康震《古诗词在今天为何热度依旧》）

生活中，常有花式繁多的赞美，你听了非常开心；也会听到各种批评，你很不喜欢。赞美固然让人备受鼓舞，但无原则的赞美又会让人迷惑；批评固然让人倍感沮丧，但批评往往针对个人的实际缺点，针砭现实，让人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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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青春最深情的表白。年仅19岁的戍边烈士陈祥榕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青春不朽的丰碑，诠释了青春的意义和价值。

什么是青春？青春是戍守边疆寸土不让的守护；青春是不惧疫魔逆行出征的勇毅；青春是科研创新披星戴月的攻关；青春是扶贫攻坚日复一日的坚守……这才是青春的本色，这才是真正的青春，这才是青春的全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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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金主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弃疾时年二十三。乾道四年，盗连起湖湘，弃疾悉平之。遂奏疏曰：“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平盗之兵。申饬州县，以惠养元元为意，有违法贪冒者，使诸司各扬其职，无徒按举小吏以应故事，自为文过之地。”诏奖谕之。诏委以规画，乃起盖砦栅，招步军二千人，马军五百人，战马铁甲皆备。经度费矩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立办。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罢。弃疾受而藏之，出责监办者，期一月飞虎营栅成，违坐军制。如期落成，上遂释於。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诏任责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闭粜者配，强籴者斩。”次令出公家宫线、银器，召官吏、儒生、商贾、市民举有干实者，量借钱物，遗其责领运籴，不取子钱，期终月至城下发粜。于是连樯而至共真自减民赖以济时信守谢源明乞米教助幕属不从弃疾曰均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进一秩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没，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节选自《宋史·辛弃疾传》)

2023年，通过淄博文旅部门大力推动，短视频平台裂变式宣传，“淄博烧烤”成为堪比“顶流”的文化IP。每个淄博人都视自己为当地的旅游大使、城市名片，开展了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把为淄博添彩当成共识。国内不少旅游城市争相效仿“淄博模式”，推出各类文旅活动，有的也借势火了一把，但游客们在体验后总有一些遗憾：街头巷尾的垃圾未及时清扫，交通出行不太便利，价格虚高不够亲民，还有出租车司机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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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色彩观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中华民族早于西方一千多年形成了自己的色彩体系，独特的“五色体系”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中重要的文化因子。弘扬色彩文化，丰富色彩的表现语言，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五色体系”形成于两千年前的西周。《尚书》较早有关于“五色”文字的记载：“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缯帛也。”由此可知，所谓五色，即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五色中的青、黄、赤即现代色彩理论中的蓝、黄、红三原色；在有色物质中，白与黑是难以通过其它任何颜色混合得到的颜色，白与黑应归属为无彩色系的原色。西周时又提出“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正色即原色，间色是正色混合的结果。所谓“正色论”即“五原色论”，亦即赤、黄、青、黑、白五原色构成的“五色体系”。统治者视五色为尊贵和权威的象征，用五色规范章服等级制度，服务于社会礼制，对社会秩序进行了色彩美学装饰性的统一，形成独特的惟五色独尊的色彩文化，在世界色彩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反映。

“五色体系”确立，红色被列为“正色”之首。周代章服中，以朱红服饰为尊贵。几千年来，中国人延续了祖先尚红的喜好，红色被视为吉祥、喜庆、革命的代名词，办喜事、过年节、庆丰收等都离不开红色。

“五色体系”成为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紫色不入五色之列，却是间色中地位最高的。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以紫色为章服，大胆穿紫袍上朝，公然挑战五色礼制，以此显示齐国的实力，色彩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孔子是“五色体系”的忠实捍卫者，他从“礼”的规范出发，为最终实现“仁”的目的，反对“以紫夺朱”。紫朱之争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色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可见一斑。汉唐之后紫色被视为代表天帝居所紫微星的色彩，天子所居之地皇宫则对应称为紫宫，明清皇宫称“紫禁城”由此而来。“紫”天、“黄”地、“红”人的“天、地、人”的色彩象征从汉唐始一直影响后世。

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集先秦五行之大成，将阴阳与五行结合形成“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说将五行与自然界中的五方、五音、五德、五官等事物相配属，色彩自然也被对应配属于其中。

在秦朝，黑色是最尊贵的颜色或说是皇家专用的颜色。但凡有重大的祭祀活动，皇帝都要穿黑色的服装。宋以后，黄色象征帝王之位，成为皇室的专用色彩，是皇权的象征色彩，不可僭越。

（摘编自陈向鸿《中国传统色彩美学观念探源》）

材料二   中国色彩观尤其是“五色体系”理论的形成及发展，不仅促使了艺术风格的形成，也广泛影响着当时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仪诸多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东方色彩文化体系。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色彩美学之中。在民族色彩文明史上，两家色彩观记录着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发展过程。

儒家色彩观的一大特色是从“礼”的规范出发，最终实现“仁”的目的，极力维护周朝时期建立的色彩典章制度。儒家把“五色”定为正色，把其他色定为“间色”，并赋予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君、臣、民上下等级关系，色彩装饰不可混淆，更不可颠倒。除了用色彩来规范“礼”这一特点之外，儒家色彩观亦推崇斑斓绚烂的“纯粹”美，追求各色颜色配合相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人山水画审美倾向上。山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人们在江河、亭台、楼宇之中游玩、捕鱼、闲谈，展现出来的是一片平和的静态之美。小说《射雕英雄传》第十三回，郭靖于江上“但见山青水绿，天蓝云苍、夕阳橙黄、晚霞桃红，就只没有黑墨般的颜色”。

孔子极力提倡中庸哲学，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儒家“中庸”观念在色彩上体现为“文质彬彬”的适度的色彩装饰，体现了“配合适宜”的审美价值标准。儒家色彩观的另一主要特色是“比德”，即用色彩暗示人的品德，这一象征性手法在后世中国色彩艺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中国戏剧脸谱色彩，以不同色彩代表不同寓意，暗示剧中人物性格和品德，形成特有的用色程式，如红色表示忠勇，金色表示神秘威武，黑色表示刚直不阿，白色表示奸诈阴险，等等。儒家色彩观把色彩美与“仁”“德”“善”融为一体，在当时是先进的理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道家以黑色为道的象征色彩，认为黑色高居于其他一切色彩之上。道家对黑色的选择本质上是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出发的，是“法自然”的色彩观。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是幽冥之色。天色为玄，因为“天”在道家思想中具有产生万物的功能，显然玄（黑）色也自当有派生一切色彩并高于一切色彩的功能，所以道家的建筑以及服饰多用黑色。道家对黑色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绘画的色彩美学思想，并奠定了黑色在中国绘画中的造型地位。

《道德经》中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色令人眼花缭乱，而趋于无彩色——黑白、玄素、水墨……中国文人画家大都政治失意，逃避社会现实，有的学道参禅，避居山林，超然物外，对黑色更为崇拜，主张“黑分五色（即焦、浓、灰、淡、清）……不施丹青，光彩照人”，运用墨色之变化，在浓淡间实现超然的艺术境界，追求以墨造型，达到黑墨虚白的艺术境界。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最先确认墨的正统地位—“运墨而五色具”，五颜六色无需色料敷染，仅用水墨便可传神写意，因而中国水墨山水画整体呈现深邃却也荒寒淡远之境。中国水墨山水画色彩是哲学色彩观，在宇宙论的深处，飘然出尘、静默如禅、空灵如水的中国画色彩开辟了中国文人画家的心灵世界。

（改编自王志惠《论美轮美奂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写宝玉衣着：“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子”；第五十一回写袭人回家探母病时衣着：“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怡红院题词“怡红快绿”，建造之初为蕉棠两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