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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诗一定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古典诗歌自始即以其能予人直接的感发之力量为最基本的特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看到外界的景物情事使内心感动，然后用诗歌表达出来。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可见钟嵘所认识的诗歌，其本质乃是心物相感应之下发自性情的产物。使人心动的，除了外在的、大自然的景物外，人世间的死生离别更加使人心动。如杜甫写在天宝乱世年间的诗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你看到沿途有饿死、冻死的人，难道不会去关心吗？所以，作诗的真正动机和兴起，可以使人对宇宙万物、社会产生一种关怀。

诗歌的吟诵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诗词是一种美文，它包括了形、音、义等几个方面，所以诗词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语言有四声——平、上、去、入。这种单音独体是我们中国语言的特色。因此，诗歌有平仄和结构，有一种独特的声调。而这个平仄的结构和声调，不是古人生编硬派给我们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诗经》大多是四个字一句，就是因为我们独体单音的语言，四个字一句才能够表现出仄仄平平、平平仄仄的声调和节奏。《诗经》里的第一首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两字一停顿，才有节奏，而这个节奏是我们中华民族语言的基本节奏。所以，不管是五言诗还是七言诗，原则上是两个字一个停顿，如“国破山河在”，是二二一的停顿。“相见时难别亦难”，是二二三的停顿。这种停顿，是诗词最基本的节奏。中国的传统诗歌吟诵是结合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特色，经过一个必然的、自然而然的演化过程所形成的一种音调，虽然现在听来会觉得奇怪甚至单调，但它却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因此，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吟诵很重要。

读词背诗，要懂得它所隐藏的深厚内涵。我们来欣赏一首李白的作品《忆秦娥》。这首词写于唐朝由盛而衰的时候——天宝之乱。中国的诗词讲究出处，字字有来历。“秦娥”出自汉朝的一首乐府诗：“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因此秦楼上的女子秦娥就代表着美丽的女子。李白的这首词看起来是一首寻常的描写相思怨别的词，可是它写在天宝的安史之乱之时，其中就有了深意。这部作品带给了我们非常丰富的联想。“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听到那吹箫的声音，像哭泣一样的呜咽，那楼上的女子，每当月明的夜晚，就怀念起那个远离她的人。“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灞陵是首都长安送别人的地方，有人要远行，就到灞陵道别。可是这首词中让人怀念的人，可能不是指爱人，而是逃难到西蜀的唐玄宗。“乐游原上清秋节”，乐游原是长安郊外的一处草原，乐游原到了凄清冷落的秋季，越发惨淡。“咸阳古道音尘绝”。从长安出发，在咸阳古道远行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回来。玄宗到了四川，“音尘绝”，留在长安的诗人或百姓心断望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凄清冷落的秋天，在夕阳残照之下，一阵秋风吹过。“汉家陵阙”，是我们大唐汉民族的陵墓，是我们的宫阙。从最后的两句可以看出，这不是普通的描写男女相思怨别的词。在这首词里，有诗人对国家危乱的无尽悲哀和无限感慨。所以，读诗词不只是“入乎耳，出乎口”，只会背就算了。你要知道那首诗写作的时代、写作的背景，你要把它的内容、深刻的感情读出来。

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如此精妙，是因为中国古典诗歌重视心、物之间的兴发感动，由一生二、由二生三、由三生无穷；以内心的感发为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感情而写的，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诗作，依然能够受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诗歌的生命。

（摘编自叶嘉莹《传统诗词到底美在哪儿》）

材料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的重视源于儒家，孔子崇尚道德，孔门四科中“德行”科注重弟子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完善。孔子大约从30岁开始收授弟子，在他的教育生涯中，诗礼乐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被视为达到最高人格境界的途径。如何进行道德修养？《论语·泰伯》中记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指出了道德修养的三个层面，首先应该先学诗，而后以礼来立身，最后用音乐完善人性。

礼乐文明的创立者是周公姬旦，“礼乐”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是社会秩序和谐的标志。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礼乐文化无法适应变革时代的社会要求，礼坏乐崩的局面开始出现，如何对待周代的礼乐文明，也是先秦百家争鸣的议题。孔子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崇尚礼乐文明中蕴含的仁爱精神。同时，孔子也崇尚诗，他甚至把诗与礼乐并立，之于道德修养，孔子甚至认为诗的作用在礼乐之上。孔子认为首要的关键是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将《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视为修身养性的教科书。

在道德修养层面，《诗经》为何受到孔子的重视？从《诗经》已有的篇章记载来看，敬德、爱民、德政、忠孝皆与道德修养有关。“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经》中记述了后稷、公刘、文王等圣君明主进德修业，强调天命降福，修德配命；“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得民心者，得天下，修德应以爱民为根；“明明天子，今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君主要实行德政，非暴力强制，而是通过礼乐文明的典章制度、祭祀礼仪、行为规范等，对人的道德规范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和感染；“既有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出则忠，入则孝，忠孝两全，方能成为道德楷模。

孔子授徒讲学，重视道德修养层面的人格完善，因此他提到，“不学诗，无以言”。《诗经》确实承载了道德修养的积极意义，孔子的“诗教”观也为中国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源远流长，敬德、爱民、德政、忠孝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精神内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成为有志之士的人生理想。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真切感怀，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铮铮誓言，即使在当代，余华、陈忠实、莫言等优秀的作家仍然承载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在生动再现历史现实的同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着自己对国家、对民众、对个体深沉的人文关怀。

孔子论“诗”与道德修养的关系，奠定了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的中国文学的精神文化内核，对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的创作和中国文学思想的传承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

（摘编自房莹《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诗学观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