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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色彩观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中华民族早于西方一千多年形成了自己的色彩体系，独特的“五色体系”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中重要的文化因子。弘扬色彩文化，丰富色彩的表现语言，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五色体系”形成于两千年前的西周。《尚书》较早有关于“五色”文字的记载：“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缯帛也。”由此可知，所谓五色，即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五色中的青、黄、赤即现代色彩理论中的蓝、黄、红三原色；在有色物质中，白与黑是难以通过其它任何颜色混合得到的颜色，白与黑应归属为无彩色系的原色。西周时又提出“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正色即原色，间色是正色混合的结果。所谓“正色论”即“五原色论”，亦即赤、黄、青、黑、白五原色构成的“五色体系”。统治者视五色为尊贵和权威的象征，用五色规范章服等级制度，服务于社会礼制，对社会秩序进行了色彩美学装饰性的统一，形成独特的惟五色独尊的色彩文化，在世界色彩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反映。

“五色体系”确立，红色被列为“正色”之首。周代章服中，以朱红服饰为尊贵。几千年来，中国人延续了祖先尚红的喜好，红色被视为吉祥、喜庆、革命的代名词，办喜事、过年节、庆丰收等都离不开红色。

“五色体系”成为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紫色不入五色之列，却是间色中地位最高的。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以紫色为章服，大胆穿紫袍上朝，公然挑战五色礼制，以此显示齐国的实力，色彩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孔子是“五色体系”的忠实捍卫者，他从“礼”的规范出发，为最终实现“仁”的目的，反对“以紫夺朱”。紫朱之争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色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可见一斑。汉唐之后紫色被视为代表天帝居所紫微星的色彩，天子所居之地皇宫则对应称为紫宫，明清皇宫称“紫禁城”由此而来。“紫”天、“黄”地、“红”人的“天、地、人”的色彩象征从汉唐始一直影响后世。

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集先秦五行之大成，将阴阳与五行结合形成“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说将五行与自然界中的五方、五音、五德、五官等事物相配属，色彩自然也被对应配属于其中。

在秦朝，黑色是最尊贵的颜色或说是皇家专用的颜色。但凡有重大的祭祀活动，皇帝都要穿黑色的服装。宋以后，黄色象征帝王之位，成为皇室的专用色彩，是皇权的象征色彩，不可僭越。

（摘编自陈向鸿《中国传统色彩美学观念探源》）

材料二   中国色彩观尤其是“五色体系”理论的形成及发展，不仅促使了艺术风格的形成，也广泛影响着当时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仪诸多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东方色彩文化体系。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色彩美学之中。在民族色彩文明史上，两家色彩观记录着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发展过程。

儒家色彩观的一大特色是从“礼”的规范出发，最终实现“仁”的目的，极力维护周朝时期建立的色彩典章制度。儒家把“五色”定为正色，把其他色定为“间色”，并赋予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君、臣、民上下等级关系，色彩装饰不可混淆，更不可颠倒。除了用色彩来规范“礼”这一特点之外，儒家色彩观亦推崇斑斓绚烂的“纯粹”美，追求各色颜色配合相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人山水画审美倾向上。山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人们在江河、亭台、楼宇之中游玩、捕鱼、闲谈，展现出来的是一片平和的静态之美。小说《射雕英雄传》第十三回，郭靖于江上“但见山青水绿，天蓝云苍、夕阳橙黄、晚霞桃红，就只没有黑墨般的颜色”。

孔子极力提倡中庸哲学，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儒家“中庸”观念在色彩上体现为“文质彬彬”的适度的色彩装饰，体现了“配合适宜”的审美价值标准。儒家色彩观的另一主要特色是“比德”，即用色彩暗示人的品德，这一象征性手法在后世中国色彩艺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中国戏剧脸谱色彩，以不同色彩代表不同寓意，暗示剧中人物性格和品德，形成特有的用色程式，如红色表示忠勇，金色表示神秘威武，黑色表示刚直不阿，白色表示奸诈阴险，等等。儒家色彩观把色彩美与“仁”“德”“善”融为一体，在当时是先进的理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道家以黑色为道的象征色彩，认为黑色高居于其他一切色彩之上。道家对黑色的选择本质上是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出发的，是“法自然”的色彩观。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是幽冥之色。天色为玄，因为“天”在道家思想中具有产生万物的功能，显然玄（黑）色也自当有派生一切色彩并高于一切色彩的功能，所以道家的建筑以及服饰多用黑色。道家对黑色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绘画的色彩美学思想，并奠定了黑色在中国绘画中的造型地位。

《道德经》中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色令人眼花缭乱，而趋于无彩色——黑白、玄素、水墨……中国文人画家大都政治失意，逃避社会现实，有的学道参禅，避居山林，超然物外，对黑色更为崇拜，主张“黑分五色（即焦、浓、灰、淡、清）……不施丹青，光彩照人”，运用墨色之变化，在浓淡间实现超然的艺术境界，追求以墨造型，达到黑墨虚白的艺术境界。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最先确认墨的正统地位—“运墨而五色具”，五颜六色无需色料敷染，仅用水墨便可传神写意，因而中国水墨山水画整体呈现深邃却也荒寒淡远之境。中国水墨山水画色彩是哲学色彩观，在宇宙论的深处，飘然出尘、静默如禅、空灵如水的中国画色彩开辟了中国文人画家的心灵世界。

（改编自王志惠《论美轮美奂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写宝玉衣着：“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子”；第五十一回写袭人回家探母病时衣着：“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怡红院题词“怡红快绿”，建造之初为蕉棠两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