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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英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下列为有关言论：

——摘编自《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关于圈地运动和农民起义》

材料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印等七国发动叛乱，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景帝于是升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平叛。此时叛军正在猛攻梁国，但周亚夫并不想直接救援，他向景帝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楚军素来剽悍，战斗力很强，如果正面决战，难以取胜。我打算先暂时放弃梁国，从背后断其粮道，然后伺机再击溃叛军。”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梁国被叛军轮番急攻，梁王几次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都不为所动。但他却暗中派军截断了叛军的粮道，还派兵劫去叛军的粮食。几天后，叛军大举进攻军营的东南，但周亚夫却让部下到西北去防御。结果在西北遇到叛军主力进攻，由于有了准备，所以很快击退了叛军。叛军因为缺粮，最后只好退却，周亚夫趁机派精兵追击，取得胜利。这次叛乱经三个月就很快平定了，战争结束后，大家纷纷称赞周亚夫的用兵之道。

——摘编自《汉书·周亚夫传》

材料一   战后十年，英国基本上在法德之间维持了一种均势，进而使欧洲大陆保持在一种均势状态之下。英国主要是调整了与法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协调—遏制一合作的过程，一步步地打压法国压制德国的做法，最终使法国走向与德国和平共处的轨道，使法国由战后压制德国转变为容纳德国进入欧洲大家庭中，共同维护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英国的“和平战略”政治效果还明显体现在欧洲大国之间基本上处于一种均势状态，并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短暂的十年中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但随着法国在一战后十年间外交的不断受挫以及德国得到了难得的喘息和纵容，二战的阴影又随之而来，可以理解为英国的均势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二战前的绥靖政策，是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在这段时间的均势外交政策看似成功运用，终究又属自毁长城。

——摘编自李建伟《一战后英国均势外交政策在法国安全问题上的运用》

材料   在计划体制下，中国流通组织的经营范围不仅受国内外市场划分的限制，而且其本身所有制单一，在计划管理和行政审批严格限制下垄断经营，流通组织事实上是国家分配物资的手段和工具，基本没有经营自主权，当然也谈不上企业的经济效益。1992年以来，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步伐加快。首先，国家商业行政管理机构进行改革。1993年，撤销原商业部、物资部，组建国内贸易部，主管全国商品流通，结束了生活资料流通和生产资料流通长期分割管理的局面。1998年，根据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决议，将国内贸易部改组为国家国内贸易局，作为商业流通行业的主管行政机构。其次，颁布和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与商业、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再次，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和农产品风险基金，截至1996年，我国已经建立了粮食等商品储备以及管理机构。最后，发展各类中介组织。机电、金属等行业都建立了全国性专业协会；出现了审计事务所等专业性服务中介机构和中国劳务公司等从事经纪业务的经营性企业。

——摘编自裴长洪、彭磊《中国流通领域改革开放回顾》

材料一 中国出版界根本性的“革命”，从时间上看是在晚清开其端，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出版革命”的正式展开。如果把中国“出版革命”的历程分成若干阶段，那么，1843-1897年这一阶段可称之为“新出版”，作为中国“现代出版”的序章；1898-1919年为“出版革命”的高潮阶段；1920-1937年为“现代出版”的稳定和渐趋进入低潮阶段。而从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形成于上海的“出版革命”之第一阶段，即传统出版到现代出版的发轫阶段的“新出版”来看，从空间上考察，“出版革命”是从江南书业向上海的空间转移开始的。发生在近代上海的中国“出版革命”有两个重要的资源，一是西方新式出版技术和新知识的输入，一是作为上海城市腹地的江南书业资源。

——摘编自邹振环《晚清书业空间转移与中国近代的“出版革命”》

材料二 建国初期，国家出版相关部门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国外印刷品进口暂行规定》《期刊登记暂行条例》等工作规定、条例及管理法规。同时，一大批马列著作被有计划地翻译出版，学术著作成果众多，科技书籍发展迅速，出版教育也有了长足进步，出版业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社数量大幅增长，出版品种也迅速增长。尤其是1992年以后，出版业集中体现在出版市场化的进程上，出版业市场体制的设立，为出版业注入新的活力，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近年来，数字出版业与传统出版业融合发展，纸质图书出版稳中有进，数字出版步履猛进，产业拓展更加明显。出版“走出去”也呈现新局面，出版机构改革引导着出版改革发展的新方向。

——摘编自万安伦、刘浩冰《新中国出版70年：阶段历程和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