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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风与党风同社会风气是紧密相连的，弘扬优良文风、纠正不良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

长，就是有意无意地将文章、讲话添枝加叶，短话长说，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里。群众形容说，这样的讲话有数量无质量，有长度无力度；这样的讲话汇集的书，有价格无价值，有厚度无深度。

空，就是空话、套话多。照抄照搬、移花接木，面孔大同小异，语言上下雷同，没有针对性，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群众关切，如同镜中之花，没味、没用。

假，就是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夸大其词，歌功颂德。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懂。

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文风不正，危害极大。它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政成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解决。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疏远干部，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可以说，一切不良文风都是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都是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相背离的。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已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一项重要任务。

（摘自习近平《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

材料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唐代诗人杜甫的千古名句，道出了写作的不易。写出一篇好文章，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即使是下笔千言、一气呵成，其长期积累的过程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有一种文章，被很多人认为很容易写，就是所谓的“官样文章”。如何看待所谓“官样文章”以及“官样文章”容易“撞脸”的问题，有许多需要分析和澄清的工作要做。

慎提“官场文章”，警惕“官样文章”。“官场文章”这个词既不科学，其边界也比较模糊，因为其内容涉及“官方”，写作主体也多出自“官方”，所以被一些人称为“官场文章”。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执政党是代表并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我们的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们的党政干部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公仆，既无所谓的“官”，也不存在旧社会那样的“官场”，因此“官场文章”的提法并不科学，应当慎用。我们认为应当慎用“官场文章”这一提法，但并不否认“官样文章”的存在。“官场”与“官样”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反映的事物却不相同。如前所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正风肃纪的政治生态中，“官场”的“场”已无栖身之地，但“官样”的“样”在一些干部身上还客观存在着，就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在一些往来公文、总结材料和理论文章中也有所体现，就是形式主义、脱离实际的文风。这个意义上的“官样文章”是我们应当警惕和反对的。

坚持一分为二，剖析“撞脸”问题。说起“官样文章”，很多人就会想到曾被毛泽东同志猛烈抨击的“党八股”。“党八股”可谓“官样文章”的极致。随着党风的改进、社会的发展，“党八股”的现象虽不能说已经绝迹，但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在警惕和防止注重形式、脱离实际的“官样文章”的同时，也应认识和解决文章“撞脸”的问题。一些党政机关的公文、领导干部的讲话和报刊发表的文章为何会“撞脸”？为何会形成不良文风？这里面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来看，上述公文、讲话和文章都属于特殊的文体，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和较为常用的思路，如“主要做法——基本经验——启示思考”“基本概况——存在问题——解决措施”等，涉及的一些重要政治术语，也必须准确规范。此外，这类文章写作中涉及的一些重要提法，也必须与党中央的重大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不能出现偏差和背离，也造成了一些表述有所重复或“似曾相识”。上述这些客观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使得这类文章“撞脸”的几率，比纯学术性的文章大为增多。

就主观方面来说，文章“撞脸”很大程度上则是作者的学识水平不够和思想认识偏差造成的。文以载道、言之有物，很多文章空话、套话连篇，是因为作者没有足够的理论水平和经验储备把“大道理”即党中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自己的正确理解认识，并应用到实际工作之中，只会做“规定动作”，不会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创造出“自选动作”，结果只能照搬照抄、到处套用，即使涉及了一些实际工作和具体实例，也往往是“两张皮”，没有很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作者或思想懒惰或眼高手低，不愿广泛搜集文献资料，不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会依赖从现成的文件和书本上“讨生活”，这是一种很不良的文风，对干部来讲，也是一种“懒政”。

（摘编自张健《用优良文风告别“撞脸”文章》）

心理学上有一种效应，叫虚假同感偏差，是说人们常常高估或夸大自己的信念、判断及行为的普遍性。人们通常都认为，自己的爱好与大多数人是一样的。认为自己喜欢的，别人也会喜欢；自己不喜欢的，别人也不会喜欢；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别人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虚假同感偏差会使你通过坚信自己信念和判断的正确性而获得自尊和自豪感，但也可能让你产生认识偏差并带来决策和选择的错误。

材料一：《老子》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强调了我们要认识自己，战胜自己；还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不是环境，而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舒适、安逸消磨着我们的意志，风雨、坎坷牵绊着我们的脚步，还有许许多多的诱惑考验着我们。

材料二：《曾国藩家书》云：“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对于以上材料，你有何看法？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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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所谓“先秦”，一般均指春秋战国而言，它以氏族公社基本结构解体为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思想、文艺领域说，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了它的对立和补充。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

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仍应追溯到先秦孔学。孔学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并非偶然。

孔子所以取得这种历史地位是与他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礼乐”分不开的。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所谓“实践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继孔子之后，孟、荀完成了儒学的这条路线。

这条路线的基本特征是：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它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统一为核心和基础。

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溶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这也正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

《乐论》（荀子）与《诗学》（亚里士多德）的中西差异（一个强调艺术对于情感的构建和塑造作用，一个重视艺术的认识模拟功能和接近宗教情绪的净化作用），也由此而来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而不是禁欲性的官能压抑，也不是理知性的认识愉快，更不是具有神秘性的情感迷狂（柏拉图）或心灵净化（亚里士多德）。

郭沫若说，“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几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可见《乐记》所总结提出的便不只是音乐理论而已，而是以音乐为代表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美学思想，把音乐以及各种艺术与官能紧相联系，认为“乐近于仁，义近于理”，“乐统同，礼料异”，清楚指明了艺术——审美不同于理知制度等外在规范的内在情感特性，但这种情感感染和陶冶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相关联的，“其善民心，其移风易俗易”。

（《美的历程·先秦理性精神-儒道互补》节选）

材料二：

儒学的“返本开新”，首要问题是保住“本”即保持儒学的核心价值，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儒学，就容易走偏甚至迷失。

儒学的最大特征是“求诸已而后求诸人”，倡导一种自主自强之德、返本之德、创化之德、求同存异之德、包容之德，信任之德。在此基础上，才能实践仁道、寻求义道，建立礼制亦即行为规范。儒学关注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实现，注重发挥人性中积极进取的一面。儒学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即圣人之道人人都当行也可行，行不行则在乎个人自觉与否。儒学先不问效果，强调自强而后助人、自强而后立人、自强而后达人，强调“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由此可见，儒学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不同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不同于美国当代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的伦理学，更不可成为时下相对主义者提出的所谓角色伦理。有西方当代学者看到中国社会注重人际关系，甚至存在庸俗的拉关系现象，就断言儒家把有利于实现自我利益的关系看作高于一切，把角色看成人存在的最高或最基本的形态，这是一种消解与庸俗化儒学的观点。

其实，儒学并不只强调人在组织里扮演一个角色，更注重的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家庭然后形成国家，强调在集体和组织中保持人的独立性。儒学重视真诚，重视人的真性情，重视对生命体验、生命价值的真实表达，尤其重视辨清是非善恶、把握取舍去留。儒学强调，为人的目标不只是扮演角色，同时要真诚地面对社会关系。角色伦理注重人们扮演社会角色的形式与技术，孔子说的“乡愿”就是一种成功的角色扮演，孔子称之为“德之贼”角色最多是一种外在规范在组织中的体现，这是角色伦理本身存在的问题，但儒学并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应充分认识儒学的真诚性与德性，将儒学看作真诚伦理和德性伦理，而不是肤浅地将其看作角色伦理和关系伦理。

《人民日报·当代儒学思潮概况》节选）

材料一：《孙子兵法》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材料二：2023年5月20日，第18届羽毛球苏迪曼杯半决赛中，中国队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甚至一度站在了悬崖边缘，历经大比分从1：2的落后到2：2的扳平，再到3：2的晋级，鏖战7小时，中国羽毛球队展现了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特别是半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刘雨辰、欧垣屹在最后时刻连得6分，挽救4个赛点，为中国队赢得了越战越勇、再战再胜的宝贵机会。

以上材料能给当代青年以深刻的启示。请你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黑科技满满的现代粮仓如同“金钟罩”一般，用绿色循环技术为民生问题作保障。现代粮仓、谷物干燥综合体等成为中国大地上秋季乡村最重要的景观。

科幻大片《流浪地球2》有一段剧情：莫斯将启动火种计划，领航员空间站冷藏了三十万人类的受精卵和一亿颗基础农作物的种子，以确保在新的移民星球重建完整的人类文明。电影中，人工智能莫斯的“火种计划”是应对“流浪地球”计划失败的备用计划，也是地球毁灭时人类文明延续的终极选择。你以为这很科幻？其实，电影里的种子库，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

考古学家曾在伊拉克耶莫遗址中发现了大约公元前6750年的种子遗存，可以推测，人类也许很早就有了保存种子的意识。科幻电影《瓦力》里也有经典一幕；地球上最后一株植物的死亡象征着生态系统被摧毁，而后人类在荒芜的星球上发现了一株嫩芽，预示着文明的新生。

种子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现实有些残酷，种子世界里也存在着“优胜劣汰”。在长达万年的人工选育历程里，人们总是追逐更高产的“良种”，而抛弃其他种质。粗略统计，至少75%的人工选育作物品种，因性状暂时不占优势而被淘汰消亡。

地球上，大约有1万—8万种可食用植物，人类在各个时期仅利用了约3000种，其中仅有约150种被大面积种植。随着不可持续的农业实践、工业化和日益加剧的城市化，全球作物多样性早已持续下降。相关专家估算，20世纪人类大约失去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可食用植物品种。

种质资源的减少破坏了种质完备的系统，也直接导致粮食危机与人类灾难，17世纪初，南美舶来的马铃薯逐渐成为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主要粮食作物。但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卵菌导致的“马铃薯晚疫病”在西欧蔓延，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马铃薯单一品种剧烈减产，由此造成了地区持续近十年的惨烈饥荒。

很难想象，未来随着地球人口不断增加、战争威胁，以及全球极端气候灾难频发，那些存于世的单一种质被摧坏时，粮食危机引发的“末日灾难”或许会席卷而来，如猛虎般吞噬文明。这时候的人类或许会悔不当初，曾经那些产量暂时不占优势的农作物品种，很可能就拥有对某些特定疾病的耐受力，因此更能适应极端环境条件而挽救人类。

正因为认识到了种质多样性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注重野生植物种子的保护和研究。保护种子，就是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的根脉。种子包含能够决定植物性状的基因蓝圈，而对农作物基因多样性进行保存，能使人们找到适宜生长在不同气候、抗击不同病虫害的植物种子，从而找到应对气候突变、农作物病虫害问题的方法。

20世纪20年代，世界第一家“种子银行”建立，建造者为苏联植物学家尼可莱·瓦维洛夫。他搜集了许多农作物的野生近缘品种，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可食用植物的种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粮食问题。

此后，全球范围内系统地整理并保存种子的工作开始了。各地陆续建造“种子库”，如今，全球各国已建有约1750座种子库，分布在中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这些种子库共收集保存了740多万份种质资源，绝大部分以农作物种子为保存对象。

位于澳大利亚悉尼安南山地区的“种子银行”，是英国基尤千年种子库的合作伙伴。2013年建成以来，种子银行累计储存全澳超过11000个“种子包”，储存种子总数超过1亿粒，涉及超过5300个植物种类。这里的科研人员不仅采集种子，还记录采集地点的气候、土壤，以及被采集植物的花朵颜色等信息，一并存入数据库。

此外，2019年7月，新加坡启动植物园种子库，目标是每年采收100批种子，针对每个植物品种收集3批不同种子，每批约有1万粒。他们广泛收集，不仅从本地公园、自然保护区和森林采集种子，还会与外国植物园和研究机构交换种子。

各国设立种子库，目的是保护种质多样性，以防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和某些野生植物因灾害而绝种。但可惜的是，各式各样的种子库分属不同国家，规模大小不一，运营情况良莠不齐，甚至有的会因为安全措施不健全，受天灾人祸，如战争、政局动荡、自然灾难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导致从前的努力付之东流。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谈论昌耀的诗歌之前，我翻阅了网页上可以查找到的关于昌耀先生的评论，有各大博士论文、昌耀先生的追捧者的文章等等，大多给他一个悲情诗人的称号。我觉得他们丝毫不懂昌耀先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那么热爱生命的人，不然面对父亲、母亲以及其他人的离世，要不然面对误读的诬陷，要不然面对两手空空无一物的家庭，以及家庭的烦恼、无回应的爱情，渴望生活而一再受挫的昌耀先生，早不知道要被杀死多少回，但他依然在不停向上。上帝是公平的，给了他梵高式的磨难，也给了他流芳百世的桂冠，大诗人的荆冠。上天安排他来完成他应造就的诗歌使命。诗歌的句子不是与生俱来的，句子和词语，是依托在诗人敏感的情怀和敏锐的洞悉之中的。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在一次次打击中崛起，一次次忍受孤寂与他人的不解，那么谁能获得这些厚重的句子和词语呢？技法固然重要，但形式与内容是并重的，纵使有再高超的技巧，而内心是草包，也不过是炫技而已，那样的诗句，机器人就可以造就了，但那根本不是承载灵魂的艺术。

昌耀先生的诗，大多都是充满隐喻的，他吝啬词语，也吝啬着词语的修辞艺术，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了他这样的想法。他大部分的诗也在修改后面世，诗的裁剪的程度是一个正常人都不舍得的，但他又坚持着自己的观点继续着。他的不分行的诗歌，其设想的走向又被如今大多被认为是“先锋”的诗人书写着。要读明白昌耀先生的诗，不能单从字面上去解读，更需要读上一读大西北的文化背景，中国193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昌耀先生不只是在写诗，他是在用生命记录着每一段经历。

（摘编自若小曼《浅谈诗人昌耀及其＜斯人＞》）

材料二

我们在读昌耀的诗集时，会发觉其选入的诗歌与网上的通行版本有些差异。

作为研究昌耀的专家，燎原当然更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当涉及到如何看待昌耀早期的诗作——亦即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资料发现，收入昌耀诗集中的很多早期诗作，都并非当年的原貌，而存在着1979年之后不同程度的改写。”

昌耀对其早期创作的“重写”，已构成一个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现象。很多人认为这种改写“带有根本性，涉及语言风格、修辞手段乃至价值观的调整”。在我看来，昌耀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否定和彻底改写，完全体现了他对诗歌标准新的认定，也体现了他重写自己一生的意志和决心。他要以他成熟期所确立的“尺度”来严格考量自己。不仅是重写旧作，他还要让那个一直带在他身上的年轻苦役犯重新出来说话，这就是诗集中那些落款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则明显写于80年代、并且“属于80年代”的一些作品。如果说这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求“救赎”的诗人，那么重写旧作就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他要留下一个他自己可以接受、也可以面向未来的一生。纵然这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但这就是昌耀。他最终要奉献的，是一部他用全部生命铸就的“命运之书”，而非一部面目混乱、良莠不齐的全集或选集。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最重要和独特的，在我看来，是形成了一种卓越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学追求相称的文体，这种孤绝超拔、沉雄遒劲、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昌耀体”。正是这种“昌耀体”使他的诗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存在。这种“昌耀体”当然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风格，而是和昌耀的精神人格、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包括对早期的重写）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有着它独具的词汇学、修辞运作方式、意象系统，还有着它统摄性的精神风骨。更重要的，是有着足够的语言作品作为支撑。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部创作，把这一切提升到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高度。

“昌耀体”的显著标志，正如人们看到的，首先来自昌耀高度自觉地与汉语言古典传统的接通，由此给我们的“新诗”带来了汉语本身的血质、底蕴、调性和文白之间的语言张力，带来了一个“文明之子”才具有的那种崇高感、历史感和文脉贯通之感，也形成了他那时而苍劲恣纵、时而雍容华贵、时而高峻幽秘的文体风格。诗论家胡亮也曾这样精彩地描述过他对昌耀的语言文体的印象：“他大量启用古字古词，粗粝，嶙峋，滞涩，狰狞，惊悚，硬语盘空，而又能透出个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讲究到极致，精雕细刻，穷物尽相，甚至连每个小局部都会有生动的乐感和画面感。”

（摘编自王家新《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

材料三

在新诗如何用汉语发声的问题上，昌耀给我们作了示范。他不仅在语言上有滞涩的古语化倾向，汉语气质纯正，更主要的是，他凭一己之力，为汉语诗歌开辟了另一条路：用生命与脚下的土地建立起血脉联系。从土地的苦难生存直觉中滴出来的诗，必然是带着体温的诗，有生命痛感的诗，才能揭示自己和这片土地存在的真相。这样的诗，发出的必然是纯正汉语的声音。

昌耀固守青海高原，在生命与脚下土地之间建立的语法关系，打通了汉语诗歌本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任督二脉。广袤的青海高原，因为有了钉子一样的诗人昌耀，将生命和语言持续有力地注入，已经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有诗性意义的场域。

（摘编自谭克修《重建生命和土地之间的语法关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医传统思维是什么？简要言之为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是把认识对象作为系统，研究系统和要素（系统的构成部分、因素、单元）、要素和要素、系统和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综合地考察认识对象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这是中医思维的重要特征。

2000多年前，张仲景为我们做了第一次应用系统思维的示范。东汉末年，疫情连年，张仲景本人的家族也遭到疫情影响，死亡过半。关于这一次疫情的性质，历史学者有不同观点，有流行性感冒、流行性出血热等不同说法。然而张仲景依据系统思维，总结了疾病的“寒”性病机，写下《伤寒杂病论》。他又总结出“六经”理论，根据每一个阶段的变化及时调整用药，留下了113个经方。

千百年来，这些经方在各种疫病的治疗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20年抗疫斗争中，我国总结抗疫经验形成“三药三方”。“三方”中的清肺排毒汤是根据新冠肺炎的核心病机，结合《伤寒杂病论》中的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这四个经典方剂创新化裁而成；宣肺败毒方也参考了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麻杏薏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

既然经方有优异效果，为什么会组成几张不同的处方呢？这同样是系统思维的体现。中医论治思维源于天人合一、阴阳气化等传统理论，其中博大深邃，蕴含无穷变化，但最终要以临床为源泉，落实于具体实践中。现存的《伤寒论》曾经散佚重辑，历代中医在临证中发觉其内容也有不全面的地方，特别是针对温病和湿证的方药较少，明清时期兴起的“温病学说”，就在这些方面进行补充，也为当代治疫所借鉴。

每一张名方都有其系统思维。达原饮是名医吴又可在明末大疫中总结出来的。明朝末年，从华北到江淮瘟疫盛行，历史学者甚至认为当时疫情严重到破坏了社会系统，加速了明王朝的败亡。吴又可虽然敏锐地提出“戾气”病因说，但同样不具备现代的分析研究能力，不可能去研究是何种病菌。他同样是应用系统思维，通过反复观察来辨证论治。他认识到病情与张仲景时很不相同；因而他没有应用张仲景的方法，另外制定了“达原饮”这张化湿清热、透达膜原的名方。

中医的伤寒和温病，看似不同实则辨证统一，它们是认识外感疾病的不同系统，都具有可贵的历史战疫经验。“三方”在抗疫实践中都总结了有效的科学数据，优异的效果表明，传统思维是中医鲜活的灵魂。

（摘编自郑洪《植根传统思维，注重三因制宜》）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特别是要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据统计，全国备案中医诊所超2万个、八成以上县级区域已设置县级中医医院、八成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了中医馆……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稳步发展，中医医疗服务机构遍布全国各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有助于更好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古老的中医药一直是开放包容的体系。如今许多患者看中医，往往会拿着B超、CT等体检报告。在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的前提下，“能中会西”几乎成为当代中医医师能力素养的“标配”。借助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科技手段不断更新知识、提升技能，中医药可以更好守护人类健康。

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产业现代化是依托。药材好，药才好。随着野生中药材资源的日渐枯竭，大部分临床常用中药采用人工种植。中药材质量是制约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 中药材基地共享共建联盟自2012年成立后，经过十年耕耘，把中药材的抽检合格率从64%提升到98.4%，推动我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实施。中医药农业技术的创新。与进步，为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带来新的机遇。

中医药振兴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布局、系统谋划、多方参与，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比如，八角价格低廉，即使是提取莽草酸原料，每公斤售价也不高。国外药企推出的抗病毒药物“达菲”，以八角提取物为原料，每公斤售价翻了很多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内中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从更高视角看，要构建多学科交叉的大型高端科技平台，实现中药资源产业、中药工业、中医药健康服务业三业融合，推动形成产业布局更优、集聚程度更高、产业规模更大、核心竞争力更强的健康产业发展格局。

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离不开数字化赋能。研发中医数字化辅助诊断装备，开创中医数字化路径，让中医特色疗法从“模糊”向“精确”转化，助力续写中医妙手回春的当代传奇。对于丸散膏丹之类的传统中药，以往药理机制难分辨、制药过程较粗略。中成药制造核心工艺的数字化与智能控制，有助于解决重点领域、重要环节的突出问题，推动中医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王君平《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节选自《论语》）

材料二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已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节选自韩愈《原毁》）：

在高中语文传统文化专题的小组研习活动中，大家读了“以下关于“始”“终”的文句颇有感慨：“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其先后，则近道矣”（《大学之道》）“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谏太宗十思疏》）“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四章》）。

如果你是小组成员之一，对于一件事情的“始”和“终”有什么经验和感悟？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作为研习成果，谈谈你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