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华经典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千年发展，积淀着丰富的情感和智慧，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也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

一部中华经典诗文的历史，就是承载、展示中华民族情感与智慧的历史，贯穿其中的是礼乐精神。“礼”规范着人们的言语行为，也规范着人们的心理情感；“乐”则通过内在情感的交流，达到群体和谐的目的。在经典诗文中，自然的情绪升华为人际的和谐情感，自然的感官升华为充满温情的艺术感受，其目的是陶冶和塑造“发乎情止乎礼”的性情。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趣味、美学传统与人生智慧就是这一理想的外化形态。其中，古代经典诗文最为精准、细腻、全面地呈现了对社会与人群的心灵滋养和智慧熏陶。这里既有个体强烈的情感抒发，又有社会理性的自觉遵循；这里蕴藏着难以言尽的思辨与智慧，蕴藏着个体对自然、人生、宇宙的深情与追问。它们共同沉淀在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文学文本中，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培育、性格养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经典诗文中，在文学家的精神世界里，才有壮怀激烈的人生奋进，才有飘逸洒脱的超越追求，这使他们的诗文迸发出既雄阔壮美又清俊超然的万千气象，而这正是中华经典诗文生命智慧的特有魅力。生命是短暂的，时间是永恒的，人生由此开启了生命之思。在经典诗文中，时间被赋予情感的厚度，情感被赋予时间的长度，对生命的忧思焕发为激昂的青春，转换成艺术之美，生命也因此更加灿烂。

这就是传统文化、经典诗文的力量。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真正讲透、讲懂传统文化里的哪怕一联诗、一个场景、一段故事，人们就会记住一辈子，甚至受用一生。对许多人来说，中国文化的象征非常具象，可能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话，就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的诗，就是“郑和七下西洋”这样的故事。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生机勃发，离不开天下为公、四海一家、孝悌忠信、协和万邦等一系列理想观念、价值追求。这些精神内涵深深埋藏在诗句中，成为刻印在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就是要以通俗化、大众化、艺术化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激活每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基因，让人们从中获取知识、汲取营养、吸取智慧，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生机与活力。

（摘编自康震《用中华诗文滋润心田》）

材料二：

在传统文化融入当下生活方面，诗词有它的独特优势。其一是广泛的接受人群。在参加《中国诗词大会》并取得冠军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许多诗词同好，发现古典诗词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接受土壤。其二是亲切的接受形式。阅读诗词不需要正襟危坐，也不需要黄卷青灯，许多诗词小巧玲珑，平易近人，如同伴你左右的温暖灯光，是日常生活中亲切可人的一抹亮色。尤其当我们放下仰望的姿态，用平视的心态对话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古代诗人，会发现他们就像你身边的某个朋友，有血、有肉、可爱、可亲。读之越深，越能发现清词丽句背后一个个天高海阔的世界。诗人们和我们一样有烦恼和挫折，却不改挺拔之姿，葆有向上之心，彰显韧性之骨，难怪千载而下，其诗句还让我们如此追慕，如此着迷。

诗词中蕴含的文化能量极为丰赡，需要我们去深入开掘，去重新编码，以更多元、更新颖的方式将其传播输出。如果说诗词文化如水般无所不达，那么当下传承发展诗词文化的关键就是找到恰当的载体“随物赋形”，呈现其万千色彩，释放其无尽能量。

近年来，国家层面重视推动诗词传承，古典诗词持续升温，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时代活力。中小学语文教材里古诗文比重显著增加，少年儿童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世界中，汲取受用一生的成长养分。《中国诗词大会》《中华好诗词》《诗意中国》等文化类电视节目，成为吸引几代观众收看的“合家欢”内容，踊跃的社会参与彰显诗词给平凡人生带来的光彩。电影《满江红》《长安三万里》引发观影热潮，影片里的诗词名篇让观众不由自主地跟着诵读，在抑扬顿挫间体会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古典诗词宝库也激发着今人的创造热情。风靡青年群体的古风歌曲，或改编自古典诗词，或学习借鉴古典诗词的意境营造，含蓄蕴藉，雅致悠远。短视频平台上，视频博主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读解诗词，成为许多人的“云端”良师益友。他们在读解中注重结合现实，探究古典诗词与当下生活的骨肉联系，是解读亦是陪伴，是薪火传承亦是创新发展。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以古典诗词的语感和意境去写现代诗，已是非常成熟的创作模式。无论想象力、审美风格、文本范式还是结构能力，当代诗歌都从古典诗词中汲取了大量养分，许多作品甚至和古典诗词存在强烈的互文性。古典诗词已经成为现代诗的重要灵感来源和文化背景。

当然，不可否认，我们对诗词文化的传承转化仍主要集中于少数诗人，功利化解读和过度阐释的情况仍然存在，对诗词文化丰富性的认知和对诗词内涵的深入挖掘都有待加强。在把古典诗词从传统宝库里“请出来”、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同时，更应当积极主动地“走进去”，深入那个丰盈开阔的世界，让更多资源得到有效开掘，让诗词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

（摘编自彭敏《让古典诗词活在当下》）

青春是最美好的时光，因梦想而激昂，因奉献而厚重，因奋斗而精彩。很多人认为，“奋斗”就是找好工作，赚高工资，住大房子，但是，年轻人的奋斗不应该止于此，而是应该有更广的视野，更高的格局。

梦想只有接上时代的翅膀，才能飞得更高更远。今天的中国，经济辐射全球，中国速度震惊世界，这正是年轻人大展拳脚的好时代。不应该辜负时代的重托，在积极成就自己梦想的同时，也要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将自己的梦想与时代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才是青春最有意义的绽放方式。

读了以上文字，你有什么感想？学校准备举办以“逐梦青春，担当时代”为主题的演讲活动，请你写一篇演讲稿，分享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自选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杂交是提高作物产量的实用技术。在孟德尔阐述了遗传学原理之后，人类认识到把作物的优秀基因通过杂交组合在一起，就可以获得更为优秀的后代。道理虽然简单，但很多作物并非那么配合。

水稻是种特别的植物，它们的雌蕊和雄蕊是同时成熟的，一旦开花，所有的雌蕊都会被自家的雄蕊产生的花粉占领。根本轮不到外来的花粉送上去授粉，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杂交的个体出现。这个难题同样困扰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

怎样才能高效地制造出杂交水稻的种子呢？可能有朋友会说，直接把一些水稻花的雄蕊去掉，用其他花朵给它们授粉不就好了。如果你看过水稻开花，就会发现这个做法是不可行的，每个稻穗都有几百个雄蕊，要把它们挑拣干净，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水稻育种也就进入了“死胡同”。

就在大家埋头寻找剔除水稻雄蕊的方法的时候，袁隆平先生想到了另一条道路——去寻找那些雄蕊本来就不发育的水稻个体。功夫不负有心人，袁隆平先生在稻田中找到了6株。天然的雄蕊不发育的水稻植株，在接受了正常水稻花粉之后，这些雄性不育的水稻结出了稻穗，并且它们的后代里面也有雄蕊不发育的个体。1966年，这个发现被发表在中国科技领域核心期刊《科学通报》上，但是当时这个发现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1968年，袁隆平先生的试验受到了阻挠，初露曙光的杂交水稻之路陷入了黑暗。但是，袁隆平先生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继续开展研究。大家想要更高更壮的水稻，可是，杂交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杂交无用论”。袁隆平先生的工作再次陷入了泥沼之中。

为什么杂交后的水稻没有优势呢？主要是因为这些栽培的雄性不育水稻同其他水稻的关系太亲近了。就像人类近亲结婚，有很大的可能会生下有缺陷的后代一样，这些关系亲近的水稻一样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不过，故事并没有这样结束。在海南发现的一棵雄性不育的野生稻，拯救了杂交水稻事业。在引入这棵名叫“野败”的水稻个体之后，整个杂交水稻的道路被打通了。1976年，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增产幅度普遍在20%以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划时代的高度。1977年，袁隆平将之前的实践经验总结整理，发表了《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与《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两篇重要论文。中国的杂交水稻成为世界农业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到今天，杂交育种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水稻育种工作中。

不过，自然界存在的优秀基因毕竟是有限的，而育种筛选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况且在天然植物中并不存在抗除草剂和高效抗虫害的基因。要想极大增加产量，还需要进行有目的的基因编辑。这件看起来只有在人类社会会发生的事，其实在100万年前，大自然就已经在红薯身上操作过了。在15世纪末，哥伦布带着一帮打算去亚洲找胡椒的兄弟误打误撞来到美洲。他们惊异地发现，这里的人不种小麦和大麦，他们的很多食物居然是从土里刨出来的。对于吃这些东西，欧洲殖民者是抵触的，因为小麦和大麦都是向着天空生长的，但是红薯则深深地埋藏在土壤之中。不过，很快，欧洲殖民者的高贵信念就屈服给了肚子，红薯提供的能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同样的土地种红薯，能够养活更多的人。

再加上红薯能提供人体必需的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好食物。如今的红薯更是朝着高甜度、好口感的方向发展。这么好的食物却备受质疑：很多朋友都觉得红薯这么软糯甘甜，这么能养活人，特别是还有紫薯这个异类，这都因为红薯是转基因作物。

还真说对了，红薯就是转基因作物，而且在100万年前就已经操作完成了。对，这事并不是我们人类干的，而是大自然的安排。其实，最初红薯的祖先的根并不粗壮，更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沙参和桔梗。然而，就在100万年前，有一个红薯生病了。它的身体被一种叫根癌农杆菌的细菌入侵了，不甘心的红薯并没有屈服，它顽强地挺过了疾病。就好像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获得火眼金睛一样，红薯在这场大病中获得了“膀大腰圆”的基因。

根癌农杆菌是遗传实验室中最常用的工具，在这种细菌的体内有一种叫质粒的特殊DNA，质粒更像是基因搬运工，它们能把一些基因“扛”在自己身上，送到被感染的生物基因之上。而在100万年前，质粒就把赤霉素基因强塞给了红薯，正是这个基因的加入，让细瘦的红薯拥有了“发福体质”，被培育成了人类不可或缺的食物。

其实，人类也有被转基因的可能。如果不幸患上艾滋病，那就要经历转基因的过程。因为艾滋病病毒并不是完整的生命体，它们自己不能完成后代生产，必须借助人类的细胞来干这件事。更好玩的是，要完成后代生产这件大事，就必须把自己的基因先整到人类细胞的DNA之中，然后等生产出足够多的病毒复制品的时候，就会把人体细胞搞破裂，然后再去感染其他细胞。然而，有些人体细胞会幸存下来，也就拥有了病毒的DNA，这也是艾滋病病毒可以在人体中潜伏很多年的原因。

人类之所以对艾滋病病毒没办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病毒太不靠谱了，经常复制出错。因为复制出错，病毒就改变了长相，我们的免疫系统刚刚记住“强盗的样子”，结果人家就易容了。这也是艾滋病疫苗难以研发成功的关键原因。

人类以为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掌控了对抗自然的法则，其实不过是自然界的小学生而已。我们今天运用的转基因技术，竟然与大自然在100万年前所做的如出一辙。

（摘编自史军《植物塑造的人类史》）

有一种转身相望叫回头，有一种回到原点叫回头，有一种知错即改叫回头……一次回头，往往蕴藏着平常而不凡，微小而博大的诸多情思。

请以“回头”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内容具体，有真情实感；②文体为记叙文；③不少于800字；④不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⑤不得抄袭。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阅读一首诗或研究一个诗人时，人们常常想到“背景”，这首诗是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这个诗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背景”分析成了一个既定思路，几乎每一个批评家都对它毫无犹豫地信手拈用，而很少有人对它似乎天经地义的权力提出质疑。事实上，诗歌的“背景”和“意义”二者之间并没有谁决定谁的因果链条，“背景”只是阐释者借以理解诗歌的途径之一，意义的历史和语言的历史、审美的历史一样，并非是当时的真实而是现时的理解，所以我们应当再次追问的是：诗歌的意义是不是由背景限定的？离开了背景，诗歌是不是就不能理解？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诗歌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本，它是由诗歌的特殊语言构成的传情表意的艺术品，尽管语言的“指涉性”使文本“像许多引文的镶嵌品，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但背景历史却只是“其他文本”之一，相当多的诗歌并不需要背景的支撑为靠山就可以拥有完足的意义。特别是那些历久弥新、传诵不绝的抒情诗歌，它并不传达某一历史事件、某一时代风尚，而只是传递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像自由、生存、自然、爱情等等，它的语言文本只须涉及种种情感与故事便可为人领会，一旦背景羼入，它的共通情感被个人情感所替代，反而破坏了意义理解的可能，正像尼采在《历史的使用与滥用》里说的，有时人们不得不学会忘却，因为有时过多的记忆损害了人的自身创造力，而在文学里，过多的背景记忆正妨碍了诗歌欣赏的自由，使阅读者在历史专制下不得不被背景耳提面命。像李商隐《无题》，当批评家用窥探王茂元家婢女或窥探入道女冠的“背景”参与解释时，诗歌就失去了永恒的魅力而只成了隐私的实录，“美”作为代价偿付了“真”，而“善”也有可能在“真”的道德尺度下被无情勾销。可是，人们读诗是为了读诗而不是为了通晓历史，既然诗歌是一种文学文本，充其量有一些虚构的历史痕迹，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历史”来取代它呢？

既然诗歌是“特殊语言构成的一个传情达意的艺术品”，那么，它在写作时就包容了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当然受到历史环境、个人经历的种种影响，政治形势、学术思潮、地理民俗、民族心态、经济环境，换句话说整个文化都会在诗人心里留下痕迹，但是，这一切都必须经由一连串的“移位”才能渗入创作，并受到诗人个人的禀赋、气质、性格这一磁场的扭曲，受到具体创作时极微妙的心境变形，往往迂回曲折，才在文本中留下极其含糊的“印迹”。诗史上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一个盛世的诗人未必总写快乐爽利的颂诗，一个盛世的诗人未必总写愁苦哀怨的讽刺，把“背景”看成是一种必然性规定性的“势力”或“靠山”，至少犯了两种毛病，一是把复杂的诗歌活动简化为一种“刺激——反应”模式，仿佛把活生生的诗人都当成了牵线木偶，把一出灵动万变的人生大舞台看成了死样呆气的牵线傀儡戏；二是把文学降格为历史学的附庸，忽略文学的个性存在，只看到历史赋予的意义，而没看到语言技巧与审美经验赋予的意义。

毫无疑问，背景批评应当允许存在并作为探寻意义的一个途径，尤其是诗歌主题与历史背景相关密切的时候。但是，意义毕竟是由诗歌本身的语言文本提供的，我们不应让背景替代人们的阅读与理解，更不应让背景越俎代庖地取代审美主体的感悟，换句话说，“背景”不应当成为“压倒”的力量成为解读诗歌的唯一钥匙，诗歌是一个开放的国度，这里没有大门，没有关闭大门的锁，更没有手持武器检查通行证的卫兵，克莱曼在《莎剧意象之发展》里说：“把诗歌与历史现象划分为一个个鸽笼般的系统，再把每一首诗上贴个标签，这样仿佛我们的理解便达到了最终目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错误。这一刻板的分解的分类破坏了有活力的感悟，使我们领会不到诗歌的整体魅力和多彩的丰富性。”同样，背景之于意义也不是标签，而只是参考性的“提示”。在这里切忌犯“决定论”的毛病，把一种垄断的专制的权力轻易地交给了“背景”，却阻塞了其他通向“意义”的途径，以享有特权的历史学家的外在权威取代了诗人及作品的内在权威，在面对诗歌的时候，批评家还不如先行承认那句虽然令人尴尬但也令人轻松的古老箴言：“诗无达诂^①。”

（摘编自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

[注]①达诂：确切的训诂或解释。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北上》是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2019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该书讲述了1901年意大利人小波罗由杭州出发，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的故事，也揭开了运河沿岸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

材料一：

袁毅：在你生活中，大运河处于什么位置？

徐则臣：从小生活在河边，初中时住校，到冬天，宿舍的自来水管冻住，我们就端着牙缸、脸盆往校门口跑。校门前是一条人工运河，一大早河面上水汽氤氲，河水暖人。后来在淮安生活过几年，每天在大运河两岸穿梭，对运河也知道了不少。二十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

袁毅：为写作《北上》，你做了哪些案头工作和田野调查？

徐则臣：二十年来，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我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但要把一条河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仅熟悉和了解是不够的，你得吃透它，像熟悉你的家人一样熟悉它。这次我看了60多本专业书籍，这些资料如果我不写这小说，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读。写作这小说的4年里，我又重新把运河从南到北走了一遍，个别河段走了不止一遍。

袁毅：“到世界去”原来是你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而如今你创作《北上》，这似乎是一场反思与寻根之旅，你寻找到什么呢？

徐则臣：跟找到什么比，我更看重“北上”的过程，没有这个北上的过程，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大运河对我们有多重要，说它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一点都不为过。过去我理解的到世界去就是直往外走。在《北上》中，意大利人到中国来何尝不是“到世界去”？所以，“世界”是辩证的。

袁毅：“将两个意大利人放置到中国运河人文历史书写中，以一种比较的视角介入《北上》的写作”，你是有意为之？

徐则臣：有意为之，也是题材使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到1900年，中国已经被迫“全球化”了，中国的事已经不单是中国人的事，也是整个世界的事，所以我想引入他者的视角，看看在这种差异性的目光下，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

袁毅：为什么将运河故事开始和结尾的时间节点选在1901年和2014年？

徐则臣：写运河，不仅要写它的历史，更要写它的当下。小说起自清政府宣布废止漕运的1901年，结尾在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漕运废止，意味着运河作为国家层面上的运输功能到此结束，既然大运河最重要的现实功能就此逐渐丧失，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重新发掘运河承载的文化功能，思考、探索大运河在新时代下的意义？

袁毅：当下，该如何用文化这把钥匙，去打开并“唤醒”大运河？

徐则臣：我们都找到了“文化”这把钥匙。只是我在一己天马行空地虚构，沿河的建设者们却要步步为营地落实。我认为，各地在打造运河文化带时，应将本地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史迹充分融入建设中，而非千人一面，只借着运河的资源，把具有特殊历史和文化内涵的一段河道简单地做成旅游和商业的基地。

（摘编自袁毅、徐则臣《访谈：用文化这把钥匙“唤醒”大运河》）

材料二：虚构才是重回历史现场、审视运河古今的最佳途径。徐则臣在《北上》中通过设置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虚构了几个独立的的故事，对大运河实现了精细入微的审视，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立体丰富的大运河世界。小说在历史线索的叙事中，以保罗·迪马克、谢平遥等人乘船北上为主要视角，见证了运河沿岸的繁华与苦难。在当下线索中，小说主要以邵秉义、谢望和等人的故事为主，抒写大运河的衰败和人们对运河文化价值的执着。

仅仅回溯历史，展示当下是远远不够的，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不仅属于中国，更是世界的。因此，徐则臣还通过域外人的视角，将大运河置于世界格局中进行审视。大运河在中国大地上已流淌千年，中国人可能早就习焉不察。但对于热爱运河的意大利人迪马克兄弟来说，中国的大运河是一条“崭新”的河流，他们的看法可能更为客观真实。同时，域外视角也更能展现大运河文化及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例如，小说写道：“他是融会贯通的天才，改变了我对中医的偏见。”借助莱恩医生之口，表达了对中医文化的赞誉。小说还以喜爱中国文化的两位意大利人的视角，写了深邃博大的茶文化、气派有范儿的毛笔字、风姿神韵的杨柳青年画等，这有助于唤醒国人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

大运河是前现代中国的代表物，在讲求速度的现代社会，大运河与现代化的公路铁路运输相比，速度是相当慢的。而徐则臣在《北上》中试图更新人们的观念。“快怎么就能成为这个世界唯一的指标了呢？”“慢，也可能成为快。”他认为“一个东西有局限性的同时也有它的优势，要在正视局限性的前提下，发扬和扩展它的优势。”其实，大运河在现代社会也可以发挥属于自己的价值。比如，书中的人物周海阔因为对大运河的喜爱，收集运河的历史遗迹，在远河边开了一家还锁民俗客栈，让人们能放慢生活节奏，从各种古老的物件中，窥见大运河的人文之美，从而获得心灵的抚慰。《北上》唤醒了一种观念：不能以牺牲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为代价，来追求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摘编自苗家乐、黄德志《审视、反思与唤醒——评徐则臣的小说〈北上〉》）

最美的康乃馨

陈华清

我当邮差送的第一封信就是给安娜的。我们镇的青壮年男子都去打仗了，剩下的都是妇孺病残。如果我不是病弱，也已在前线，没有机会认识安娜。

安娜拿着我送来的信左看右嗅，在信的一角亲吻着，然后递给我，说她识字不多，叫我帮她读。春天的阳光照着我手里的信，也照着安娜。

那是她儿子写的信。信中说：“妈妈，又一个春天来了，康乃馨开花了吧？记住啊，妈妈，每朵花都是儿子送给您的祝福，部队要开往前线了，可能要很久才能写信。妈妈您多保重，不要牵挂。”信里还夹着一张相片，相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军装，清瘦，英俊。

安娜告诉我，三十多年前她的丈夫在她的国家留学，然后把她娶回自己的国家。丈夫和大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两年前，她把最后一个孩子安东又送上战场。

夏天蝉叫了，安娜的儿子又来信了。我顾不得疲倦，连忙送去。安东说他们打了胜仗，已从前方撤回，休整几天又要开往另一个战场。

转眼到了深秋，我在镇上给人送信。忽然听见有人叫“孩子！孩子！”原来是安娜。她是来邮政局看看有没有儿子的信。安东已几个月没音信了。“没有啊，如果有，我第一时间给您送去。”我不想让她难过。“好的，孩子。”安娜说。她两眼深陷，神情忧郁，蹒跚的身影消失在深秋的落叶中，像一幅色调悲凉的油画。

安娜的儿子牺牲了，他是战斗英雄。他深入敌区，被敌人发现，他引爆炸弹跟敌人同归于尽。报纸上登着安东的英雄事迹，还有他的相片，就是寄给安娜的那张。

我又给安娜送信了。是她儿子的信。

这以后安娜儿子写信比以往勤快了。有时还寄钱来，寄一些好吃的东西来。信的内容比以前丰富多了，除了告诉安娜他近况，还说些见闻逸事、风土人情。还说他的津贴增加了，有钱寄给妈妈了，妈妈想吃什么就告诉他。

我现在一个月至少有两次可以到安娜家。

“孩子，你来了，真高兴！”她把我当自己儿子般拥抱着。

“孩子吃吧，安东老是寄吃的来，我老了，吃不了这么多。”安娜没什么亲人，安东寄的东西她总是叫我吃。

“你教我识字吧！”安娜想自己读信了。我也乐于教她，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她呆在一起。

她会认很多字了，会自己读信了，但从来不亲自回信给安东，依旧是她口述，我代笔写。

“东东，妈妈很好，你种的康乃馨开得很漂亮呢。打完仗就回来看它们吧！”她看着院子里的康乃馨发呆，眼泪直打转。我停下笔怔怔地望着她，“刚才说到哪了？”她赶紧撩起衣角拭眼泪。

她越来越苍老了。

安娜死了。她留给我一封信，字迹歪歪扭扭：“我知道我的安东早已不在人间了。从那个冬天开始，信封上就没有画着康乃馨。他知道我识字不多，怕我读不了信，临走前他跟我约定，就在信封上画一朵康乃馨，意思是：‘妈妈，我爱你，见花如见人。’孩子，我知道是你借安东的名义给我写信，你不想我悲伤。我接受你的善意，我也想你开心。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么多美好的时光，我在天堂也会保佑你的。孩子，我也爱你！”

我怎么没想到康乃馨这个细节？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我在安娜的墓碑上画上康乃馨，把一束束粉红的康乃馨放在墓上。

（《微型小说选刊》2019.08）

音叉是一种常见的调音工具，当把一柄音叉的振动频率调到与防弹玻璃相一致的振动频率时，连子弹都无法洞穿的防弹玻璃就会裂成碎片，这就是音叉效应。

人生百事，总有过不去的坎，解不开的难，一旦我们找准“频率”，一切皆有可能豁然开朗。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全民阅读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化事件或文化现象，它关系到民族复兴目标能否实现。世界经验表明，国民读书率的高低，对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具有巨大的影响。推进全民阅读、提高全民素质，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之举，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阅读传统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热爱读书的民族之一，《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第一句就是劝学，《论语》提到“学习”的内容有近50次，并将“学习之乐”先于“交友之乐、君子之乐”摆在第一位，可见将学习的重要性置于何等重要程度，这也是孔子讲学的根本目的。中国历代圣人先贤无一不提倡读书。荀子“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朱熹“无一事而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成功之路也”。这些哲人先贤的至理名言凝聚成民族的共识，形成中华民族的学习传统。

阅读是民族素质提高的基础路径。推广全民阅读，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好学善学的传统，并博采众长、广泛学习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包括阅读与学习经验。日本作家斋藤孝在《阅读的力量》中指出：“读书不仅是兴趣、爱好、方法，更应该是一种能力。读书的能力可以转化为改变思维、提升交际、个人‘进化’的能力。”通过阅读，可以传承文明、博古通今；通过阅读，可以思考问题、破解难题；通过阅读，可以提升创造力和文化品位，而这些，都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向全国范围进行推动才最为高效。德国政府出台政策向终身学习者提供奖金以鼓励读书。新加坡政府推行面向全国的终身学习运动，设立终身学习奖学金。只有以读书为基础和基本方式，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向世界各民族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华民族才能持续兴旺发展，复兴伟业才能实现。

阅读是人民精神富足的标志。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以每个人的素质提高和幸福感、获得感的提升为标志的。我们提出“读书为荣”“读书为乐”“读书为用”，这些都是幸福感的重要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时强调：“希望国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这是“全民阅读”连续九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从“提倡”到“深入推进”，提法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全民阅读事业进入新阶段。国家之所以重视阅读，正是由于阅读是文明传承与民族复兴的基本工程。

我们国家高度重视阅读对于文化和文明的传承，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国民素质，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只有如此，我们的民族才能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编自王京生《全民阅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材料二：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

材料三：

书籍是精神世界的入口。通过阅读，人们能获得知识、锻炼思维、开阔眼界，还能润泽心灵、涵养品格、塑造精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在城市书房、社区图书馆、公园书苑等场所，人们可以选择喜爱的书籍，沉浸在书海中感受文化之美。公共阅读空间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既为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提供丰富多样的阅读服务，也让城市氤氲浓浓书香。

近年来，各地创新探索，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阅读场所。云南昆明五华区城市书房充分融入西南联大历史展览、翠湖文化地图等文化元素，构建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阅读空间；山东临沂琅琊园城市书房则将书房与园林景色有机结合，提升市民阅读体验；浙江乐清清和书苑利用建筑本身特点，为读者打造出可同时观山、看水、读书的文化场所。这启示我们，立足本地特点，贴近群众需求，才能让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人，有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在读者需求日益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的背景下，公共阅读空间只有创新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效能，才能更好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期待。一方面，整合阅读资源，有助于提高公共阅读空间使用的效率，为读者提供更加充沛的文化供给。比如，深圳一些城区的图书馆通过搭建总分馆体系，推进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图书馆资源共享，提升了图书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在管理、运营等方面锐意改革，打破阅读的时空界限，让“随处可读”成为寻常事。比如，北京通过加强智慧图书馆建设，普及数字化阅读方式，丰富了读者的阅读场景，为居民阅读创造便利。多想办法优供给，多出实招优服务，就能吸引更多人爱上阅读、习惯阅读。

最是书香能致远。从记载着城市故事的“读书亭”，到社区的“最美书店”，再到“小而美”的城市公共阅读空间，阅读场域即便再小也能萦绕一抹书香，打开更大的精神世界。打造更多阅读空间，让更多人爱上读书，读有所得、读有所乐，一个全民阅读的书香社会正渐行渐近。

（摘编自人民日报《让城市氤氳浓浓书香》）

老子《道德经》里提到，若要去除人生的是非烦恼，其根本就是要无身无我。无身无我，方可与万物为一，与天地共生。

佛教《杂阿含经》中讲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在佛法看来，世事是无常的，世间之物是没有一个我的存在的，而人们之所以迷茫，总是在执着有一个我。

曾国藩多次强调“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意思是面对世间一切事情，我必须投身其中，挺起胸膛担负起自己该担的责任。

胡适在《致毕业生》中说：“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