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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一首诗或研究一个诗人时，人们常常想到“背景”，这首诗是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这个诗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背景”分析成了一个既定思路，几乎每一个批评家都对它毫无犹豫地信手拈用，而很少有人对它似乎天经地义的权力提出质疑。事实上，诗歌的“背景”和“意义”二者之间并没有谁决定谁的因果链条，“背景”只是阐释者借以理解诗歌的途径之一，意义的历史和语言的历史、审美的历史一样，并非是当时的真实而是现时的理解，所以我们应当再次追问的是：诗歌的意义是不是由背景限定的？离开了背景，诗歌是不是就不能理解？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诗歌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本，它是由诗歌的特殊语言构成的传情表意的艺术品，尽管语言的“指涉性”使文本“像许多引文的镶嵌品，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但背景历史却只是“其他文本”之一，相当多的诗歌并不需要背景的支撑为靠山就可以拥有完足的意义。特别是那些历久弥新、传诵不绝的抒情诗歌，它并不传达某一历史事件、某一时代风尚，而只是传递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像自由、生存、自然、爱情等等，它的语言文本只须涉及种种情感与故事便可为人领会，一旦背景羼入，它的共通情感被个人情感所替代，反而破坏了意义理解的可能，正像尼采在《历史的使用与滥用》里说的，有时人们不得不学会忘却，因为有时过多的记忆损害了人的自身创造力，而在文学里，过多的背景记忆正妨碍了诗歌欣赏的自由，使阅读者在历史专制下不得不被背景耳提面命。像李商隐《无题》，当批评家用窥探王茂元家婢女或窥探入道女冠的“背景”参与解释时，诗歌就失去了永恒的魅力而只成了隐私的实录，“美”作为代价偿付了“真”，而“善”也有可能在“真”的道德尺度下被无情勾销。可是，人们读诗是为了读诗而不是为了通晓历史，既然诗歌是一种文学文本，充其量有一些虚构的历史痕迹，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历史”来取代它呢？

既然诗歌是“特殊语言构成的一个传情达意的艺术品”，那么，它在写作时就包容了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当然受到历史环境、个人经历的种种影响，政治形势、学术思潮、地理民俗、民族心态、经济环境，换句话说整个文化都会在诗人心里留下痕迹，但是，这一切都必须经由一连串的“移位”才能渗入创作，并受到诗人个人的禀赋、气质、性格这一磁场的扭曲，受到具体创作时极微妙的心境变形，往往迂回曲折，才在文本中留下极其含糊的“印迹”。诗史上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一个盛世的诗人未必总写快乐爽利的颂诗，一个盛世的诗人未必总写愁苦哀怨的讽刺，把“背景”看成是一种必然性规定性的“势力”或“靠山”，至少犯了两种毛病，一是把复杂的诗歌活动简化为一种“刺激——反应”模式，仿佛把活生生的诗人都当成了牵线木偶，把一出灵动万变的人生大舞台看成了死样呆气的牵线傀儡戏；二是把文学降格为历史学的附庸，忽略文学的个性存在，只看到历史赋予的意义，而没看到语言技巧与审美经验赋予的意义。

毫无疑问，背景批评应当允许存在并作为探寻意义的一个途径，尤其是诗歌主题与历史背景相关密切的时候。但是，意义毕竟是由诗歌本身的语言文本提供的，我们不应让背景替代人们的阅读与理解，更不应让背景越俎代庖地取代审美主体的感悟，换句话说，“背景”不应当成为“压倒”的力量成为解读诗歌的唯一钥匙，诗歌是一个开放的国度，这里没有大门，没有关闭大门的锁，更没有手持武器检查通行证的卫兵，克莱曼在《莎剧意象之发展》里说：“把诗歌与历史现象划分为一个个鸽笼般的系统，再把每一首诗上贴个标签，这样仿佛我们的理解便达到了最终目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错误。这一刻板的分解的分类破坏了有活力的感悟，使我们领会不到诗歌的整体魅力和多彩的丰富性。”同样，背景之于意义也不是标签，而只是参考性的“提示”。在这里切忌犯“决定论”的毛病，把一种垄断的专制的权力轻易地交给了“背景”，却阻塞了其他通向“意义”的途径，以享有特权的历史学家的外在权威取代了诗人及作品的内在权威，在面对诗歌的时候，批评家还不如先行承认那句虽然令人尴尬但也令人轻松的古老箴言：“诗无达诂^①。”

（摘编自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

[注]①达诂：确切的训诂或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