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材料一   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乡绅、族长等精英一直扮演着传统国家和民众沟通桥梁的作用。但由于20世纪初的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政外交危机中，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在这种条件下，乡村社会的权力真空便需要新的社会群体来填补。这种社会群体既要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国家汲取资源的任务，又不能在乎自己的社会名声，甚至要不惜与乡村社会的利益对立。为此，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社会群体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推动开展“造村运动”。日本不同地区的农村基本状况差异较大，因此需要根据当地的农业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经济状况发展特色农产品。对初级农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后用途多样化，还能够有效提高农户收入，较好地满足市场对于不同农产品的需求。日本还建立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协”，形成以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协”和村行政自治组织并行的乡村二元治理结构。此外，为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政府相继颁布《农村、山村、渔村通电促进法》（1952），《町村合并推进法》（1953）等法律，主要针对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以增加日本乡村生活的活力，提高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完善乡村的行政治理体制等。

——摘编自李金锴、高鸣《乡村治理何以有效？——国外典型实践模式及启示》

材料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通过革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其间所积蓄的深层能量，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经过艰苦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摈弃了长久以来人们观念中凝固的“西化”模式，超越了单向度的“接轨”思维，高度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而“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摘编自郭若平《从近代历史进程看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一   北宋时期属于市镇的初兴阶段，宋室南渡后才掀起一个发展热潮。以两浙地区为例，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超过了700处，不少地区市镇的商税额接近甚至超过了所在州县城市，如咸淳初年，临安府仅北郭、浙江、江涨桥、龙山4个市镇的年商税额就有26.4万贯，相当于府城商税额的1.7倍。与此同时，市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等不同类型，使市场活动得以渗透到市镇周边农村各个角落，促使越来越多的手工业由家庭副业转变为商品化的专业生产，并成为市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江南地区的人民为了应付生计问题，不得不将种植棉花、棉纺织业和植桑养蚕产丝作为副业。政府也在当地多设织造（染）局，直接生产丝织品。于是盛泽、黄溪等市镇的居民“尽逐绫绸之利”，而到康熙时已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联袂，如一都会。”此类因丝织业而发展壮大的市镇，连同因棉布业而发展起来的朱家角、安亭等市镇一起，构成了江南市镇群落的璀璨明珠。这些市镇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便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民谚，入清以后仍保持着“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传统。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