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以下表格是学者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

——摘编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等。

材料   翻开晚清的书刊，当包天笑、陈冷、林白水、陈少白、于右任等卓然显赫的名字映入眼帘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其实只是笔名，对于他们的本名，人们却淡忘了；晚清笔名之盛，由此可见一斑。据统计，单是笔名超过几十个的就包括：李叔同（99个）、王韬（38个）、梁启超（38个）等；拥有十几个笔名者，不下40人。其中寄予政治思想的笔名为数众多，且有规律可循，基本延续社会思潮的发展脉络，因而最能反映时代的风貌。

——摘编自程丽红《笔名与时代——晚清报人笔名探析》

材料   中国古代社会注重运用多样的治理策略——道德教化、科举引导、榜样激励、乡贤治理及宗族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的规范，以实现淳风化俗，民德归厚的治理目标。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策略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即以德治为主，礼法兼用。“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在经济上，他们带领乡邻搞地方建设，既是倡导者，又是组织者，还是监督者。在礼法上，制定或修订地方的乡规民约，是乡邻私怨和纠纷的仲裁者；还是违德败俗行为的判决人。中国古代社会基层治理策略于当今的基层社会治理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一   1913年9月，英国抢先宣布黄金禁运，其他国家也竞相限制黄金自由流动，并因财政支出陡然增大而无限制增发纸币，金本位制遭到破坏。1922年，国联在热那亚召开世界货币会议，英国提议欧洲回归金本位制，主要国家以黄金作为外汇储备，其他国家以黄金和外汇混合作为储备。这种以金本位为基础的金块本位制（即国内不再流通金币，只发行有一定含金量的银行券，银行券兑换金块有最低数额的限制）实际上是希望欧洲各国放弃与黄金挂钩，而与英镑挂钩。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美国强烈反对并重返高关税政策，逼迫欧洲国家将黄金储备持续移转美国。1925年，英国率先宣布恢复金块本位制，法国紧随其后，美国继续实行金本位制，其他国家则采行以英镑、美元、法郎为国际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这种金本位制有着严重缺陷。各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竞相窖藏黄金，提高本币黄金保证比率，国际信用关系瓦解，最终酿成1929年的经济危机。

材料二   1933年6月，为缓解金融危机，国联召开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是核心议题之一。会议召开前后，美、英、法三国中央银行代表在场外进行非正式会谈。但是，因美国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最终导致该次会议无果而终。及至1936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各自利益，纷纷成立排他性货币集团，国际货币体系分裂为“英镑集团”“美元集团”和“黄金集团”（即“法郎集团”）等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竞争的同时也酝酿着协调，1936年，英、美、法先后达成“三国通货协定”和“三国黄金协定”，三国同意维持各自货币的对外汇率水平，承诺共同合作，保持各国货币关系的稳定，并明确美元与黄金及其他通货的联系。然而随着“二战”的展开，各国竞相实行外汇和贸易管制，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整个国际货币体系行走于崩坏的边缘。

——以上材料均摘自宋佩玉《近代国际货币治理体系的建构——全球视角和中国选择》

材料一   清政府向外国派遣公费留学生始于1872年。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的《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规定，根据回国毕业生各人所长“分别奏赏顶带官阶差事”。1899年，总理衙门提出，对毕业回华得有文凭之各类学生，由总理衙门或各省督抚考试，以“评定优劣，量材委用”，在此尚未规定授予科名。1901年，清廷要求对于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国者，统一组织考试，并分别给子各项出身奖励。1904年，清廷学务处拟订第一份留学毕业生考试章程《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并于1905年举办第一届考试。该考试将学成考试和入官考试分开，学部举办的是学成考试，只授科名（如进士出身、举人出身等），不授官职，须再通过廷试（入官考试），才能授予实官，廷试仿照旧式科举办法举行。学成考试均须先行预试（甄录试），预试平均成绩不满50分，不得参加正场考试。当时，学部针对留学生中的旁听生、插班生等现象，指出“存取巧，论其成绩，既与本科正班生有别，又非预备进入本科，似非国家遣生求学之意。”

——摘编自荆月新《清末留学生选官制度的机制创新及其局限》

材料二   清末留学生考试的部分情况

——摘编自谢青《略论清末民初留学毕业生考试》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启动，一般是国家的内部因素和外部世界的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只能通过内因才会起作用。诚如章开沅、罗福惠等专家指出的：“挑战来自外部，如何回应挑战则多取决于内部。而各种回应方式的效果如何， 又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所致。消极的回应会越来越受制于外部因素，积极的回应却能较多地抵制或克服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他们认为，讨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状况，必须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着手。他们不同意中国“早期现代化迟滞或受挫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的观点，而同意“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有效动力在于内部”。

——摘自吴松弟等《港口—腹地与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