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人生的旅程就是这样，用大把时间迷茫，在几个瞬间成长。

这句话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与回忆？请以“成长的瞬间”为题，写一篇记叙文。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要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对突破三条红线、仍然沿用粗放增长模式、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绝对不能再干，绝对不允许再干。在生态保护红线方面，要建立严格的管控体系，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在环境质量底线方面，将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底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对生态破坏严重、环境质量恶化的区域必须严肃问责。在资源利用上限方面，不仅要考虑人类和当代的需要，也要考虑大自然和后人的需要，把握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度，不要突破自然资源承载能力。

（节选自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材料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

高质量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从资源环境的角度看，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好工业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由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单目标，向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转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要想保持战略定力，必须强化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制度，警惕“两高一低”项目卷土重来，在服务和保障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守好生态环境底线。

客观来看，我国在持续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压力与挑战：一方面，从资源环境承载力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和攻坚期，对标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差距明显，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仍将处于高位，局部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依然处于上限；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和对环境的压力客观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的经济总量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在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尚未完全形成的前提下，对资源能耗的客观需求、对生态环境的新增压力仍不容小觑。同时，还要注意到，一些部门和地方上马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冲动依然存在。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的生态环境问题中，仍有个别省区存在违规上马“两高”项目，污染型产业、企业向其他地区转移等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环评制度作为一种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紧密的环境管理制度，是在发展中守住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它以环境可恢复、资源可支撑为依据，判断某项开发活动是否打破了生态系统平衡，从而寻求最优解决、发展方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够从源头上预防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当前强化环评制度，是巩固生态文明建设来之不易的成果、减缓和避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新资源环境问题的有力保障；同时，也是采取事前预防，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重要约束，推动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严密防控环境风险，源头控制无疑是成本最低的污染治理措施。唯有进一步强化环评制度，提升源头预防效能，才能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李海生《强化环评制度 提升源头预防效能》2023年3月25日《光明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02年春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重大成果，就是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文明诞生五千多年”这一历史性结论。

中华文明的一些重要因素早在一万多年前已经出现，到5500年前左右，已经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各要素及人地关系方面发展到较高水平，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财富积累，社会分工日渐复杂，人口数量与聚落不断增加；城市数量日渐增多并出现区域中心城市，都、邑、聚的城乡聚落分层结构形成；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并形成权势阶层；包括礼制在内的精神文化不断丰富，出现跨族群跨文化的社会流动。到5300年至5000年前左右，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南部，终于出现了第一个国家文明——良渚文明。这个地域性国家文明拥有三层城垣环绕的都城、建设在人工高台上的王宫、最早的“太仓”、玉礼系统、制玉制石制陶制漆等国家官营手工业经济系统、观象授时系统、发达的水利系统和农田耕作系统、祭坛式王陵、“国民”精神符号系统甚至早期文字等。其统治区域可能是整个太湖平原地区乃至宁绍平原一带。良渚国家文明延续了大约1000年。

就在良渚文明诞生后不久，长江中游也出现了屈家岭文明，黄河中游出现了陶寺文明、石峁文明、河南龙山文明，淮河流域和济水流域出现了大汶口文明、山东龙山文明等地域性文明。这些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初期国家文明既是各个地域文化连续万年发展的结果，也是彼此间在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等各种文明要素不断交流提升中创造而成。

初生的中华文明保存着血缘与地缘的有机结合，构建了“家国一体”“法祖尊贤”的最初形态，通过天文观测和农时季节的有机结合创造了“天人合一”“敬天礼神”的思维模式，通过族群内部分工和协调奠定了“仁政德治”“民惟邦本”的政治思想，通过跨族群跨文明互动与交流生成了“协和万邦”、多样共生的文明间和平交往的理念；在经济方面，形成了由国家控制的农业、高技术和官营手工业，即最初的“公田”“工商食官”体制及公共水利工程形态等。我们不否认中华早期文明时代存在暴力、战争、阶级冲突，但从总体上看，良渚文明、屈家岭——石家河文明等的衰亡并不是战争的结果。

在距今4400年前后，中国大多数区域性文明进入衰亡期，而中原夏文明却从龙山文明时代进入到属于自己独尊的时代，从蚌埠禹会村、登封王城岗，到新密新砦，再到偃师二里头，一个涉及淮河流域并立足黄河中游伊洛河流域——即后来称为“天下之中”的地方，建立了中国最初的广域性“王国”，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开启了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青铜时代”。考古学家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便是这一文明的具体实证。

从二里头夏都王宫，到偃师商城王宫、安阳洹北商城王宫，其功能布局一脉相承，即左祖庙、右王宫的结构，突出表现了华夏文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在此过程中，华夏文明的另一重大成果——成熟的甲骨文系统亦即后来的汉字系统也在中原诞生。此后，继承夏商文明的西周文明把中华文明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以“封邦建国”和“礼仪文明”为特征的统一国家阶段，这也为日后秦朝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建立开辟了先河。

（摘编自贺云翱《国家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内涵》）

材料二：

良渚文化，从1936年施昕更发掘良渚镇所在的棋盘坟等遗址，并于1938年出版大型考古报告《良渚》开始，就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梁思永先生首先把以黑陶为特征的良渚遗存划归龙山文化的杭州湾区。20世纪50年代，江浙沪一系列相关遗址的发现，证明良渚遗存明显有别于山东龙山文化。夏鼐先生遂于1959年首先将其命名为良渚文化。此后在杭州湾和太湖流域陆续发现了许多良渚文化遗址。其中江苏吴县（今属苏州）草鞋山和张陵山等地更发现了玉琮、玉璧等重器，说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中国特有的玉器时代。

更大的突破发生在1986年。首先在浙江余杭长命乡西北一处人工堆筑的土山上发现了良渚文化贵族的大墓，其中的第12号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和多件漆器，包括重达6500克被称为玉琮王的特大型玉琮。更加重要的是其四面各刻画了两个神人兽面纹，线条之精细与表情之神秘令人叹为观止。这座大墓也是迄今发现的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大墓，因而被称为良渚王之墓。本书作者刘斌正是这座大墓的发掘者。他精细的清理工作使我们能够一睹这位良渚王的尊容。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余杭安溪乡的瑶山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以及埋葬于祭坛上的12座良渚文化大墓。

刘斌的考古工作极为精细，同时又不忘对整体遗址群的全面考察，把宏观和微观巧妙地结合起来。2006年因居民房屋拆迁安置而发现了葡萄畈遗址石块垫底的黄土堤，这引起了刘斌的思考与关注，随即于2007年跟踪调查勘探，最终发现了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这是继20世纪殷墟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的进程和考古学发展。考虑古城不可能孤立存在，周围一定有相关的配套设施。刘斌他们发现良渚古城之后，一方面对城内外进行细致的调查发掘，另一方面又进行大范围铺网式的调查，不但新发现了上百处遗址，对良渚古城的内外遗址功能布局也有了全面认识，更加令人震撼的是超大型水利工程的发现。

另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在临平茅山遗址发现了大面积的水稻田，及由6个环壕组成的玉架山环壕聚落。大型水稻田的发现和玉架山环壕聚落的发现，是我们认识良渚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基础。在玉架山考古现场，每个环壕内的墓葬从良渚早期到晚期都有，持续1000年，反映了中国古代超稳定的血缘家族社会。近几年又在德清雷甸镇发现了大规模的玉器作坊群，反映了良渚古城周边的专门化生产方式。至此，一个东方古国的雄伟面貌便呈现在世人面前，良渚已经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2019年7月6日，在世界遗产评审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理所当然地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考古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艺术。

（摘编自严文明《考古是科学也是艺术（序与跋）》，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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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的历史发展，为中国各级博物馆提供了难以数计的文物收藏，显现出近现代考古学与博物馆事业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表现出考古对于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特别贡献。

中国的博物馆有它的特殊性。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博物馆不同的是，中国的公立博物馆都是由考古学和出土文物来支撑的，尤其是省级博物馆，都和具体的考古成果相关联，比如湖南省博物馆由马王堆考古成果作为支撑，湖北省博物馆由曾侯乙墓考古成果作为支撑。早在101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中的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世界考古史的研究做出属于中国的贡献。因此，我们今天来看各省级博物馆与文物考古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能够反映各地不同时期的文物考古的主要成果。

经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作为国内博物馆收藏的一个重要方面，绝大多数都是20世纪中期基于科学考古所获得。这些能够反映墓葬以及具体考古成果的文物，具有批量的特点——或多或少，都能够说明历史时代、相互关系以及具体的内容等各个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有着许多重大发现，单体面积大、整体数量多是重要特点，这对遗址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考古遗址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并不因为文物的出土而消失，相反，在未来的研究中依然能发挥作用，有些是不可替代，有些是不可或缺。所以，对于考古遗址的保护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仰韶村遗址于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后来成为仰韶遗址博物馆的基础。

无疑，对于重要的考古遗址，原地保护和利用是最科学、最经济的举措。因此，在考古发掘的现场建立博物馆，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博物馆发展的一条新的路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1974年，在西安市临潼区的秦陵镇发现了兵马俑之后，不仅开始了科学的发掘，而且在原地成立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筹建处，并于1979年10月1日正式开放。

重要的考古发现与考古遗址博物馆之间所构成的中国博物馆的一个特别的类型，在区域范围内呈现了重大考古发现的成果。当然，像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秦始皇兵马俑这样的重大发现并不具有普遍性，有相当一部分发掘成果的影响力并不像兵马俑那样。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座国家级的考古博物馆，或者在一个有重大考古发现和成果的省份建立考古博物馆，而不仅仅是一个大而全的省级博物馆。面对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如此众多的考古成果，一方面需要继续做好各省级博物馆对于考古成果的推广，另一方面需要扩大考古成果的集中呈现，而不仅仅是展陈一些具体的出土文物，更重要的是把相关联的考古过程和具体问题呈现给公众。

（摘编自陈履生《近现代考古学与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相互成就》）

材料二：

百年来，考古学和历史学携手并进、相互支持，考古学在历史文献线索的指导下不断推进，历史学吸收考古研究前沿成果而不断有新的突破。概括起来看，在中华文明史研究方面，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学术成果：

纠正了“东周以上无史论”，延伸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我国考古学已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百万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在历史文献研究基础上着重对夏商周三代活动范围作了全面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司马迁《史记》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基础上，推出了一份完整的夏商周三代年表。这样，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得到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双重实证，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

改变了“黄河文明一元论”，展示了中华文明多点起源的灿烂图景。中国地域辽阔，南北温差大，东西地势异。考古研究发现，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等都闪现出文明的火花，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几代考古工作者经过努力，改变了“黄河文明一元论”，在空间上展示了中华文明多点起源的灿烂图景，丰富了历史内容，活化了历史场景。

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论，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传统的西方文明理论以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为基准，认为人类文明都是沿着一条河流而单线发展的。而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与历史研究工作者通过宏观梳理把握，揭示出中国文明基本上表现为各个文化区“多元并行”“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这就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论，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摘编自江林昌《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宝贵财富。汉字铭刻着中华民族久远的文化记忆。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早在史前时期，中华先民就在岩石、器物上摹画契刻图画符号，孕育了文字的雏形。我国许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陆续发现了带有刻画符号的考古器物，这些符号虽尚不能系统记录语言，但已是我们抵近先民世界的文化“密码”。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源头和中华文化根脉。甲骨文无疑是殷商语言生活中最为典型的文化标本，确证了中国古史关于先商早商的历史叙述，展现了先民早期社会的生活图景，留存着中华民族久远而清晰的文化记忆。

汉字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创造了稳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语言生活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统一六国后，以秦国文字为标准实行“书同文”制度，文字统一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秦汉以来汉字的形体样式基本定型，文书行政之制大体确立，汉字成为大一统格局的文化支撑。汉字还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力量。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到计算机处理的现代汉字，其方块样态，线条构形，表意原理一脉相通。一以贯之的汉字系统，为中华文化代代传承创造了稳定性条件。正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所言：“今天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很少能看懂三百年前的本国文献……对于中国人来说，数千年前的文献都能了解；他们对本国古代文化的无比热爱和理解，大都是由于他们文字的这种特殊的性质之故。”

汉字涵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作为汉语的书写系统，汉字有力维系着汉语的发展走向，使汉语在方言多样性与文化共同性上达到了平衡统一。中国地域辽阔，在长时期人群流动与史化变迁中，汉语形成了北方、吴，精、湘、闽、季、客家等几大方言，有些方言差异很大，口语通解度较小，单凭口头语言甚至难以沟通。但汉语并没有在历史演变和地域变异中分化为不同语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汉字能够超越方言差异，“代偿”了沟通信息、联通人心、汇通文化的功能。汉字这种“通古今、达四方”的超时空力量，源于其表意文字的本质特性。汉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委身于口语语音，而是通过形、义等符号要素直接锚定语言的意义系统，“得意忘言”的书面语使不同时、地的人们可以方便地进行信息传递。对中国人来说，“语”与“文”常常是一体的，语言认同主要通过文字认同建立，在此过程中，文化认同得以生发。此外，汉字创造了书法篆刻、对联谜语、诗歌音乐等异彩纷呈的汉字文化，带给人们独特而奇妙的艺术享受和文化体验，源源不断地涵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汉字见证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是民族交往、语言交流、文化交融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汉字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随着中国疆域扩大、民族交流加深，汉字很早就从中原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我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起初没有自己的文字，汉字是他们借以交流和记事的工具。秦汉时期，北方匈奴族“无文书薄领”，其信函印玺都使用汉字。唐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起初习用汉字，后仿照汉字于10至12世纪创制了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这些比照汉字形貌特征和构造原理创造的文字被称为“汉字系文字”，共同组成一个“汉字大家族”。汉字见证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多无一体的历史进程。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树立在拉萨大昭寺的唐蕃会盟碑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了汉藏两族“叶同如一”的团结情意。13世纪初，元朝政府规定，“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清代的语言生活如同《五体清文鉴》所展现的那样具有鲜明的多样性，其中汉字是当时文书行政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中最重要最通用的文字，因此编纂《康熙字典》“于以昭同文之治”。在中华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程中，汉字不仅是族际交流工具，更是文化交流使者，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

（摘编自刘翠霞《汉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

材料二：

大家熟知的甲骨文、金文，是后世汉字的前身，其时代的上限是商代后期。不过在这之前，文字已经有过很长的发展历程。事实上，在田野考古工作中业已发现了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大量线索。中国史前文化中大量存在的陶器、玉石器上面的符号，确有可能与文字起源相关。其中一部分只是符号，另一部分则应视为原始文字。

当前关于中国文字起源讨论的一个焦点，是符号与原始文字（以及文字）的判定和区别。然而无论如何，像吴县澄湖等地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多个符号，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陶片上的成行陶文，说与文字无关是不合适的。襄汾陶寺陶扁壶上的毛笔朱书文字，是字也很难否定。

我想重复一个观点，就是不能认为，在中国境内的古文字只有像商周文字那样的汉字的前身；在四川及其附近发现的巴蜀文字，便不是汉字。

（摘编自李学勤《汉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什么是悲剧？悲剧具有怎样的重要特点？在《悲剧心理学》中，朱光潜先生区别了悲剧与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的不同，并进一步阐释了悲剧精神、悲剧效果和悲剧感，他的悲剧思想包含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悲剧是生活被“距离化”后的理想世界。“悲剧”一词被广泛地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常指发生的灾难性的事件。但是朱先生指出作为艺术形式的悲剧不能与之混为一谈。悲剧的欣赏是一种审美经验。审美经验产生和维持的条件是“心理距离”，它也同样适用于悲剧。悲剧正是“距离化”的生活，它通过戏剧艺术的各种手段与现实隔着一段“距离”，把悲剧中的苦难同现实的苦难分开。所以，“写实主义与悲刷精神是不相容的”。将悲剧“距离化”，不仅是为了和现实的苦难相区别，还是为了起到“克制”悲剧中可怖的东西的效果，使它只剩下美和壮丽。因此，“悲剧表现的是理想化的生活”。理想化是悲剧在进行距离化处理之后的效果，这个效果就是“高于一般的生活”。

传统悲剧中的人物是不同于普通人的英雄，他们遭遇的是特殊之情境，他们的行为具有异常之性质。在语言上，悲剧具有“诗的音调”“是诗的最高形式”。神怪的气氛也帮助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神秘感和一种惊奇感。朱先生认为实际生活中有许多痛苦和灾难，但是它们没有“距离化”，没有通过艺术的媒介“过滤”，缺少伟大的悲剧中的理想人物和形式的美，很少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因此，朱先生的这些观点可以总结为，悲剧是生活被“距离化”后表现出来的人为的理想的世界。

崇高感是悲剧感中最重要的成分。在朱先生看来，近代小说作品虽然优秀，但仍然无法与伟大悲剧作品媲美。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等题材与莎士比亚的一些悲剧相似，但是读完常常让人感到压抑沮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崇高和悲壮。由此可见，在朱先生看来，崇高感对于悲剧是不可或缺的。但仅有怜悯和恐惧并不足以产生悲剧效果。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悲剧的这种效果近似康德的崇高学说，因此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

悲剧因何具有了崇高感？悲剧要有影响一国一邦的宏大事件和英雄国王般的人物。“人物地位越高，随之而来的沉沦也更惨，结果就更有悲剧性。”当然，悲剧人物也可以不必身居高位，只要具有非凡的激情和意志。这样的人物，即使是一个恶人，都可以激发人们心中的崇敬和赞美。反观以小人物为中心的“市民悲剧”以及一些近代小说，缺乏气魄与宏伟，而崇高感随之不存。

悲剧中的崇高感包括两种不同的感情，首先是恐惧，然后是惊奇和赞美。悲剧的恐惧是在对命运力量的审美观照中产生的。命运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人无法改变命运，与之对抗的努力都是徒劳。当我们对命运充满恐惧，我们也会感到振奋，因为恐惧同时唤起了人与苦难抗争的生命力，唤醒了人的价值。从朱先生对悲剧中崇高感的强调可以看出，他偏爱悲剧是偏爱悲剧所具有的壮丽色彩，以及激励鼓舞人的效果。

命运感是悲剧感的本质。命运感在朱先生看来是“触及悲剧的中心问题”。纵观悲剧的发展历史，命运感贯穿其中。在希腊悲剧中，无论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还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都表现出命运的全能和无情，两人显得属弱无知。由此可见，命运感是悲剧感的本质，“只有与命这观念相联站才会产生悲剧”。

朱先生赞美悲剧中的命运感，是因为它展示出人直面命运和苦难的勇气，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命运感也表现出乐观和激激情的一面。悲剧中的人物勇敢、坚毅地与命运战斗，送发出强烈的生命力。因此悲剧中的命运感是具有两面性的，既是悲观的也是乐观的，既有恶的可怕，又有人的崇高和激情。悲剧所表现的“是处于惊奇和迷惑状态中一种积极进取的充沛精神。”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再笃信命运具有操控力量，因此表现命运感的悲剧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认识要求，悲剧的地位逐渐被小说和电影取代。朱先生哀叹悲剧的衰亡，惋惜和担忧人们对待命运的态度不再具有“悲剧的激情”。

（摘编自张琼《理想、崇高与命运——浅析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的悲剧思想》）

材料二：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里写道：观赏一部伟大悲剧就好像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是感到面对某种压倒一切的力量的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简言之，悲刷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是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

朱光潜借用英国著名学者布拉德雷的理论难以接受。在第二阶段里，主体的活动从负面转向正面，势不可挡的崇高事物之出现“使我们的想象和情感也扩大或升高到和它一样广大。于是我们打破平日的局限，飞向崇高的事物，并在理想中把自己与它等同起来，分享着它的伟大”。也就是说，审美经验中的崇高感是借助想象得以完成的。我们通过“共鸣”这一普遍心理机制，将自己等同于俄狄浦斯、哈姆雷特等巨人般的悲剧人物，感受他们面对毁灭性打击时所表现出的伟大精神。朱光潜一再强调，仅仅有恐惧也不足以产生悲剧效应。悲剧人物的超常毅力的确令人钦佩，但我们仍然为他们的悲惨结局感到惋惜，这构成悲剧中不可或缺的“怜悯”感。广义的崇高缺少的正是这一元素，因而怜悯感标志着悲剧崇高的特殊性。

（携编自丁尔苏《悲剧心理学的成就与启示》）

阅读下面文本，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曲折复义的表达方式，明确说小说故事是假语存（贾雨村）、真事隐（甄士隐），在真假、有无、虚实之间，《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艺术空白点，也就是“不写之写”。

“不写之写”应该主要从美学修辞学上来理解，而不是从索隐或随意联想的角度来理解。遗憾的是，“不写之写”大多数情况被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考证或非文学立场的索隐派所笼罩。一部艺术作品，所能写到的东西相对于无始无终、波澜壮阔的生活来讲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不写之写”在“写”和“不写”之间有一个辩证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写”什么是值得反复思量和推敲的，“写”是主要的，是呈现给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是他们能够直接感知和认知的，是直接诉诸读者直觉经验的。至于“不写”，则属于并不完全由作家掌控的部分，由“写”唤起人们对“不写”的兴趣和思考，这对作家来说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技能，对阅读来说不是轻易能获得的效果。

那么作家和作品中的“不写之写”究竟该怎么理解？作家的“不写之写”，应该是服务于一定的艺术目的的。作家通过作品写出来的东西，虽然是局部的，但可以意识到它的整体，这才是“不写之写”。换言之，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而并不是所有的空白、笔触不到的都叫“不写之写”，不是在阅读过程中随意生发、随意联想到的内容都是“不写之写”。

从《红楼梦》的文本举例，如第三十五回宝玉与薛宝钗丫鬟莺儿的对话。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宝玉见莺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钗来！便问道：“好处在哪里？好姐姐，细细告诉我听。”莺儿笑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又告诉她去。”宝玉笑道：“这个自然的。”正说看，只听外头说道：“怎么这样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既然这个秘密是莺儿不能告诉宝钗的，此时在莺儿和宝玉对话时当事人宝钗闯了进来，莺儿当然不能当着宝钗的面给宝玉说了，况且是秘密呢。薛宝钗究竟有什么别人都没有的好处，读者也就无法知道了。这个“不写之写”，是永无直接答案的。不是宝玉以后没有机会再向莺儿求证求解，而是作者“不写”了。

“不写”使文本具有了开放性，使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来丰富和确认，在阅读理解中让薛宝钗的性格丰富起来。而《红楼梦》的叙述又是具有文本的自足性、自洽性的，作家“写”了很多，“写”又限定了我们的理解和联想。薛宝钗有世上人少有的好处，作家为了让你关注、揣摩他的艺术描写，从设置悬念和激发阅读动力与兴趣来说，也是不会轻易直接告诉你的。急于求解问题的答案有，也没有，莺儿接下来要说的成为了文本的“空白点”，这就是“不写之写”的妙处。

这样的“不写之写”，构成了文本理解的不确定性，但具有理解的合理性。因为这些不写之写，是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根据对人物一贯的性格、行为逻辑、情感取向推测到的，但又不能完全说明白，不能完全“意于言表”，从而使艺术具有含蓄隽永、味之无穷的韵致和品格。

（摘编自孙伟科《〈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

材料二：

空白是中国画构图中处理黑白关系的主要手段。在《红楼梦》的画家笔法中，空白是被经常运用的一种。曹雪芹曾通过薛宝钗之口表达了他对绘画创作的见解。但作为一个精通绘画的作家，曹雪芹“自觉引进绘画技法”来进行《红楼梦》的创作，从而使其“不仅绘景、状物在妙合画理，而且写人、叙事也往往默运画学神髓，融入丹青技法”。他在作品中就特别注意这种空白手法的运用，不时在《红楼梦》中留有空白。这便是所谓的“不写之写”。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制造空白的手法，除了语言省略、情节省略以外，还利用“矛盾”制造空白，创造出朦胧的艺术意境，从而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例如：宝玉酒醉后要撵李奶妈，但被袭人劝住了，并没有撵，而李奶妈却说宝玉撵了茜雪。这看起来相矛盾，但实际是另起了头绪，是将茜雪“出去”的一段情节通过“矛盾”制造了空白，使读者可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去推想这其中的缘由。张爱玲就认为茜雪是“负气走的”，对此，倒是脂砚斋颇能理解作者的原意，他说：“照应前文，又用一‘撵’字，屈杀宝玉。然在李媪心中口中毕肖。”可见，作者笔法真是高妙，既塑造了茜雪形象，又刻画了李奶妈形象，可谓“一石二鸟”，令人赞叹。

这正是空白的妙处。因为像这样的情节若实写了，不但容易使笔墨轻重不均，冲淡主调色彩，而且还使情节受到了限制，显得死板不活。而这里运用以虚写实、计白当黑的空白艺术手法，则使有限的画面中生出无限烟波，“若通部中万万件细微之事俱备，《石头记》真亦太觉死板矣。”

（摘编自曹金钟《“矛盾”与〈红楼梦〉中意境的创造手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如何处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关系到中医药的前途和命运。

传承精华，就是要让中医药发展源远流长。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离开传承谈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医药的精华，沉淀在汗牛充栋的中医古籍中，流传在历代中医大家的临床实践中，散落在疗效显著的民间奇方中，这是中医药学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命脉。传承不足，让多种中医技艺面临失传，让中医医道延续艰难。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必须培养大批中医“专才”，这样才能使“国宝”代代相传。

守正创新，就是要让中医药发展清流激荡。只传承，不创新，捧着金饭碗也只会越吃越穷。让中医药老树发新芽，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从《黄帝内经》奠定中医理论体系，到明清时期瘟病学的产生，再到现代青蒿素的提取……创新，始终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中医药需要源源不断地注入创新的“源头活水”，在更多领域取得新突破。

没有传承，创新就失去根基；没有创新，传承就失去未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必将让中医药获得无限生机，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新动力！

（摘编自白剑峰《守正创新，为中医药注入源头活水》）

材料二：

近百年来，随着西风东渐，西医成为主流医学，中医药呈边缘化趋势。事实证明，中医药一旦背离了自身发展规律，中医西化，特色弱化，必将丧失自我。因此，无论是看待中医、研究中医，还是运用中医、推广中医，必须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必须保持中医药的本色。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调和致中、辨证论治等中医基本理论，蕴含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医药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这些理论是长期积淀形成的，是中医药生存发展的根基。然而，眼下不少中医秘方、验方和诊疗技术面临失传的风险。我们应该把藏在古籍、散在民间、融入生活的中医药技术充分发掘出来，整理收集保护起来，使其更好地传承下来，为人类健康造福。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必须改革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医和西医虽有共通之处，但诊治思维不同、防治手段各异，在管理上必然有所区别。我们应把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有利于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有利于提升中医药疗效、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原则，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如果简单套用西医管理模式，很可能会事与愿违，阻碍中医药的发展。因此，我们要突出中医药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把中医药特色优势用制度、标准、规范固定下来，把中医药的根脉保存好。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更不是墨守成规。中医药发展需要兼容并蓄，借鉴吸收现代科技成果。但是，如果离开中医药的主体地位，丢掉中医药原创思维，哪怕融入再多的高科技，也是徒具其表。我们不仅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更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推动中医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医药发祥于中华大地，植根于中华文化。中医既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只有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立足根基，挖掘精华，保持特色，中医药才能根深叶茂，岐黄之术方可生生不息。

（摘编自王君平《遵循规律，让中医药根深叶茂》）

材料三：

中医药走向世界，必须增强国际话语权。作为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元素，中医药只有成为国际“通用语言”，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目前，中医药传播到世界上183个国家和地区，但在不少地方，中药不能以药品的身份进口，只能以保健品、食品的名义销售。可以说，走向世界面临的不只是文化的差异，还有难以逾越的标准壁垒。但是，中医药如果不去拥抱世界，不去迎接国际化的挑战，不仅会丧失广阔的市场，甚至会丧失国际评审、行业标准制定的参与权、话语权。因此，中医药必须主动出击，迎接挑战，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这样才能掌握主动权。

中医药走向世界，必须立足解决人类健康难题。中医药独特的整体观、辩证观、系统观等，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治病防病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中医药走出去，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健康难题。中医药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中医药只有为更多人解除病痛，才能更好地彰显“中国智慧”，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信赖。

中医药走向世界，必须做好民心相通的大文章。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利于促进文明互鉴，为加强各国人民心灵沟通、增进传统友好搭起一座新的桥梁。近年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我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中医药海外中心，这成为讲好中医药故事、展示中医药魅力的窗口。中医药走向世界，必将促进中华文明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交流，让不同的文明交流融合、共同发展。

（摘编自王君平《走向世界，让“中国处方”造福人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心术

苏洵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让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让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北京工体，一位18岁球迷“乱入”，成功拥抱梅西，狂奔全场并与大马丁击掌。即便被四脚朝天抬出绿茵场，也难掩满脸兴奋；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更是声称会把自己与梅西的球场合影裱起来挂在房间里。

该事件不仅引发现场全体球迷欢呼，而且迅速引爆全网，绝大部分网友表示宽容甚至羡慕，觉得他在为热爱奔跑，活出了当代青年的独特个性。但也有部分批评声音，认为该少年破坏规则，扰乱秩序，不值效仿。据警方消息，事后该球迷受到行政拘留处分。

此上事件引发你怎样的思考与感悟？语文课上将针对该事件展开讨论交流，请你结合上述材料，立足自身，联系现实，写一篇发言稿。

要求：结合材料，自选角度，确定立意，自拟题目，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不得抄袭，不要套作，不少于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