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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的历史发展，为中国各级博物馆提供了难以数计的文物收藏，显现出近现代考古学与博物馆事业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表现出考古对于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特别贡献。

中国的博物馆有它的特殊性。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博物馆不同的是，中国的公立博物馆都是由考古学和出土文物来支撑的，尤其是省级博物馆，都和具体的考古成果相关联，比如湖南省博物馆由马王堆考古成果作为支撑，湖北省博物馆由曾侯乙墓考古成果作为支撑。早在101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中的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世界考古史的研究做出属于中国的贡献。因此，我们今天来看各省级博物馆与文物考古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能够反映各地不同时期的文物考古的主要成果。

经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作为国内博物馆收藏的一个重要方面，绝大多数都是20世纪中期基于科学考古所获得。这些能够反映墓葬以及具体考古成果的文物，具有批量的特点——或多或少，都能够说明历史时代、相互关系以及具体的内容等各个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有着许多重大发现，单体面积大、整体数量多是重要特点，这对遗址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考古遗址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并不因为文物的出土而消失，相反，在未来的研究中依然能发挥作用，有些是不可替代，有些是不可或缺。所以，对于考古遗址的保护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仰韶村遗址于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后来成为仰韶遗址博物馆的基础。

无疑，对于重要的考古遗址，原地保护和利用是最科学、最经济的举措。因此，在考古发掘的现场建立博物馆，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博物馆发展的一条新的路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1974年，在西安市临潼区的秦陵镇发现了兵马俑之后，不仅开始了科学的发掘，而且在原地成立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筹建处，并于1979年10月1日正式开放。

重要的考古发现与考古遗址博物馆之间所构成的中国博物馆的一个特别的类型，在区域范围内呈现了重大考古发现的成果。当然，像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秦始皇兵马俑这样的重大发现并不具有普遍性，有相当一部分发掘成果的影响力并不像兵马俑那样。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座国家级的考古博物馆，或者在一个有重大考古发现和成果的省份建立考古博物馆，而不仅仅是一个大而全的省级博物馆。面对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如此众多的考古成果，一方面需要继续做好各省级博物馆对于考古成果的推广，另一方面需要扩大考古成果的集中呈现，而不仅仅是展陈一些具体的出土文物，更重要的是把相关联的考古过程和具体问题呈现给公众。

（摘编自陈履生《近现代考古学与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相互成就》）

材料二：

百年来，考古学和历史学携手并进、相互支持，考古学在历史文献线索的指导下不断推进，历史学吸收考古研究前沿成果而不断有新的突破。概括起来看，在中华文明史研究方面，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学术成果：

纠正了“东周以上无史论”，延伸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我国考古学已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百万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在历史文献研究基础上着重对夏商周三代活动范围作了全面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司马迁《史记》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基础上，推出了一份完整的夏商周三代年表。这样，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得到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双重实证，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

改变了“黄河文明一元论”，展示了中华文明多点起源的灿烂图景。中国地域辽阔，南北温差大，东西地势异。考古研究发现，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等都闪现出文明的火花，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几代考古工作者经过努力，改变了“黄河文明一元论”，在空间上展示了中华文明多点起源的灿烂图景，丰富了历史内容，活化了历史场景。

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论，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传统的西方文明理论以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为基准，认为人类文明都是沿着一条河流而单线发展的。而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与历史研究工作者通过宏观梳理把握，揭示出中国文明基本上表现为各个文化区“多元并行”“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这就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论，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摘编自江林昌《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