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青春，可以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样子；可以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样子；也可以是那只即便成不了雄鹰、雪豹，却能攀上“锈蚀的岩壁”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的蜘蛛；当然，更可以是雪城哨所、海疆孤岛立成的“丰碑”……

请结合以上材料，以“青春的样子”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材料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在实体空间之外产生了另一个空间，即数字空间或赛博空间。为了实现在数字空间的关系建构，个体身体存在在实体之外需要再建一个虚体，这是进入数字空间的前提条件。个体只有完成了身份虚体的建构，才能在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之间实现切换。

在数字化时代，人格的实体虚体化即所谓数字人格的形成。严格来说，数字人格并不能叫作人格，是因为它始终是以人的身份虚体的存在为前置条件的。同时，数字人格一个主要的特性是通过网络数据实现的对人的拟像，网络数据不是对生命实体的真实采集，而是基于个人填写。讨论数字人格的意义不只在于确定人的网络存在方式，更在于防止数字人格对个体自我形成的诱导甚至压迫，使个体沦为网络的奴隶甚至牺牲品。

网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交往空间，而且提供了新的交往方式，形成了新的聚合关系。这种新的聚合关系既造就了面对面的熟悉的陌生人，即社会的陌生化；又造就了不见面的陌生的熟人，即网络社群的熟悉化。在这种新型聚合关系下，由于数字空间的出现扩大了人们之间的交往范围，提升了人们的交往效能，使得人们在短时间内很容易找到自己的趣缘群体，进行集体“自嗨”，从而催生了一种新型文化即网络文化。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依附性增强。圈层文化的出现既有个体精神上的需要，又有资本的助推。它以小群体的方式满足了个体个性化、差异化的精神需求，增强了个体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人们聚合在一定的圈层下，形成窄化的虚拟关系，逐渐形成对圈层群体的依赖。在不同的圈层中有不同的圈规、语言、礼仪等，它是圈层部落成员的标识。

第二，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网络趣缘群体处于不同的圈子或圈层，很容易形成信息茧房，造成网络信息闭环。由于社交范围的狭小、社交圈子的固化，人们在圈层文化氛围中形成一种圈养型差异性群体人格。这一人格倾向是因网络虚拟世界的存在和作用而造成的现实生命实体的人格改变。

第三，对个性自由的误读。趣缘群体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在现实生活规制中缺少或失去话语权的边缘人群的情感需求。个体也常常误把网络平台当成释放个性、张扬自我的自由渠道和途径。但实际上，网络趣缘群体的出现并未真正实现个体的自由，相反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文化圈子中，容易造成对异己的敌视或排斥，形成对趣缘群体的过分依赖。

第四，集体无意识的形成。数字化平台常常通过投票讨论，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用选择、打分代替独立判断，不再面对情境化本身，而是进行量化、极端化，非A即B或非B即A。当意见被简化为一或非一、正面或反面时就是同一性的形成，它既表现为简单的极端化或单一化，又表现为同温层或圈层意识形态的形成，从而造成集体无意识。与此同时，网络圈层长期处于封闭、隔离环境又加剧了集体无意识。由于圈层自身的选择性、隔离性的特点，在圈层文化中逐渐形成了唯我独尊、排斥异己、党同伐异的圈层意识形态。

在这种网络亚文化中，圈养着一批热衷网络交友、游戏的青少年。不同的网络平台以不同的社群观念吸引着具有不同趣缘的群体，实现网络聚合。它们各取所需，维持着一种相互依存关系。个体以身份虚体的方式进入网络社交，长期处于虚拟网络空间，在圈层文化的熏陶下，作为生命实体存在的人们的真实人格就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摘编自徐强《数字化时代的人格反思》）

材料二：

人们在网络交流时产生的虚拟人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平时被压抑的人格，一类是平时崇敬的人格。现代社会的竞争及其他方面施加给人的压力及多重社会角色对人的束缚使人们很难甚至不可能尽情地展现真我风采，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个性会从此消失，通常情况反而是愈禁而弥强。这就好像是用高压锅煮水，被压抑的气体压强越大，对锅的作用力也越大，但锅的强度是一定的，当作用力达到这一强度或者超过时，就会发生爆炸。虚拟人格的产生则正可以达到“减压”的作用，从而调节心理平衡。称之为“虚拟人格”，主要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它并没有表现出来，而主要是在网络交流中出现，而且离开这一条件就不会表现出来，它具有不稳定性及有条件性。

由于虚拟人格能起到释放压力和丰富体验的作用，因此许多人对虚拟人格产生依赖性。通常的情况是，许多人先从虚拟人格里获得良好体验，而后对现实社会更加不满足，以此陷入恶性循环，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个体所受压抑程度和对憧憬人格的向往程度，一个是个体意志力的强弱。个体对虚拟人格的依赖程度与受压抑程度成正比，与向往程度也成正比：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所受压抑程度越大，甚至超过其所承受范围，就会更倾向于用虚拟人格来得到解脱；个体对憧憬人格的向往程度越深，就会更倾向用虚拟人格获得满足。其依赖性与个体意志力强弱成反比：个体意志力强，则可以控制自己上网的频率及使用虚拟人格的程度，意志力弱则容易对虚拟人格产生依赖。

如果个体的受压抑程度过大，可以多通过其他方式来放松，比如旅游，参加体育运动和文娱活动。美国兴起一种“漂流疗法”，意思是不要只抓住一种方法不放，而要采取多种方式，使整个身心得以彻底放松。如果个体对憧憬人格的向往程度很大，则可以将这种向往升华为现实中对“现实的我”向“理想的我”前进的动力，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决心与力量。如果是由于个体本身意志力较弱，则可以根据情况，制定上网计划及使用虚拟人格的频率与时间长度，从而逐步摆脱对虚拟人格的依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虚拟人格来清空心灵垃圾、调节心理平衡、保持积极心态，而不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产生新的心理疾病。

（摘编自邓泽球 张桂群《论网络虚拟人格》）

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不仅清晰地记录着中华民族先民丰富而多彩的社会生活文化内容，也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对这些节日所具有的独特理念内涵和精神价值的认识很模糊，因而对这些节日不是很重视。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表达你的认识。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着眼于考察集体性文学观念。若说研究个体文学理论是求异，研究集体认同是求同。集体认同不是代表个人，而是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观念，是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的集体特质。

“认同”是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命题的一个关键词。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并不以系统理论形态出现，一些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重复的话题、习语，所反映的不是个人或某一时段的观点，而是一种历代积淀的集体意识。认同形式是与理论形态相对而言的，两者虽无法截然分开，但又有明显差异。如果说理论是理性的，那么认同则是感性的。认同往往是一种话题，表达或清晰或含混的感觉或观念。集体认同不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对众多事实所作的有倾向性的选择。选择的可能是事实，不过是选择者所喜欢的部分事实。有些集体认同甚至可以改写历史与事实。简言之，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要表达的并非事实，不是逻辑推理，也可能没有体系性、理论性。它表达的是中国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学信仰，是中国古人大致相同的认识与评价，是集体的文化记忆。

认同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集体认同，更重要的是把它们放到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去理解，而非简单判断其真假对错。举例而言，“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在中国古代是同时存在、各有事实依据的诗学论题，都具有真实性与合理性，但在长期的诗学接受史上，多数人还是选择“诗能穷人”“穷两后工”之说，而相对立的表述则被渐渐遗忘或遮蔽。对于“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的选择与接受，是一种基于传统诗学观念与价值判断之上的集体认同。韩愈有“不平则鸣”说，后人往往以“不平”为处于逆境或不公平待遇。其实不平所指甚广，钱锺书说过：“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不平则鸣是指处于不平常、不平静之境，总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但历来对于“不平则鸣”往往是一种有所偏重的接受，即倾向把“不平”理解为不公平或逆境。这种选择性的接受是一种集体认同。它与倾向于选择“穷而后工”“诗能穷人”的认同是出于相同的集体心理，都认为好作品是反映悲苦生活的，而写作者则应经过困苦和磨难才能成为杰出诗人。这些当然也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这种集体认同，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诗歌与诗人的集体理想，对诗人的想象与期待及对诗歌的价值判断：诗是一种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高尚的精神寄托。在古代中国，“诗人”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它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承受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痛苦，须有所担当和牺牲。这正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而建构的诗人的“宿命”，其本质正是古人对于文学使命的一种积极期待。

集体认同包括“反向认同”，即在批评某事物背后寄寓其正面理想。对于文人的贬责也是中国文学集体反向认同的典例。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诗人”与“文人”既有关联又有差别。“诗人”往往带有悲剧性，受到同情和尊重，而“文人”则普遍受到贬责和卑视。诸如“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等就是这类代代相传的集体话语。文人自身也对文人持否定态度，南朝范晔“常耻作文士”，而且也“无意于文名”。但古代也有很多为“文人”辩护的情况。如刘勰就对“文人无行”之说予以反驳（《文心雕龙·程器》）。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既列“文人相轻”之目，又列“文人相推”之典。但在长期的接受过程中，对文人群体污名化的倾向却受到中国古人的普遍认同，甚至成为至今流行的成语俗话。在“文人”话题中所表现出的焦虑，潜藏了古人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学价值观。所有对文人的批评或文人的自我否定都是基于一个参照系，一个隐在的标准和理想。古代文人是从早期士人发展、分化而来的，“士”在古代是一个有崇高意义的词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所以传统士人就是文人的参照系，古人以士人为理想人格，用士人的标准来衡量文人和自我期许。但古人对于文人及其文章的批评并非仅是世俗的蔑视，其实还包含对文人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人格的期待，以及对文人积极用世、对文章经世致用的期待。古人对于文人的批判其实是出于理想而对文人表达一种期待和文人对于建功立业的自我期待，这是一种特殊的“反向认同”。

集体认同是对诸多事实的选择与取舍，集体认同所表达的，并非真实的历史事实，不是统计学上的真实，而是一种对于诗人与文人的期待，表达的是一种文学信仰与理想。

（摘编自吴承学《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

奔驰和宝马是世界著名的汽车品牌，前者诞生于1886年，后者始于1916年。长期以来，两者既互相竞争，又彼此尊重，不断超越，成为行业的佼佼者。2016年3月，宝马诞生100周年，奔驰公司发布祝贺海报，写道：“感谢100年来的竞争，没有你的那30年好孤独。”

常言道，商道亦人道。读了上面的材料，你有什么联想和启示？请联系生活实际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宋代文学一个较典型的特征，是哲学的艺术化与艺术的哲学化。在宋学兴盛的背景下，士大夫文人对“性命”“心源”“情性”“道德”等人之生命的发生原理与终极意义的领会，以及对自身道德涵养的极高要求，决定了其人格精神更易于流向纯粹的诗性和审美，并成为推动宋词雅化的原动力，体现着形而上的人格精神对宋代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影响。

宋词雅化在北宋已有较高的完成度，特别是“东坡范式”的创生，对词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无论是苏轼，还是他之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以及后来者黄庭坚，他们对词表达功能的拓展都与政治影响下个人际遇的改变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北宋士人在党争和贬谪语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穷达之际如何自处，进退之间如何在精神上达成真正的平静和自由，是他们始终关注的修养课题。

“清风明月”是欧阳修中后期的典型词境：“无风水面琉璃滑”“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目之所见，也是心之所向，是作者主观审美偏好的反映，这种澄明之境恰是欧阳修清明自适的内心世界的镜像。

苏轼和欧阳修在对词的认识和审美个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在对词的雅化上，又不约而同地沿着扩大词表现功能的道路前进，创作了大量雅词，共同塑造着宋代士人的人格意象。

苏轼有着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相近的体悟，可概之为对“适”的精神境界的追求。“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些词句中流露出顺化自然、随缘放旷的生命情调，同样带有一种人生沧桑感。这种“适”和欧阳修的“闲”一样，都是经历过人生沧桑的士大夫试图以静观外物、身与物游的方式来明辨思理，达成主体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

欧阳修的“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是他在贬谪后的沉淀；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在乌台诗案后痛定思痛的体悟；而黄庭坚在经历《神宗实录》案风波后，则锤炼出“断虹霁雨”的词境：“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断虹霁雨”词境不免令人联想到黄庭坚关于人格气象的诗性喻说——“光风霁月”。《濂溪诗序》云：“（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经南宋理学家李侗点出，“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遂成形容人格气象的经典表述。“光风”是雨雪初晴之时吹拂云开雾散的风；“霁月”是雨雪止息、天空放晴后明净的月色。“光风霁月”形容的是雨雪放晴后天地清朗、万物澄净的状态，以此形容人格气象，既显示了悟透人生的通脱感和释然感，又蕴含了厚重的人生沧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断虹霁雨”的词境可作为“光风霁月”的人格气象在文学创作上的参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文人在文学与道德层面通而为一的同构。

宋词雅化实质上是宋代士人遵从正统文化秩序、恪守道德伦理、完善人格修养而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宋代士人将经过人生波折的洗礼而达成的人格精神，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展现于创作实践，诗意展现了宋代士人努力探索精神出路的复杂情感变迁。

（摘编自陈莹《从“清风明月”到“断虹霁雨”——北宋雅词中士大夫人格精神的诗性表达》）

材料二：

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段是“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诗的有关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即创作技法方面的要求；二是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即针对创作主体方面的要求。所谓“诗人之雄”，就是士大夫固有的志向，包括体现传统儒学所倡导的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苏轼呼唤“诗人之雄”，就是要求词人像诗人一样，以词言志。以诗为词的实质，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依赖于音乐传播的歌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或者说把“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

由此看来，关于苏轼对词的雅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是创作技法上的雅化。苏轼将诗的创作技法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增加了词的抒情性，使词具有了诗般典雅庄重的语言。其次，是词体的雅化。这包含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心理的雅化。他倡导小词出诸“诗人之雄”，改变晚唐五代以来传统的出于戏谑、娱乐的心理而作词的状况，而以士大夫固有的志向、浓重的道德责任感与真挚的历史使命感取代之。二是创作内容的雅化。苏轼将诗中经常表现的政治、历史、道德、哲理的内容带入词中，纠正了传统艳词片面追求词的形式美的偏颇，使词文学第一次达到了真（历史、哲理）善（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美（娱乐）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达到了个体价值（审美、抒情价值）与社会价值（真、善）的比较完美的统一，这实际上是对儒家诗教很大程度上的回归。

苏轼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实际上已倡导了南宋词坛的雅化精神，为南宋词坛从文化层面的深度崇雅贬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词的雅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摘编自高云斌《从唐宋词雅化进程看雅词的内涵》，有删改）

（1）学不可以已。——荀子《劝学》

（2）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师说》

（3）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德］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4）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

以上4句话都阐释了“学习之道”。学会学习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而良好的学风又是有效学习的必备条件。校组织“学习经验交流会”，请以上述语句为基础，确定立意，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发言稿，谈谈你在学习过程中的感悟和思考。

要求：自拟标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议论文体，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材料一：

数字人文方法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人文研究的一种新兴研究方法。它以人文主义为灵魂，保留人文研究者们的人文感性和批判性思维；以计算机技术作为路径，通过信息检索、超文本、多媒体、计算机统计分析、数据可视化和数字地图等数字方法，延伸人文学科研究的时空范围和纵深程度。数字人文方法是一个具有“跨越”意义的方法，它不仅跨越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跨越了纯理论与应用、定性与定量及理论与实际的界限。数字人文平台一反传统人文平台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强调社交性和交互性，预示了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发展趋势。这对于深化社会学研究和优化社会学方法具有重要的多重启发意义。

当前社会学研究方法大致是以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二分天下。一方面，数字人文方法可以满足量化研究对“量”的要求。受实证主义之风的影响，依赖数据库、统计软件等计算机工具进行作业的量化研究与数字人文方法具有天然的适配性。大规模的数据库、语料库或共时性的数据流为定量研究提供充足的样本量，甚至省略抽样过程直接对总体进行研究。毋庸置疑，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较传统的数据研究效果会得到一定提升，更便于研究者从中发掘规律、趋势和反常事件。另一方面，数字人文方法也可满足质性研究对“意义”的探求。已有研究表明许多质性数据往往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可视化处理，就足以解释其隐含的重要现象与规律，一反数字技术只适用于定量研究的固见。强调体验的田野调查法有其局限性，在对田野日记的收集、解释和分析中往往囿于研究者的主观视角。在数字人文方法的帮助下，原始作品将被上传到网络中并进行传播，在此过程中，其他研究者可以在原始文件之上不断地添加、修改和混合，大量细节不断被发现，直至展现出一幅完整的社会图景。

数字人文方法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不止于此，它也给予文献研究以技术支持，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需要自由选择对文献进行“细读”或是“远读”。通过对大量文献的量化分析，研究者不再苦恼于难以消化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这不仅会提高文献阅读的效率，那些依靠细读无法获得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也会浮出水面。可视化也是近年来数字人文领域已趋于成熟的研究方法，它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通过对数据的聚合和提取，将其转换为图形、表格和图表等形态的一种方法。以往的社会学研究报告中，图形等作为为文字论证提供解释或佐证的辅助性工具，需要为文字叙述服务，难免受到研究者主观解读的影响。但可视化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论证方式，具有清晰、易读和客观等特点，可以丰富研究成果的视觉呈现。

我国是一个拥有源远流长的人文思想的国家，人文主义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数字人文方法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才可发挥最大的能量。对于社会学研究者来说，要把握好“科学”和“人文”两者的平衡，推动数字人文方法与社会学研究的结合，为数字人文的应用提供发展空间。

（摘编自《数字人文方法推进社会学研究创新》）

材料二：

数字人文已经取得诸多成就，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其应用价值，需要学者们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来探讨和验证。

数字人文不仅是一种技术，不仅是人文学者使用渐多的查询检索方法，也体现着传统治学方式与数字技术关联融通的开放态度；它开启了新的研究窗口，改变着我们惯用的工作方式，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组织学术议题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宜将其与人文学科的终极价值、人文学者的学术想象力对立看待，而应当意识到，数字人文的应用为我们提升研究水准、回应多面相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人文要登上新的台阶，有赖研究者针对计算技术“提问”，这与我们的学术视野、学术前瞻力相关。这是一个逐渐趋于完善的过程——尽管绝对的“完善”永远不会“一劳永逸”地实现。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是这一过程的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亲历者。人文学术与计算技术的“知己知彼”，双方的沟通与契合，对我们是一挑战。数字人文技术的完善，不能仅靠期待、“仰赖”；研究者的实践，实践中提出的议题、发现的问题，正是推动相关技术手段纠错、细化的必要条件；而所谓“范式更新”、“思维革命”，则要靠研究者自身基于新条件、新可能的努力。

从古到今的技术、知识与思想，无不靠“人”的追求与创造而生成；迭进更新的技术、知识、思想，时时刺激、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无论目前数字化还有多少不足与改进的空间，这一基本潮流终归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具备清醒的认识，就能依靠“互联”的持续探索、共同的学者智慧引导数字人文的方向与历程。

（摘编自邓小南《数字人文与中国历史研究》）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是唐朝著名诗人王维的《使至塞上》。此诗堪称唐诗极品，其颈联尤为脍炙人口。原因安在？奥秘之一，是这首诗的颈联隐含着两幅高度抽象又极为形象的几何图形，极巧地动用了几何美学。“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可以分别绘成如下几何图形：

平行四边形表示无限平面（大漠），一根直线（孤烟）从这个无限平面上沿垂直方向上升到无限的空间，由二维平面和一维直线组成了一个三维空间，又与时间组成四维宇宙。

在无边无际的大漠上，一条长河滚滚奔流。一轮落日与长河从相离到相切到相交到相融；如果把镜头推远，长河成了一线，落日与之相离相切，最终成为落在线上的一点。

初唐王湾，到跨越盛唐、中唐的王维、杜甫，到中唐刘禹锡、晚唐雍陶等人的不少佳作，均隐含着几何图形，并可据以绘成几何图形，这就是唐诗的“几何现象”。

唐诗的美是千姿万态的，其“几何现象”便是其中特异的一态。

它赋予读者简约美。据“大漠孤烟直”所绘之几何图形线条和结构都很简单，但它的内涵却无比丰富恢宏。“大漠”因有“孤烟”与其垂直而显得更广阔更空旷，仿佛真正达到了数学意义的无穷“大”；而“孤烟”则因有“大漠”这无穷“大”与它垂直而显得更“直”，更显其上升是无限的，更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升腾力，也更切合那个“大漠”的“漠情”。这无比壮观的强劲升腾是只有那个“大漠”才有的景象，同时也是只有这个诗人才有的为国建功立业激情的真切写照。在这里已不纯是“大漠”与“孤烟”的垂直，更是诗人爱国思想和急剧升腾的奔赴边塞慰问将士的激情“垂直”而成的广阔胸怀。

它赋予读者图画美。古人论诗历来推崇“诗中有画”。唐诗的“几何现象”已不仅是诗评家和读者一般认同的中国山水画之类，而更是具简约之美的几何图形，这就使这些诗中的“画”更富底蕴更富气韵。唐诗“几何现象”赋予读者的图画美与一般“诗中有画”的“画”的美在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它赋予读者时空美。唐诗隐含的几何图形都是或极其壮阔或玲珑剔透的三维空间，然后与其所发生的时间复合成含弘万汇的时空连续区，把有限的诗歌语言嵌镶于无穷的时空，给诗人一个写意的巨大“坐标系”，给骚人一个抒情的强大依托，使读者有了一个“沉思”的巨大空间。当诗人用简明的几何图形将自己的诗情驰骋在永远美丽的时空连续区之时，其诗歌对读者的心灵就有了极强的穿透力和张力。

唐诗“几何现象”为何如是之美呢？几何图形尤其是立体几何图形是用具体的点线面来表示抽象的概念。一个有限的平行四边形表示一个无限的平面，这个平面是抽象的，无厚度，无边际。当几何图形渗入唐诗领域就充分发挥其高度具体与高度抽象高度统一的特异功能，使唐诗显现出高度具体与高度抽象高度统一的美质，使诗歌创作必不可少的一翼形象思维与它不可或缺的另一翼抽象思维高度地统一，显现出美的辩证法的光芒。

（摘编自彭晖《唐诗几何美浅谈》）

材料二：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文化中，有不少使用几何意象的佳作。

在古代诗词中，“点”常常是孤人独物，如孤帆、片花、泪滴、行客等远观似点的物象。线往往是似线的一些东西，如行程、河流、远路、雁阵等。面则是平的东西，如荒原、水面、沙漠、长天等。而无形的风、雾、云、光影、声音等则是介于面与体之间，似面非面、似体非体的用来连接以上固态几何体的气态几何体。

唐代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两句诗由两个意象孤帆和长江组合起来，孤帆是点，长江是线，点已是渐行渐远的远点，线已由李白身前的纵线转成天际的横线，点不断慢慢地在向横线移动，不见了，人心中的依依不舍之情在图形的解析中一目了然。李白口不言情，但情藏景中，更显情浓。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却在抒情，引发读者无尽的审美想象，使该诗形成隽永的意境而成为千古绝唱。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则是“线线点，线线点”的构图，更为复杂但由于有相同的节奏使得意境更加动人。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两句诗造语自然精妙，音节流美铿锵，意象生动传神，触目所感，情与景会，明月为圆，汉关成线，征人作点。圆下引线，线外设点，点于线尽之处消亡，悲凉不胜。

在几何意象中，云、风、雾、影就像一无形的无处不在的“面”轻拂人心，它使意境更加朦胧。如“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风是朦胧的面，月是思念的圆，叶、寒鸦是衰老的点，进而时空轮回转换，产生的美感不言而喻。

（摘编自马晓华、周乃军《例析诗词中的几何构图之美》）

每个人都是找寻人生意义路上的行者，有人很早就确定意义所在，而有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未能知晓。

有人说，人生由一次次出发构成，对前方的未知的探寻，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有人认为，人最大的未知是自身，所有的出发都指向回归，回到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