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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材料一   中国是柑橘的原产地之一，5000年前就在长江流域种植。柑橘作为一种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水果，早期的消费形式之一是地方以土贡的形式送达中央以供食用。西汉设置专职官员“橘官”以保障皇室的柑橘供应。随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宋、金皇室都将柑橘视为珍果，引领了社会柑橘消费的风尚。从江南到百越，从川陕到中原到处都有柑橘生产。明代，柑橘品种大量增加，并出现了第一个外来柑橘品种——波斯橘。葡萄牙人从我国华南将柑橘的品种之一甜橙引入欧洲，并于1565年传到美国佛罗里达州。

———摘编自曾云琦《中国柑橘历史与文化价值研究》.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受到美国花旗广柑的倾销和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农民大多无力经营，大量砍伐柑橘果树，再加上果树病虫害日益猖獗，柑橘成片死亡。新中国成立前，全国柑橘产量下降到10万吨左右。新中国成立后，柑橘产地掀起了爱国增产的高潮，政府还提出了果树上山下滩的发展方向。1952年柑橘产量恢复到21.55万吨。1984年后，国家放开了对巧橘等作物的计划管理，各地相继发掘、培育、更换、推广良种，推动了我国柑橘产业的发展。除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外，我国每年均有一定量的巧橘鲜果及制品出口至国际市场。

——摘编自王川《中国柑橘生产与消费现状分析》等

材料一   鉴于秦、隋两朝被农民起义推翻的教训，汉、唐的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后所颁布的政治和经济措施，都较为注重缓和阶级矛盾。宋政权建立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更迭的教训，为了调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政府给予各级官僚地主以极大的经济实惠，这也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也始终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史料记载：“江南狭乡百姓，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

——摘编自詹小美、李玲崧《宋代的中央集权与阶级矛盾的特点》

材料二   总的说来，唐代在经济制度领域重平等、轻效率，在政治与社会制度领域重效率、轻平等。而宋代恰好相反，在经济领域重效率、轻平等。所谓重效率，主要指结果是否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或完成更多的设定目标，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货畅其流。但是，这种在高度中央集权制和官僚制度之下的平等，自身就隐含着矛盾与衰落的根源。它使宋代的官僚政治成为社会进一步变革的阻力，从而使宋王朝未能出现历史性的社会与经济突破，社会的发展逐渐停滞，中国古代社会终究没能出现历史性的突破。

——摘编自谢元鲁《论唐宋社会变迁中平等和效率的历史转换》

材料一：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宋代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产微力薄，家无担石，或户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定为极贫，将“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定为次贫。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先秦《周礼》的“荒政十二策”，到南宋的《救荒活民书》，再到清代的《荒政辑要》，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彻底铲断了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并在农村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储备粮制度等初步社会救助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政策，并针对“老、少、边、穷”地区出台了扶贫专项计划，设置贫困地区发展资金、开展专业技能培训等。1987年确立“开发式扶贫”指导思想，建立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还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开展扶贫公益事业。2001年国务院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扶贫政策的受众从贫困县下落到贫困村，全国共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更多的是采取“造血式”的扶贫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现有标准下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在2020年要全部脱贫”，2015年我国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在国家战略层面确立了精准扶贫政策。

——摘编自白晋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材料一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英、印、中在贸易上出现了一种三角关系。1685 年，因清政府的解禁，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在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1689 年后中国茶叶输英数量骤然上升，而英国毛棉织品的销售却在中国遇到困难，东印度公司日益发现印度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比英国商品更具有竞争力。18 世纪 30 年代，进入中国市场的印度棉花，给东印度公司带来 107%的毛利。但在国内，东印度公司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这一贸易使英国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而英国却找不出可以平衡这一贸易的商品。

——摘编自李宽柏《鸦片战争前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形成》

材料二   英、印、中三角贸易充分体现世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改变了中英两国命运：茶叶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始终，鸦片则与 19 世纪中国的苦难相始终。茶叶贸易对英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如茶叶税收是英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垄断从中国进口茶叶是维持东印度公司和东方贸易的基础。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印度输往中国的货物中，鸦片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鸦片在中国有很好的销路，保证了英国有足够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而中国由茶叶所得外汇又全部流进了印度以购买鸦片。鸦片产量提高后, 原先准备输入中国的印度棉花大量运至英国。

——摘编自仲伟民《经济全球化与 19 世纪的中国》

材料一   清初，清廷在沿海建立了7支水师，在江南、福建、广东设立了水师提督，在旅顺口、大沽口、吴淞口、厦门、台湾等海防要地设水师营等。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1681年统治台湾的郑经病故后，郑氏集团发生内乱，荷兰殖民者企图卷土重来，康熙帝令水师提督施琅统领舰队进军台湾，取得了澎湖决战的胜利。此后不久，郑克塽降清，台湾复归统一。此外，清朝的东北水师于1658年的库尔干河战役和1685年的雅克萨战役中，都曾大败沙俄侵略军；广东水师于1808年在澳门击退英国殖民者军舰的进犯。

——摘编自张铁牛《中国古代海军史》

材料二   1865年，清政府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次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打算通过发展造船工业，创建近代海军。1867年，前江苏布政使丁日昌首先提出建立“北洋、中洋、南洋”三支轮船水师，无事出洋校巡，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联合作战。中法战争后，清廷再次讨论海军发展事宜，决心“大治水师”，并调整其发展计划，拟先由北洋练成一军……在北洋海军优先发展成军的同时，南洋海军、广东海军和福建海军也有所发展或恢复。南洋海军虽然创设较早，但因清廷专注北洋而发展缓慢，军舰以国产为多，军官素质和军事训练较差……甲午海战重创了中国海军建设，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武职官衔均被裁撤。

——摘编自张一文《论中国近代海军发展与周边国际形势》

材料三   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战略任务。特别是1953年2月，毛泽东先后为接受检阅、视察的5艘海军舰艇郑重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邓小平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明确指出：人民海军必须“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精干”“顶用”。江泽民在视察海军部队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保卫国家海洋权益”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分别写进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

——摘编自刘杰等《新中国60年人民海军发展战略的演进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