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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敦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其命名始于汉代，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敦煌郡，都尉府所在地实际上就成为敦煌郡城市的雏形，敦煌城市由此兴起。图1、图2、图3分别为汉代、唐代、清代敦煌故城形态演变，图中角墩、马面、羊马城等都属于城防系统。

——摘编自王新敏、石培基、聂晓英《历史时期敦煌城市演变与影响因素分析》

材料   任何社会中，冲突的存在都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一般而言，冲突的解决有两种基本方式，即暴力与和平。和平的方式即冲突各方通过谈判、协商、讨价还价的方式制定出各方虽不完全满意，但都能忍受的方法，寻求问题的解决，这一过程即为妥协。在西方，政治妥协不仅是民主政治中的常见现象，而且也获得了文化上的认同，在许多国家成为公众和社会珍视的价值与传统。以往的研究多强调政治斗争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似乎妥协就等于软弱、落后甚至反动。诚然，暴力革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即使是在政治局势矛盾斗争极其复杂多变的近代中国，政治妥协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条件下，也可能是更明智和更可取的选择，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也确实进行了不少利用政治妥协的方式，化解政治矛盾和政治冲突的成功尝试。

——摘编自李春锋《浅谈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妥协》

材料   今浙江地区古称越，唐朝属江南东道，后析分为浙江东道（除浙北之外的浙江省所有地方）、浙江西道（苏南、浙北、徽州）和福建道，“两浙”作为行政区域名称开始出现于唐代以来的文献中。至宋代，“浙商”一词开始出现，如《苏轼文集》载：“杭州市舶司准密州关报……闽、浙商贾因往高丽，遂通契丹，岁久迹熟，必为莫大之患。”《石林奏议》中有“近人言东州艰食，二浙商贾转贩入京东诸州，收息数倍。”《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询访得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明朝时，“浙商”一词专指浙江地区的商人，如《甲申纪事》载：“吴耕浙贩……以致吴民尝苦饥而浙商倍获利。”明清时期，“浙商”多指浙江盐商和米商；至晚清，“浙商”包括了更多行业的商人，如浙商刘鸿生先后投资火柴、水泥、毛纺、银行、城市建筑等行业，被称为“火柴大王”“煤炭大王”“水泥大王”“毛纺业大王”“企业大王”。

需要指出的是，见于文献中的“浙商”并不全是浙江籍的商人，清朝《科场条例》载：“两浙商人俱系杭州、徽州及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郡之人。”

——摘编自宫云维《“浙商”一词的由来》

材料一   1930年4月至1933年4月，法国先后派军舰侵占了南沙群岛中几个较大的岛屿，宣布为法国领土，该事件史称“九小岛事件”。南京国民政府随即向法国政府递交照会，宣布对法占岛屿“保留其权利”。同时，国民政府还派人游说日本：“针对法国的肆意妄为，望能发挥日本海军的威力，以示亚洲人对亚洲人的支援。”1933年9月，蒋介石重制了应对“九小岛事件”方略，认为：“海南九岛有中国渔民之居住，固可持之为吾领土之理由，然并无政治上或军事上或建设上之措施，暂守冷静以保留渔业权利为辞，似亦于国体无伤……今不如委骨于地，任日法两犬相争。”此后，国民政府中止了与法国政府有关“九小岛事件”的交涉。

——摘编自栗广李月琴《国民政府消极应对“九小岛事件”之原因论析》

材料二   近年来，作为南海问题的非争端方，法国对该问题时刻保持关注并试图介入其中，以图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对“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程施加影响。此外，法国强调在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提下阐述自己关于南海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如：2016年，法国认同“南海仲裁案”的“裁定”结果，并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某些行为不符合国际法，宣称将派遣更多的舰艇参与欧美的南海巡航活动，但所派遣的舰艇大多落后老旧，被学者认为“仅有表面象征意义”，“真正效果远低于媒体炒作”。

——摘编自王传剑郭葛《“印太转向”下法国的南海政策：解析与评估》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极力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而“大跃进”“文革”等事件加剧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使得民众逐渐感受到了来自精神生活的压抑，对正向精神支柱的需求也在此时埋下伏笔。1981年，中国女子排球队首获世界冠军，三大球翻身仗首战告捷，全国上下为之振奋。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发表了《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女排精神得以正式提出，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摘编自李晓琨《女排精神缘起、演进、传承与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多维契合》

材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