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材料   从目前来看，制约全球化黑暗面的只有力量尚微弱的“反全球化”运动，但它的日渐活跃使人们不无理由想象：为弱者和处于边缘者的利益而抵制富者权势的、平等主义的政治冲动依然存在，并已卷土重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迫使政府与公司不得不增加全球化的人性面，特别是善待全球化中的少数者问题。就道德导向而言，“反全球化”可能最终会促使全球化建立一种“太空船道德”（K．波尔丁）而非“救生艇道德”（G．哈丁）。后者指在紧急情况下，大家都同意把数人推入海中，以挽救其他人的生命；而前者指太空船中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哪怕发生不测事件，也不能撇下任何人，因为即或有一个人被扔出，其余人仍难生。为了生还，唯一可行的是调动各种力量，按照商定的规则共同排除。如果全球化果真使这样的道德原则内在化、制度化，那么全球化所带来的弊病将一扫而光，会更富有人情味。

——摘编自杨中强、蔡娟《“反全球化”运动：探析全球化未来走势的一个新视角》

材料：何谓“文化自觉”?1997年费孝通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中提出这一问题，并将其发展历程总结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觉思想产生了文化差异共生共美的语境，在此语境涵盖下，其所表达的内在逻辑与时代精神的实质表现为适应不同时代需求而必须进行文化转型与文化创新。文化自觉思想的核心是民族文化的优良继承、创造生成以及在世界文化交流体系中的近代文化自觉，涉及内容广泛。简言之，不外乎处理文化的中国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既互动统一，又相对独立。从源头上讲，虽然西学传入中国始于明末，但大量的东渐则在鸦片战争之后。

——摘编自孙墨等《论中国近代思想的文化自觉理路》

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