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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1925年，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阐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提出要把俄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他认为，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为了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附庸，必须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即把苏联建设成一个不仅能生产一般消费品，而且能生产各种机器和设备的国家。解决的办法是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的办法快速发展经济。具体讲，一是用计划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一是用行政办法扩大内部的资金积累。1929年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和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鼓舞下，苏联人民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

——摘编自崔连仲《世界通史》

材料二   1920—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几乎增长了50%；按全国人口平均的年收入从635美元增加到693美元。但是，全国收入集中在有产者手里，占总人口1%的人口平均的年收入，同时期里从7492美元增加到13114美元，约提高75%。广大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没有很多提高。即将离职的美国总统柯立芝在1928年12月致国会的咨文中说：“全国可以满意地看看现在，乐观地展望将来。”

——摘编自李纯武、严志梁《简明世界通史》

材料   就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与均衡不仅是西方政治文明形成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它还决定了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样式。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分别形成了"民主优位"和"法治优位"两种模式；两种模式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时间里逐渐走向融合，20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并没有消解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依然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保持着均衡与张力。

——摘编自佟怀志《民主与法治的冲突及其均衡》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