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①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孟子就不这样。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②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已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万”,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一种控诉。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延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③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这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黄仁宇《孔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本文比较了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差异,并论述了差异的根源,从中可以看出同一学派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
B.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这时“礼”对于各国之间的征伐还有一定约束力,战事方式还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动荡。 |
C.孟子生活在战国前中期,这时战国七雄虽已准备长期的大厮杀,但参战人数有限,社会动乱还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剧烈。 |
D.把孔孟的差异、春秋与战国的差别的原因归之为人口、交通等,这虽有事实根据,但没有揭示根本原因。 |
A.孔子说即使是圣贤,也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说明孔子认为恶是人的本性。 |
B.孔子的闲雅代表了普遍的社会心态,当时社会还相当宁静,整个社会心态都比较闲雅。 |
C.孟子对“礼”不重视,因为在孟子看来,周礼早已不能恢复,改弦更张才有济于社会。 |
D.我们今日读《四书》,如果不考究其历史背景,一概奉其为经典,是要犯错误的。 |
A.①“紧张”,孟子担忧、害怕,不如孔子轻松、坦荡、悠闲。 |
B.②“以前”,就是指相较于春秋时期而言的西周时期。 |
C.③“强迫性”,孟子的性善论带有强迫性,它强迫人们保持性善的天性。 |
D.④“低水准”,作为人类早期的平等思想,孟子的平等思想朴素、亲民。 |
孔子 | 孟子 | ||
差异 | ① | 轻松愉快、悠闲坦荡 | 凡事紧张 |
对人性看法 | ② | 人性本善 | |
③ | 重视 | 不重视 | |
原因 | 个性不同 | ||
《论语》和《孟子》的取材记载不同 | |||
④ |
以声辩声,不如以无声辩声。以言辩言,不如以无言辩言。——林语堂
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马丁·路德·金
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荀子》
请结合上述材料,以“发声与沉默”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体现你的思考。
要求:(1)自拟标题,禁止套作;(2)议论文,选准角度,确定立意,层次清晰;(3)不得泄露区域及个人信息;(4)书写清晰工整(占5分);(5)不少于800字。
A.差序格局 | B.长老统治 | C.孤立隔膜 | D.男女有别 |
A.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 B.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 |
C.生石罅 | D.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
A. |
B.苍山负雪,明 |
C.君子不 |
D. |
地衣非常小,常栖息在户外的裸石之上,
有人不理解,
地衣研究是一条漫长的路,是一项需要几代人去接力的任务,当务之急是培养更多的接班人。好在当下中国的地衣学,不再是魏江春一个人的孤勇探索。我们有了专业的科研团队,有了更多敢于攻坚克难的后生加入,并在多个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魏江春用一辈子的时间,将一个荒芜的学科培育成硕果累累的良田、焕发无限的生机与希望。回首一生,他凝缩的不过这样一句寻常话:“人要与人为善诚信在,平等待人和为先;做学问要勤于思考多实践,勇于探索求发现。”
(1)《赤壁赋》中,写苏轼一行人任凭一叶扁舟飘荡,在水波不兴的辽阔江面上自由来去的语句是:
(2)杜甫《登高》中用落叶和江水描写出沉郁悲凉的秋景的两句是“
(3)《登泰山记》中作者描摹太阳将出时的景色是“
(4)《静女》中,描写男主人在城墙角落焦急等待女主人的句子是:
(5)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词中词人遥望金陵,并传出物是人非的无限怅恨的感叹的句子是: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齐王行
(选自《孔丛子·对魏王》,有删改)
文本二:
齐宣王为大室,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 以齐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 群臣莫敢谏王。 春居问于宣王曰:“荆王释先王之礼乐,而乐为轻,敢问荆国为有主乎?”王曰:“为无主。”“贤臣以千数而莫敢谏,敢问荆国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今王为大室,其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 以齐国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 群臣莫敢谏,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春居曰:“臣请辟矣!”趋而出。 王曰:“春子! 春子! 反! 何谏寡人之晚也? 寡人请今止之。”遽召掌书曰:“书之! 寡人
(选自《吕氏春秋·恃君览》,有删改)
1.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A.车裂,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用五匹马把人分拉撕裂致死。 |
B.畔,指背叛,与“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中的“畔”字意义相同。 |
C.不肖,指不才、不贤,旧时也用于表谦卑的自称,谦称自己没有本事。 |
D.“箴谏不可不熟”与成语“熟视无睹”中的“熟”字的意义相同。 |
A.子高认为齐王的大臣之所以不进谏,是因为没有考虑到不进谏的危害,同时担心会像龙逄、比干一样,有性命之忧。 |
B.春居用楚国以所谓贤臣数以千计,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劝谏楚王抛弃先王礼乐一事,引导齐宣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
C.齐宣王敢于承认自己的过错,在听了春居的谏言后,齐宣王赶紧召见掌书官,让掌书官记载自己“好为大室”的过错。 |
D.文本一中子高见到齐王后先指出行酷刑是臣下的过错,接着肯定了其加重刑罚的想法,充分体现了文本二“故忠臣之谏者,亦从入之”的说法。 |
材料一:
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文学流派。这固然不错,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不尽然。桐城派从清初产生,延续有清一代,至民国依然余波不断,这三百年基业,显然不是单凭文章就可以支撑。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
纵观桐城派三百年发展历程,桐城派不仅诞生了方苞、方观承、陈用光、邓廷桢、姚莹、曾国藩等朝廷大员,在禁烟、禁酒、治河、戍边、保疆、治军、通商、洋务等各个方面卓有建树;也涌现出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出使欧洲,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的一流外交家;并孕育出以姚鼐、吴德旋、祁寓藻、张裕钊等人为代表的书法碑帖艺术,与桐城文章交相辉映。同时,桐城派人物几乎都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从翰林院教习,到省级学政,再到书院山长,可谓人才辈出,令人瞩目。有鉴于此,桐城派实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流派。众多流派成员之间虽然跨越了地域时空限制,但都遵循着大致相近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彼此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形成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
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
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概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
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
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觉世牖民。
当然,考察桐城派三百年历史,不难发现,其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属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桐城派体量庞大难窥全豹。对于多数非桐城派学者而言,对桐城派的了解主要来自文章,因此视桐城派为文派。对于桐城派学人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也很难触及桐城派全貌。
(摘编自任雪山《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桐城派》)
材料二:
桐城派的文论滥觞于戴名世,其后方苞提出义法说,刘大櫆在继承方苞的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神气音节”和“品藻”说,至姚鼐集其大成,主张为文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而不可偏废。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绵延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文派。
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儒家经义,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是文献资料,用来佐证义理的;辞章是文辞,属于创作技巧,是表达思想内容的。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辞章”亦即文章,只是学术的一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姚鼐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要追求思想,应当明“道”,所以“义理”最重要,放在第一位。“道”要通过辞章来传播,也要美,要写得平易畅达,不能像汉学家那样只讲考据。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崇奉程朱理学,所载之“道”为“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
桐城派不单研究散文的创作技巧,还包括创作目的、材料选择、思想道义、学术倾向等等。桐城派文章不只是审美,还有审智,不只是抒情,还有说理,即重思想性。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在乾嘉时期,于汉学兴盛、摈斥宋明儒学的大背景下,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辞章相统一,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
(摘编自方云龙《桐城派的文化品格》)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桐城派既是文学流派,也是文化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绵延时间长,参与人数多,覆盖领域广。 |
B.桐城派成员方苞将经史之学的“义法”引入辞章,倡导为文既要“言有物”,又要“言有序”。 |
C.桐城派的“义法”理论,强调格律与神气、德行与辞章、立言与立功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 |
D.桐城派在乾嘉时期取得很大成就,姚鼐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者,其理论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 |
A.材料一大量列举桐城派在多个领域卓有建树的人物,体现了桐城派人才辈出,成就显著。 |
B.桐城派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但长期以来,其传统文化共同体属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
C.姚鼐提出他的为文主张,跟乾嘉时期汉学盛行、宋明儒学被摈斥的社会大环境不无关系。 |
D.两则材料都详细阐述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的为文理念,但侧重点完全不同。 |
A.姚鼐弟子姚椿曾写过《运米行》等文章,提议从四川贩米解决两江、两湖灾民以及其他民生问题,被林则徐认为是恤民长策。 |
B.邓廷桢任安徽巡抚时,援引梅曾亮、管同、方东树、陆继辂、宋翔凤等桐城派成员人其幕府,建言献策,参赞政务,政绩斐然。 |
C.桐城派对后世影响深远,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郭沫若、钱锺书、朱光潜等,都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润泽。 |
D.据查有关资料得知,明清两朝,桐城县画家就达一百多人。一县之中,能涌现如此众多之画家,这在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