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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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案·送张伯修赴宣府

吴泳

玉骢^①已向关头路。待携取、功名去。慷慨不歌桃叶渡^②。囊书犹在，剑花^③未落，富有经纶处。

从军缅想当年赋。纵局局翻新只如许。但恐归来秋色暮。薰炉茗碗，葵根瓠叶，落莫灯前雨。

[注]①玉骢：即玉花骢，泛指骏马。②桃叶渡，渡口名。王献之曾在此迎接过爱妾桃叶并作《桃叶歌》，古渡口由此得名。③剑花，剑的光芒。

夫子适齐，晏子就其馆，既宴而私焉，曰：“齐其危矣！譬若载无辖之车以临千仞之谷，其不颠覆亦难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齐为游息之馆，当或可救，子幸不吾隐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为医。夫政令者，人君之衔辔，所以制下也，今齐君失之已久矣。子虽欲挟其辀而扶其轮，良弗及也。抑犹可以终齐君及子之身。过此以往，齐其田氏矣。”

（节选自《孔丛子·嘉言第一》）

墨子曰：“孔子见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见晏子乎？’对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顺焉，是为三心，所以不见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国安，是以婴得顺也。闻君子独立不惭于影，今孔子伐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始吾望儒贵之，今则疑之。’”（孔鲋^①）诘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毁也。小人有之，君子则否。孔子曰：‘灵公污而晏子事之以整，庄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俭。晏子，君子也。’梁丘据问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顺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婴之心非三也。’孔子闻之曰：‘小子记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则孔子誉晏子，非所谓毁而不见也。景公问晏子曰：‘若人之众，则有孔子贤乎？’对曰：‘孔子者，君子行有节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悌弟也。其父尚为孔子门人，门人且以为贵，则其师亦不贱矣。’是则晏子亦誉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于人，己之命也。伐树削迹，绝粮七日，何约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则晏子亦不足贤矣。”

（节选自《孔丛子·诘墨第十八》）

【注】①孔鲋：字子鱼，孔子八世孙。

逻辑规律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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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前程（节选）

狄更斯

还没回到故乡，故乡就传遍了我乐极生悲、从高枝上一落千丈的消息。我发现蓝野猪饭店也获悉了这项消息，发现这头“野猪”的态度顿时今非昔比。

我是黄昏时分赶到那里的；这一趟路程，以前赶起来非常轻松，如今却赶得我精疲力竭。“野猪”再也不让我住在往常住惯的那间屋子里，说是已经住了别人，只是把院子尽头一间不像样的屋子给我住，旁边是鸽子棚，还停着几辆马车。可是我在这屋子里却睡得甜极了，纵使“野猪”让我住上最讲究的上房，也不会睡得再甜；我那天做的好梦，也未必会比睡在上房逊色。

第二天在店里用早餐时，发现潘波趣先生在等我，一看见我，便招呼道：“小伙子，眼看你从高枝上摔了下来，我真觉得难受。不过，你想想，你能不摔下来吗！你能不摔下来吗！”

他堂而皇之地作出一副宽大为怀的姿态，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因为病体衰弱，不便和他争论，只得也伸出手去。

潘波趣先生吩咐茶房说：“威廉，再来一盆松饼。唉，竟然弄到这个地步！竟然弄到这个地步！”

我皱皱眉头，坐下来吃早饭。潘波趣先生站在我的桌子旁，我还没来得及去拿茶壶，他就提起茶壶替我倒了茶，看他那一脸的恩人气派，好像拿定了主意，非得把他的恩人做到底不可。

我继续吃我的早饭，潘波趣先生还是站在我的桌子旁，眼珠子定了神，活像一对鱼眼睛，哼哧哼哧地呼气，这些都是他一贯的特色。

记得我刚交上好运的时候，他是那样奴颜婢膝地一再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还要先问我一声“可不可以？”刚才他向我伸出那五个胖鼓鼓的手指时，却又是那样神气活现，俨然一副仁厚长者之风，这前后态度之悬殊，真令人叹为观止。

可是这样一来，我去投奔毕蒂和乔，心情便觉得更其愉快了。他们俩那种宽容大度的精神本来就已经伟大得无以复加，不过如今和这个不要脸的骗子相形之下，就越发显得光辉灿烂了。

时值六月，气候美妙宜人。长天一片澄蓝，碧绿的庄稼上云雀凌空穿飞，我只觉得这郊野的风光比往常真不知要美妙多少倍，宁静多少倍。一路上想着我今后就要在这里过一辈子，脑海里勾勒出一幅又一幅赏心悦目的图景。这样漫思遐想，既遣散了旅途的寂寞，又在我心里唤起一脉柔情，因为这次归家，我的心肠已经软了许多；经历了这些人事沧桑，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在异乡绝域漂泊经年的人，如今光着脚板，涉水跋山，千里迢迢地归来了。

我因为怕惊动乡邻，便由一条迂回曲折的小径进了村，趁着那芬芳的菩提树的绿荫，奔向铁匠铺子而去。菩提树还在那里，山楂林子还在那里，栗树也还在那里，我停下来侧耳静听时，树叶飒飒有声，多么悦耳，可是那仲夏的熏风里就是没有乔的叮叮当当的铁锤声。

事到临头，不知怎么我倒反而有点怕见铁匠铺了。终于我来到了门前，看见门关着。然而倒也不是人去屋空，看来那间讲究的客厅现在已经派了用场，窗都开着，洁白的窗帘随风飘拂，窗下摆着艳丽的鲜花。我轻轻走到窗前，打算从花束顶上朝里面望望，不料劈面突然出现了乔和毕蒂，胳膊挽着胳膊，站在那里。

毕蒂先是大嚷一声，好像我是鬼魂出现一样，可是才一转眼工夫，她就已经扑到了我的怀里。我看着她，由不得哭了；她看着我，也由不得哭了。我哭，是因为看见她出落得如此明丽可人；她哭，是因为看见我这样形容枯槁，面色苍白。

“亲爱的毕蒂，你打扮得多漂亮啊！”

“是啊，亲爱的匹普！”

“乔，你也打扮得多漂亮啊！”

“是啊，匹普我的老伙伴，老朋友！”

我直瞅着他们俩，一会儿望望这个，一会儿望望那个。

毕蒂忽然欢天喜地地嚷了起来：“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啊，我嫁给乔啦！”

他们带我走进了厨房，我就在当年的那张松板桌前坐了下来。毕蒂捧起我的手来吻着，乔抚慰似的拍拍我的肩膀。乔说：“亲爱的，他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别吓着了他。”毕蒂说：“哎呀，亲爱的乔，你看我一高兴，就都忘啦。”他们俩见了我都乐不可支，见了我都得意非凡；我这一去使他们万分感动；尤其使他们欢喜的是，我无意之中竟赶上了他们的大喜日子，这就使他们的大喜日子分外圆满了！

“乔和毕蒂呀，你们俩今天已经上教堂结过婚了，从此你们就和全人类相亲相爱了，请接受我这点微薄的谢意，让我感谢你们对我的种种照应，只是我对你们却完全忘恩负义！我马上就到国外去，你们这次为我花了钱，我这才没有进债务监狱，因此我要去加紧干活，挣出这笔钱来还你们；一天不还，我就一天安不下心来。亲爱的乔和毕蒂，我这样说，你们可别以为我还了你们的钱就还得了你们的情；我哪怕加一千倍还你们的钱，还是不能报答你们的情分于万一！”

他们俩听我这样说，心都软了，求我别再说下去了。

我把东西都变卖了，尽我所能偿还了一部分债款，然后就去投奔赫伯尔特。不到一个月，我就离开了英国；不到两个月，我就当上了克拉瑞柯公司的办事员；不到四个月，我就第一次独力担当起了公司的重任。

（王科一译，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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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虽出自谢无量之手，但学界一般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才是开创中国哲学史新纪元的作品。胡适后来说：“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实际上，这本书之所以开风气之先，主要就在于胡适试图以“逻辑”贯通中国传统思想的方法论。所谓“逻辑”即广义的“哲学”，只不过胡适理解的哲学更多指向知识论。胡适之后，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一方面在内容的完整性和表述的恰当性等方面有所推进，另一方面则将哲学拓展至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人生论和方法论等领域。然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问题在于有“哲学”而无“历史”，冯友兰和张岱年等人的哲学史亦不能完全免除此问题。

真正将历史观念引入哲学进而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是有马克思主义知识和教育背景的中国哲学史家。受苏联日丹诺夫哲学史观影响，中国哲学史被理解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一方法在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简化和僵化的弊端。有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将哲学史提炼成一个人类认识螺旋上升的过程。有的著作则在广义认识论的架构中将中国哲学史描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一中国哲学书写范式力图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但其特点在于，有“哲学”和“历史”，而“中国”似乎缺席了。

比较注重从“中国”立场刻画中国哲学史的是牟宗三。牟宗三同样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他将中国哲学理解为生命的学问，将中国哲学史理解为个体生命追求理想而必然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历史过程。在牟宗三看来，中国哲学的理想亦即哲学史的原始端点是“道德的向上的心”，它规定着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此“心”在观念上表现为由孔子框定的“仁智之全”，它“即存有即活动”，牟宗三以此为方法具体而微地撰写了宋明理学中国哲学断代史，即《心体与性体》和《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提出了著名的“三系论”。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虽集齐了中国哲学史三要素，但一方面没有全面贯通，另一方面则缺乏方法论自觉，也就是没有从哲学“底本”出发肯定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法。

中国哲学的形成与中国哲学的反思几乎是同步的，后者意味着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开始。古典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大致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先秦时期，一个是宋明时代。就前者而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儒家型，以《荀子·非十二子》为代表。其核心要义是以“法先王”为“总方略”，进而“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在荀子看来，诸子的历史应以先王和孔子的理想型裁定，未来的历史也是对这个逻辑的回归。荀子之前，根据《论语》记载，子贡回答卫公孙朝“仲尼焉学”之问，就曾总结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这是讲以上古的文武之道为哲学开端，哲学史可以理解为对这一开端的不同程度的回归，孔子则是一个集大成者，完成了一个圆圈。另一种是道家型，以《庄子·天下篇》为代表。其中对百家之学的产生提出一种解释：“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庄子试图站在各家学派之外审视这些学说的由来和关系，认为百家之学是“道术为天下裂”的产物。庄子还提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这意味着作为哲学开端的“古之道术”或“道”既是百家之学的内在根据，又超然独立于百家之学之外，是一种哲学史的永恒目标和动力。

宋明时期的中国哲学史以《明儒学案》为代表。宋代以后，儒学复兴，从韩愈到朱熹，理学家逐渐建构起一种“道统论”，认为儒家的精神由尧、舜、禹相授受，传至孔、孟，孟子之后失落数千年，后由理学家继承。宋明时代的诸多理学史著作如《伊洛渊源录》《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等都是在道统论指导下撰写，难免有门户之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则有所不同，他提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这可以看作儒家型和道家型两种哲学史观的综合，主张道（天、性）并非抽象实体，因此回归道就是万物自生而已，此即黄宗羲所言“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亦即王夫之所谓“性日生日成”。如果将本体理解为逻辑，将工夫理解为历史，这种主张其实是超越抽象主宰，要求回到当下生生不息的真实中，是以消解逻辑的方式建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摘编自苟东锋《中国哲学史的当代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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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生活的时代确实混乱无道，“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伟大的周公早已英魂远逝，他制定的“礼”“乐”也 ① 。

在这个时候，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真无异于 ② 。但孔子正是这样一位“痴人”。面对一个伟大帝国的文化废墟，孔子领悟并践行了自己的使命，挽狂澜于既倒。

孔子的处境，真正令人同情，但他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精神，更让我们 ③ 。他用自己的行为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榜样，以自己的生命之汁点亮一盏明灯，使后世一切以各种借口逃避伦理责任的行为都无所遁形。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是一个饿殍遍野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是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