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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虽出自谢无量之手，但学界一般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才是开创中国哲学史新纪元的作品。胡适后来说：“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实际上，这本书之所以开风气之先，主要就在于胡适试图以“逻辑”贯通中国传统思想的方法论。所谓“逻辑”即广义的“哲学”，只不过胡适理解的哲学更多指向知识论。胡适之后，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一方面在内容的完整性和表述的恰当性等方面有所推进，另一方面则将哲学拓展至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人生论和方法论等领域。然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问题在于有“哲学”而无“历史”，冯友兰和张岱年等人的哲学史亦不能完全免除此问题。

真正将历史观念引入哲学进而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是有马克思主义知识和教育背景的中国哲学史家。受苏联日丹诺夫哲学史观影响，中国哲学史被理解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一方法在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简化和僵化的弊端。有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将哲学史提炼成一个人类认识螺旋上升的过程。有的著作则在广义认识论的架构中将中国哲学史描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一中国哲学书写范式力图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但其特点在于，有“哲学”和“历史”，而“中国”似乎缺席了。

比较注重从“中国”立场刻画中国哲学史的是牟宗三。牟宗三同样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他将中国哲学理解为生命的学问，将中国哲学史理解为个体生命追求理想而必然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历史过程。在牟宗三看来，中国哲学的理想亦即哲学史的原始端点是“道德的向上的心”，它规定着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此“心”在观念上表现为由孔子框定的“仁智之全”，它“即存有即活动”，牟宗三以此为方法具体而微地撰写了宋明理学中国哲学断代史，即《心体与性体》和《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提出了著名的“三系论”。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虽集齐了中国哲学史三要素，但一方面没有全面贯通，另一方面则缺乏方法论自觉，也就是没有从哲学“底本”出发肯定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法。

中国哲学的形成与中国哲学的反思几乎是同步的，后者意味着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开始。古典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大致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先秦时期，一个是宋明时代。就前者而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儒家型，以《荀子·非十二子》为代表。其核心要义是以“法先王”为“总方略”，进而“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在荀子看来，诸子的历史应以先王和孔子的理想型裁定，未来的历史也是对这个逻辑的回归。荀子之前，根据《论语》记载，子贡回答卫公孙朝“仲尼焉学”之问，就曾总结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这是讲以上古的文武之道为哲学开端，哲学史可以理解为对这一开端的不同程度的回归，孔子则是一个集大成者，完成了一个圆圈。另一种是道家型，以《庄子·天下篇》为代表。其中对百家之学的产生提出一种解释：“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庄子试图站在各家学派之外审视这些学说的由来和关系，认为百家之学是“道术为天下裂”的产物。庄子还提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这意味着作为哲学开端的“古之道术”或“道”既是百家之学的内在根据，又超然独立于百家之学之外，是一种哲学史的永恒目标和动力。

宋明时期的中国哲学史以《明儒学案》为代表。宋代以后，儒学复兴，从韩愈到朱熹，理学家逐渐建构起一种“道统论”，认为儒家的精神由尧、舜、禹相授受，传至孔、孟，孟子之后失落数千年，后由理学家继承。宋明时代的诸多理学史著作如《伊洛渊源录》《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等都是在道统论指导下撰写，难免有门户之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则有所不同，他提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这可以看作儒家型和道家型两种哲学史观的综合，主张道（天、性）并非抽象实体，因此回归道就是万物自生而已，此即黄宗羲所言“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亦即王夫之所谓“性日生日成”。如果将本体理解为逻辑，将工夫理解为历史，这种主张其实是超越抽象主宰，要求回到当下生生不息的真实中，是以消解逻辑的方式建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摘编自苟东锋《中国哲学史的当代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