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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①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孟子就不这样。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②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已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万”，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一种控诉。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延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③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他的④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这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黄仁宇《孔孟》）

以声辩声，不如以无声辩声。以言辩言，不如以无言辩言。——林语堂

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马丁·路德·金

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荀子》

请结合上述材料，以“发声与沉默”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体现你的思考。

要求：（1）自拟标题，禁止套作；（2）议论文，选准角度，确定立意，层次清晰；（3）不得泄露区域及个人信息；（4）书写清晰工整（占5分）；（5）不少于800字。

地衣非常小，常栖息在户外的裸石之上，_____________ ，很容易忽视它们的存在。然而，就是这微小冷门的物种，却有人甘愿终生以此为职业。这就是中国地衣学科的开创者魏江春。

有人不理解，________________，为什么要耗费如此大的精力去研究？在2005年的时候，欧洲宇航局就做了一个地衣的太空试验，把地衣带到太空上后，经过了十五天的真空、失重和温度的剧烈变化，让科学家特别惊讶的是，_______________，而且还能继续进行光合作用，眼下，魏江春也在向国家积极申请，把地衣带到太空去，做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试验。魏江春指出，地衣有防风固沙的作用，他还提出了沙漠生物地毯工程的概念。用地衣来治理沙漠，这无疑是给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无穷尽的想象。

地衣研究是一条漫长的路，是一项需要几代人去接力的任务，当务之急是培养更多的接班人。好在当下中国的地衣学，不再是魏江春一个人的孤勇探索。我们有了专业的科研团队，有了更多敢于攻坚克难的后生加入，并在多个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魏江春用一辈子的时间，将一个荒芜的学科培育成硕果累累的良田、焕发无限的生机与希望。回首一生，他凝缩的不过这样一句寻常话：“人要与人为善诚信在，平等待人和为先；做学问要勤于思考多实践，勇于探索求发现。”

（1）《赤壁赋》中，写苏轼一行人任凭一叶扁舟飘荡，在水波不兴的辽阔江面上自由来去的语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杜甫《登高》中用落叶和江水描写出沉郁悲凉的秋景的两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登泰山记》中作者描摹太阳将出时的景色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是说，在天地相接的地方，有一线云层，显现出奇异的颜色，霎时间变得五彩缤纷。

（4）《静女》中，描写男主人在城墙角落焦急等待女主人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词中词人遥望金陵，并传出物是人非的无限怅恨的感叹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齐王行车裂之刑，群臣诤之，弗听。 子高见齐王曰：“闻君行车裂之刑，无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窃以为下吏之过也。”王曰：“寡人尔。 以民多犯法，为法之轻也。”子高曰：“然，此诚君之盛意也。 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无过其节，节过则毁于义。 民多犯法，以法之重，无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处，有德则住，无德则去。欲规霸王之业，与众大国为难，而行酷刑以惧远近，国内之民将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国之道。 君之下吏不具以闻，徒恐逆主意以为忧，不虑不谏之危亡。 其所矜者小，所丧者大，故曰下吏之过也。 臣观之，又非徒不诤而已也。 心知其事之为不可，将有非议在后，则因曰：‘君忿意实然，我谏诤，必有龙逢、比干之祸。’是为虚自居于忠正之地，而暗推君主，使同于桀、纣也。且夫为人臣见主非而不诤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恶之，资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齐王曰：“谨闻命。”遂除车裂之法焉。

（选自《孔丛子·对魏王》，有删改）

文本二：

齐宣王为大室，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 以齐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 群臣莫敢谏王。 春居问于宣王曰：“荆王释先王之礼乐，而乐为轻，敢问荆国为有主乎？”王曰：“为无主。”“贤臣以千数而莫敢谏，敢问荆国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今王为大室，其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 以齐国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 群臣莫敢谏，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春居曰：“臣请辟矣！”趋而出。 王曰：“春子！ 春子！ 反！ 何谏寡人之晚也？ 寡人请今止之。”遽召掌书曰：“书之！ 寡人不肖，而好为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谏不可不熟。 莫敢谏若，非弗欲也。 春居之所以欲之与人同，其所以入之与人异。 宣王微春居，几为天下笑矣。 由是论之，失国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无春居。故忠臣之谏者，亦从入之，不可不慎。 此得失之本也。

（选自《吕氏春秋·恃君览》，有删改）

材料一：

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文学流派。这固然不错，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不尽然。桐城派从清初产生，延续有清一代，至民国依然余波不断，这三百年基业，显然不是单凭文章就可以支撑。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

纵观桐城派三百年发展历程，桐城派不仅诞生了方苞、方观承、陈用光、邓廷桢、姚莹、曾国藩等朝廷大员，在禁烟、禁酒、治河、戍边、保疆、治军、通商、洋务等各个方面卓有建树；也涌现出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出使欧洲，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的一流外交家；并孕育出以姚鼐、吴德旋、祁寓藻、张裕钊等人为代表的书法碑帖艺术，与桐城文章交相辉映。同时，桐城派人物几乎都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从翰林院教习，到省级学政，再到书院山长，可谓人才辈出，令人瞩目。有鉴于此，桐城派实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流派。众多流派成员之间虽然跨越了地域时空限制，但都遵循着大致相近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彼此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形成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

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

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概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

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

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觉世牖民。

当然，考察桐城派三百年历史，不难发现，其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属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桐城派体量庞大难窥全豹。对于多数非桐城派学者而言，对桐城派的了解主要来自文章，因此视桐城派为文派。对于桐城派学人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也很难触及桐城派全貌。

（摘编自任雪山《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桐城派》）

材料二：

桐城派的文论滥觞于戴名世，其后方苞提出义法说，刘大櫆在继承方苞的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神气音节”和“品藻”说，至姚鼐集其大成，主张为文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而不可偏废。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绵延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文派。

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儒家经义，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是文献资料，用来佐证义理的；辞章是文辞，属于创作技巧，是表达思想内容的。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辞章”亦即文章，只是学术的一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姚鼐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要追求思想，应当明“道”，所以“义理”最重要，放在第一位。“道”要通过辞章来传播，也要美，要写得平易畅达，不能像汉学家那样只讲考据。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崇奉程朱理学，所载之“道”为“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

桐城派不单研究散文的创作技巧，还包括创作目的、材料选择、思想道义、学术倾向等等。桐城派文章不只是审美，还有审智，不只是抒情，还有说理，即重思想性。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在乾嘉时期，于汉学兴盛、摈斥宋明儒学的大背景下，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辞章相统一，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

（摘编自方云龙《桐城派的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