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十六字令·山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阅读下面这首诗，按要求回答问题。

情诗

曹植

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

游鱼潜渌水，翔鸟薄天飞。

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归。

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

游者叹黍离^①，处者歌式微^②。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

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墨子提出“兼爱非攻”，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诸子学说中有着共同的“和”的基因。

“和”有和谐、和睦、调和……多种内涵，“和” 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对“和”的追求与践行，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以上材料对我们颇有启示意义，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和思考。

要求：自拟标题，选准角度，确定立意，写一篇议论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以文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华儿女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但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对“君子”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如果说，孔子在构思和传扬儒家学说时，思考的轴心问题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那么他苦苦追寻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流传而走入人们的心灵。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张扬申说。与儒家学派有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欣赏有加，如《墨子》中的“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韩非子》中的“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等等，都是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虽然道家学派在诸多思想观念上与儒家学派判然有别，但在看待君子人格上，两者颇为一致。至于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对君子人格赞不绝口，如“天行健，君于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等哲学家认为这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描绘。于是，君子人格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底层百姓的广泛认同和追从。

从先秦至清末，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描述数不胜数，而且在传统戏剧、民间说唱、民俗礼仪及家教家训中俯拾即是。君子文化及君子形象还渗透和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及器物之中，如中国人自古就有爱玉的传统，实源于“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

君子概念历久弥新，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当今社会发展迅速，观念多变，文化多样，但只要是中国人，都乐于被人看作君子，而决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君子人格在不同阶层的人群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在今天仍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成人之美”“近君子远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这些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君子格言，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

君子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

材料二：

如果说绅士、骑士、牛仔是西方文化人格的表征，那么中华文化人格则体现为“君子”。君子文化，无疑是联系中国人的血脉之根。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式微，君子不再纯粹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以道德修养的践行者被儒家推崇，并被赋予新的人文内涵，一举成为济世的高标。由此，君子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君子形象成为文学家们最为迷恋的书写对象。中国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卓尔不群的君子形象，有岳飞、关羽等忠烈君子，有赵云等勇毅君子，等等。

当然，做君子不可能没有门槛。因此，君子文化对君子的外在和内在都有质的规定。就外在而言，君子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有标配，如“毋侧听，毋嗷应，毋淫视，毋怠荒”。对君子的内在要求则更为恢宏、深远。修身养性是低配，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终极目标。欲实现这样的高标，主要依凭才学，不仅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还得富有文人雅趣。当君子内外兼修，自然就剔除了权势阶层的倨傲，增加了温良恭俭让等人文内涵，从而成为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流淌在中华大地上。

君子文化是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基因。完成了君子人格塑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人”。对于普通人来说，虽不能与君子同一，但具有君子意识或君子风范，便值得称道，做个君子，不但预示了人生方向，而且确立了最具终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追求。君子既是中华文化的普遍价值，又是中华文化人格的品牌标识。

弘扬君子人格的正能量，是传播中华优秀君子文化的必由之路。传承君子文化优良基因的同时，应该正视君子文化的瑕疵，君子一度被矮化为“文弱书生”，这显然是对君子的误解。君子不等于文弱，君子文化不等于腐儒文化，不等于没有血性和勇武。当下，君子文化的武微，缘于精致的利已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以及现代性焦虑和人文精神信仰的断裂。事实上，当下是推行君子文化的最好时代，因为大众受教育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摘编自张国龙，凌丽君《中华民族的精魂：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

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派创始人荀慧生曾说：“熟戏要当生戏演。”这句话揭示了表演艺术中熟与生的辩证关系，饱含老艺术家的艺术追求和人生智慧。其实，表演艺术如此，学习、生活等也是如此。

近日，一封来自瑞典的感谢信抵达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向斌的邮箱，感谢他和学生木清发现并指出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科学背景报告中的一处笔误。

时间追溯到2022年12月，在完成“大学物理”课程延伸学习时，清华大学电子系大二学生木清发现2022年诺奖科学背景报告中的一个公式似乎有些问题，他犹豫再三，还是将自己发现的问题告知了老师王向斌，师生二人一直探讨到凌晨，一次次确认背景概念含义，一遍遍在稿纸上演算推导。结果表明，报告中确实存在笔误。于是，王向斌帮助木清把发现的问题反馈给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对方诚恳接受，并按照建议更新了报告。

看了以上材料，你有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联系现实，写一篇文章。

要求：自选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林庚先生《说“木叶”》一文实际上有很大的片面性。林庚先生抓住屈原《九歌》中“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便扩大到全面，认为几是用“木叶”的都和“树叶”不同，他摘引谢庄、陆厥、王褒、柳恽、沈佺期等人作品中关于“木叶”二字的用法，便得出结论说：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

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有不少诗句，足以否定林庚先生的引申以至于他所得出来的结论。林庚先生在文章中强调“木”和“树”的分别，并且说“木是容易使人想起树干以及黄色的暗示性”云云，我看就不一定是这样。试读以下的诗句，就可以知道。

珍木郁苍苍。（刘桢《公宴诗》）

遥爱云木秀。（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

乔木生夏凉。（韦应物《同德寺雨后寄元侍御、李博士》）

山木尽亚洪涛风。（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从这些都用了“木”字的有名的诗句中我体会不出一点“树干”以及“黄色的暗示性”来。相反地，他们在用了“木”字的诗句中恰巧描绘了郁郁苍苍和荫浓茂盛的景象，每一句中似乎都有绿化之美，绝对没有黄色的给人以光秃秃的树干的感觉。林庚先生在《说“木叶”》一文中又说：

“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

这说法，拿他所举的例子还勉强可通，若拿我在上面所举出的一些例子来看，就显得十分矛盾了。依照林庚先生的观点，树“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不错，“嘉树”的确不能改为“嘉木”，否则太不成话了。但我要转问林庚先生一下：刘桢“珍木郁苍苍”，王维“遥爱云木秀”，你一定也要改为“珍树郁苍苍”“遥爱云树秀”才好吗？如果不改，就不能和你的说法符合；如果要改，我看是不妥当的。尤其是韦应物的“乔木生夏凉”，若改为“乔树生夏凉”，那就要成为绝大的笑话了！因为“乔木”等词儿，早已约定俗成，不容许你擅自改动了。应该用“木”的地方，必须用“木”字，应该用“树”的地方，必须用“树”字。大约木与树给人的感觉只是有时不同，其原因恐与前人名句所引起的联想有关，和音节的谐否、字面的生熟等问题也有关。如果引更多的诗句来作更细的分析，结论就一定会不同一些。

至于林庚先生所引杜甫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木’字固然胜‘叶’，但“落叶满空山”（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也是十分好的句子，不能用“落木”的例子来强为衡量。艺术形象是要根据具体例子来作分析的，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

（摘编陈友琴《温故集》）

材料二：

林庚先生的《说“木叶”》开头引用屈原《九歌》的名句，说明“木叶”已成为诗人笔下颇受钟爱的形象。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诗歌语言现象，林先生认为关键在于一个“木”字：“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林先生认为要说明“木”何以有这个特征，就涉及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木”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具有一般“木头”“木料”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使我们更多地想到了树干。林先生还谈到了“木”的第二个艺术特征：“木”所暗示的颜色。“木”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但笔者认为这样说并不恰当。人们看到“木”首先想到的是一棵树。人们看到“树”首先想到的也是一棵树。由“木”想到“木头”“木料”等，是现代人的联想方式，古代诗人写诗时恐怕不是如此，至于由“木”想到门门、棍子、桅杆等，并由此产生一种“微黄与干燥之感”，也显得同样牵强。

那么，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木”“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呢？大量的古诗证明并非如此简单。“木”与秋天并无必然联系。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描述的“木欣欣以向荣”，就是指春夏季枝叶繁茂的树。

另一方面，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树”就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呢？事实证明不是这样。诗中写秋天的情景，并不乏用“树”的，比如杜甫写深秋景色的诗句“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送韩十四江东觐省》），用的就是“树影”而非“木影”。

可见“木”也可以是充满活力，枝繁叶茂的，而“树”也可能是叶落飘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的。

因此，古人诗句咏及树的形象，或用“木”，或用“树”，而不大可能有林先生所说的那么多差别和讲究，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我们不必想那么深奥，“木叶”和“树叶”在形象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至于古人喜欢用“木叶”或“落木”而不用“树叶”，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首先，“木”“落”“叶”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入声字，入声是一个短促的调子，“木叶”或“落木”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种掷地有声的铿锵的韵律美。其次，可能是因为“木”字在书面语中用得较多，“树”字在口语中用得多，“木叶”就比“树叶”庄重些。更为重要的是，“木叶”最初出现于屈原作品中，“诗骚”向来被奉为经典，加上“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优美动人，意境浑然，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语），“木叶”也便成为一个意味深厚的意象原型了。后人写诗文用“木叶”不仅显得古雅，而且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李睿《也说“木叶”》）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王之涣《凉州词》是一篇争议颇多的名作，今日通行本文字为：“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历来人们分歧最大、争论最多的是其首句首词，有人认为是“黄河”，有人认为是“黄沙”。

“黄沙派”代表有竺可桢、刘永济等，他们主要从地理、气候角度考虑，认为“黄河”与玉门关远不相及，而“黄沙”则为玉门关习常所见。“黄河派”代表有施蛰存、刘逸生等，他们主要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认为“黄河”意境远胜于“黄沙”，而且现在大多数本子都作“黄河”。该问题一直没有获得解决，争论似乎仍有延续下去的可能。本文的目的是想提供一种新的解读思路和方法，争取能为类似争论画上休止符。

此诗在明以前的版本中，无论是哪个系统，除讹误者外，首句首词皆作“黄沙”而不作“黄河”，那么“黄河”是如何取代“黄沙”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呢？

中国古典诗歌以意境见胜，而意境建构离不开意象，意象决定意境。对于传世诗歌文本，文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审美追求，通过意象改动再造诗境。表面上看只是版本问题，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

明人根据先前的讹误本，大多已认定“黄河”为是了。如高棅《唐诗品汇》等，皆据《集异记》讹本定首句为“黄河远上白云间”。其原因在于，“黄沙直上白云间”是北方和西北大荒漠中特有的景象，是生活在中原的文人所无法想象的。而“黄河”“白云”的景象于黄河流域随处可见，自然也容易被大众接受。陆时雍《唐诗镜》于此诗注中录《集异记》“旗亭画壁”故事时，中间特作改动，云：“至双鬟发声，果讴‘黄河’云云。”此处以“黄河”代指王之涣《出塞》诗，说明在明代，“黄河远上白云间”的意境已深入人心。同时，不少明清文人也把黄河与玉门关联系起来。“黄沙”改为“黄河”，使原来荒漠沉郁的诗境变得宏阔高远。刘逸生说：“‘黄沙直上白云间’，从意境上说，比起‘黄河远上白云间’七字，也差得实在太远。‘黄河远上白云间’七个字，莽莽苍苍，浩浩瀚瀚，给人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感觉，把人的思想感情引到了辽远高阔的境界。”由此不难看出，人们取“黄河”而舍“黄沙”，乃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做出的选择。

如此一来，“黄河”“白云”构成了一片高远辽阔的诗境。在此背景之下，“杨柳”和“春风”所营造的青春气象与羌笛传出的悲凉之音形成强烈反差，从而交织成一种复杂的情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由此可以看出，清以来“黄河”“春风”版本能一家独秀，实是大众参与诗境再造的结果，且再造之妙，誉其为唐诗七绝压卷之作亦不为过。

不过，文学研究与文学欣赏毕竟不同。文学欣赏多着眼于当下的美感需求，而文学研究更倾向于还原事物本身。就此诗而言，若对其进行文本与背景双重还原，便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黄沙直上白云间”，谓大漠之中飙风突起，卷起黄沙直冲白云之间。因为沙漠风暴有致命危害，所以这里写的不是壮观之景，而是险恶之境。冲天而起的黄沙与险峻峭拔的高山，压抑着“一片孤城”，这便是将士们面对的生活环境。玉门关是西北的门户，千千万万的大唐将士由此出关，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这就是严酷的现实。宋之后，社会生活发生巨大转变，宋政权蜷曲在中原。西北特有的“黄沙直上白云间”的奇险之景，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由此而下的元、明、清三朝，由于版图的变化，再也未像唐朝那样长期用兵西北。文人多半生活在中原及江南富庶之地，“黄沙直上”渐成为不可想象之景，与此同时，贯穿北方大地的“黄河”则成为文人经常歌吟的对象。从审美追求和意境内涵来看，“黄河”比“黄沙”更加丰富且更具诗意。因此，本来只是小说系统的民间传本，到了明清反而成为诗境再造的最佳选择。今天通行的本子，可以说是文人脱离事物本身，根据其自身的经验及时代的审美趋向，对文本进行集体选择、修改的结果。

接受美学认为，作品接受中阅读者的再创造是一件必然的事情。王之涣《凉州词》的文字变迁似乎也符合这一规律。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改造后的诗歌毕竟不再是作者的原诗。古典诗歌诗境的每一次再造，尽管都是当下历史通过文本的反映，却不再是诗的原态。解读所指向的终极领域是意义的追寻，但如果只是为了比较哪一种意义更有价值或更具美感，无疑都是对其他意义的遮蔽，那么这样的解读就不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诗人的心灵是“一个容纳着无数情绪、词句、意象的贮藏器，能够等待所有成分到齐产生作用”。因此，还原诗歌以走进诗人的创作心灵，可在当下提供解读作品的新思路。

还原《凉州词》后可见，诗作展示的不仅是西北的苍茫，更是作者内心的荒凉。诗人壮游西北，领略了迥异的人文物色，也目睹了戍边将士的辛苦。王之涣身临其境，体会到关内外之别岂止地貌风物，于是将可以描绘的风沙和不可直言的人事，写入首尾呼应的诗句中。

相比之下，经改造过的诗境意境更优美，像一幅色调和谐的画作。然而诗毕竟不同于绘画，诗具有画面无法替代的言外之意。总体而言，再造过的《凉州词》更具有普通人皆能想象的画面美感，也具有可以普遍共情的辽阔意境，但是其意义已与原作者之心境大相径庭，也就听不到可以与亲历者共鸣的弦外之音了。从再造到还原，对于当下的启示，就是跳出固有的、抽象的美感，找回产生真实情感的动机。古典诗歌能够激发我们的，正是这种写在基因里的诗意。

（摘编自刘宇耘《“黄沙”还是“黄河”？——兼论中国古典诗歌诗境的再造与还原》）

樊锦诗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在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初来乍到，莫高窟几乎是废墟，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交通工具，信息也特别闭塞。一个20多岁的姑娘，在这里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衣食住行苦，工作更苦。每天进洞去做研究，都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但樊锦诗却用尽一生守望着莫高窟。

守护敦煌，其实是一场依然在进行中的“接力赛”。樊锦诗说，“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我，我们一直在接力，把守护莫高窟这根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樊锦诗说，“更多的事业还要靠年轻人去做，我希望年轻人能继承‘莫高精神’。只要莫高窟存在，敦煌研究院就要陪伴它，不断探索前进。接力棒总要一代代传下去，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