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份 | 进口 | 出口 | 贸易额 | 差额 |
1913年 | 768.7 | 525.3 | 1294.0 | -243.4 |
1914年 | 696.6 | 430.7 | 1127.3 | -265.9 |
1915年 | 851.9 | 384.9 | 1236.8 | -442.2 |
1916年 | 948.5 | 506.3 | 1454.8 | -537.1 |
1917年 | 1064.2 | 527.1 | 1591.3 | -537.1 |
1918年 | 1316.2 | 501.1 | 1817.6 | -814.8 |
A.德国无限制潜艇战效果显著 |
B.英国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 |
C.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国际贸易 |
D.英国重视发挥世界市场的作用 |
材料 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部分博士论文情况表
姓名 | 博士毕业学校、时间 | 博士论文题目 |
黄汉樑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8年) | 中国的地租 |
冯锐 | 美国康奈尔大学(1924年) | 中国的农业工程 |
唐崇慈 |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27年) | 英国税收土地价值体系 |
姜尚义 | 法国南希大学(1931年) | 中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
李庆麟 |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1933年) | 伊利诺伊的农业贷款与农业土地转移关系 |
梁庆椿 | 美国哈佛大学(1934年) | 中国人口和食物供给关系 |
冀朝鼎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36年) | 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
何德鹤 | 法国巴黎大学(1937年) | 法国的农业合作现状 |
费孝通 |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1938年) | 开弦弓:一个中国村庄的经济生活 |
刘纪汉 | 德国图宾根大学(1941年) | 德国的乡镇经济 |
张培刚 | 美国哈佛大学(1946年) | 农业与工业化 |
——摘编自张霞《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
A.统治者排斥先进的科学技术 |
B.科技对思想信仰有支持或瓦解作用 |
C.中外宗教信仰存在较大差异 |
D.当时中国科技发展与世界保持同步 |
材料 所谓“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是指由一国内外部各种因素综合形成的、能为该国提供实现某一特定战略目标所必需的重大机遇,并对该国发展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
——摘自201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认识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应重视“战略机遇期”这一宏大命题,以长时段的眼光从近代史发展轨迹中,总结能够为当今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借鉴的规律。30年大致可以看做是一个战略机遇期,一个国家如果能充分把握战略机遇期,制定合适的政策,就一定会获得巨大发展,反之,则有可能落后于世界。
——摘编自张海鹏《关于鸦片战争以来战略机遇问题的讲话》
材料 二十年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并结合实践的发展充分运用这些经验,对于把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意义。二十年来的主要历史经验,可以概括为十一个方面。
(一)必须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二)必须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三)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四)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五)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六)必须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七)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八)必须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九)必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十)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十一)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江泽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A.蕴含着理性思维 |
B.特别强调以人为本 |
C.否定了上帝权威 |
D.转向自然科学研究 |
材料:二战后,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可以概括成为“安全带政策”,这种政策1943—1953年的斯大林执政时期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它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形成的,同时又与传统的沙皇俄罗斯扩张主义又是一脉相承的。二战后苏联在东欧建立缓冲地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首先,苏联帮助解放其领土并驻军在东欧;其次,帮助建立联合政府;第三,使东欧各国的政治发展符合苏联的战略需要。为此,1948年苏联把南斯拉夫从情报局开除;1944—1945年间苏联把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歹马尼亚的部分领土划入了苏联的领土。总之,这一政策对当时和以后的苏联历史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摘编自毕元辉《论1943年——1953年苏联对东欧的安全带政策》
材料 在早期启蒙思想家心目中,中国在三个方面成了评判与改善欧洲的标准:政统和道统相分离的开明与三级社会管制的宽松;权力阶层都向所有阶层敞开大门的开放性;伦理治国的理性与秩序。然而,从康德开始,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不仅中国不能成为标准和尺度,而且中国本身也要成为批判与检验的对象。从权利法则出发,中国上述三方面“优点”并不足以成为效仿的范本。这一法则就是:因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能够做与任何他人符合普遍法则的意志相协调的一切事情。国家的首要使命就是维护与保障所有成员那些不可让渡的自由权:人们让渡出强制权,乃是为了维护与保障那些不可让渡的自由权。
——摘编自黄裕生《康德为什么“不喜欢”中国?》
A.管仲在①处推行了“相地而衰征” |
B.北魏孝文帝从③处迁都洛阳后,开始推行“均田制” |
C.唐朝在④处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 |
D.宋朝在②处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权力 |
A.慎思明辨 |
B.知行合一 |
C.格物致知 |
D.穷理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