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天职，通常指某一职业（或身份）的个体、群体应该承担的使命、责任或义务。比如教书育人是老师的天职，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天职……践行天职，体现人生的价值与光荣。天职所在，义不容辞；而敷衍天职，甚或亵渎天职，是人生的大忌。

材料一：

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因而杂交无优势”的论断明白无误地写在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和邓恩的经典著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学教科书《遗传学原理》中，由此有人嘲笑“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

在理论与事实发生矛盾时，袁隆平的态度是尊重权威但不崇拜权威，不能跟在权威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不迷信权威的每一个观点。他知道，根据自己直接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表明水稻具有杂交优势，“无优势”论是没有试验依据的推论，这一推论与自交系的杂交优势现象相矛盾：玉米自交系继续自交不再引起衰退现象，但杂交能产生强大的优势。而天然的自花授粉植物品系（天然自交系）自交也不退化，为什么杂交却不能产生杂种优势呢？袁隆平坚信搞杂交水稻研究有前途，勇敢地向“无优势”论这一传统观念挑战，从而拉开了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序幕。

袁隆平认为，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行人工去雄，如果用人工去雄杂交，就得一朵花一朵花进行，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再一条路就是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然后用其他品种的花粉去给它授粉杂交，产生出用于生产的杂交种子。然而国内外都没有这一先例，国际上有著名学者断言这“不可能”。还有学者认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作物”，利用杂种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

袁隆平不打算退却，他很清楚他拥有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国家科学家少有的：进行这项研究，中国有中国的有利条件，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又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质资源；辽阔的国土和充足的光温条件, 海南岛是理想的天然温室，育种者的乐园；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组织科研协作攻关；有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困难都可以组织力量克服。直到今天，袁隆平都对为攻克杂交水稻难关在全国13个省区的18个科研单位进行的科研大协作感慨不已，认为没有这样的大协作，杂交水稻研究决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世界瞩目的成果。

（摘自沈英甲《喜看稻菽千重浪》）

材料二：

中国是大豆起源国，但上世纪80年代初，大豆单产每公顷只有一吨多，不到美国的一半。而提高单产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杂种优势利用，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大豆是严格的自交作物，闭花授粉。研究的第一步是要找到大豆花不能产生可育花粉而只能通过异花授粉才能结果的不育系；再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有系，从而为生产大量杂交种子提供了可能性；之后再通过反复试验，获得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再经过大量配制杂交组合，最后研制出大豆杂交种。

1983年，孙寰回国后，就开始了在一些科学家看来“不可能”“不现实”的大豆不育系研究工作，以实现大豆强国。在研究之初条件非常欠缺，他只能靠国家资助的1万元留学回国人员经费开始做起。为了充分利用我国的大豆种质资源，他分别在福建泉州、湖南长沙、浙江杭州、河南郑州、江苏徐州、吉林公主岭等地搞试验。1985年，通过反复试验，他的课题组发现了一个组合杂交一代高度不育的情况，研究初获成果。

1993年，他的课题组又成功培育了世界第一个野生大豆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和同型保持系，通过测交和回交，于1995年实现了栽培大豆“三系”配套，初步培育出“杂交豆一号”。“杂交豆一号”比常规对照品种增产20%以上，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经过正式品种审定、可以商业化应用的大豆杂交种。

（摘自《吉林新闻》2018年10月23日）

材料三：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日前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强调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爱国是科学家精神的第一要义。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精湛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野，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殷殷爱国情，拳拳赤子心。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理念，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才能更好地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也就一定能汇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磅礴力量，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光荣业绩。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也更加需要大力弘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做出贡献。”极大调动和充分尊重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精神，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在解决受制于人的重大瓶颈问题上强化担当作为，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我们就一定能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涵，所以要首先弘扬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

（摘编自《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材料一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有无数思想如繁星点缀夜空，而马克思主义无疑最为闪亮，“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创立并发展了17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实践的发展阶段，经历了从高潮到低谷再到孕育新潮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国家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形态的发展跃迁。它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理论飞跃。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在不断捕捉时代问题、回应时代挑战的过程中永葆生机活力。恩格斯曾说，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同行，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正是在与时代特征、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的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以坚持为前提的发展、以继承为基础的创新，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即划分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这种划分方式不仅不利于阐明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发展历程，反而容易引起混乱。按照这种标准划分，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个整体，似乎原生形态、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有各自不同的基本原理；似乎它们不再属于当代，不再具有当代价值，而变成书斋中的一种学问和理论；似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才有价值、有意义。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一种变相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虽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但是这些基本原理既属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也属于列宁那个时代，亦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占领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科学学说，始终面向当代、回应当代问题。不与时代同频共振、不具有当代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

（取材于任洁《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它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总结和概括，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不分中西，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欢迎马克思主义。正如率先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的李大钊宣称的：“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之本，强调马列“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亡党亡国。这也是我们今天观察和讨论中国一切重要问题包括文化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教条，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最为先进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教条主义的敌人，其生命力在于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现实实际和历史实际，总结经验，修正错误，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取材于许全兴《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材料三

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具体性，必须扎根所在民族、国家的土壤。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揭示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世界普遍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抽象的公式，“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一旦进入其他民族地域，必须同其他民族的具体实际结合。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必须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从内容到形式都真正转变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更好地被中国人民接受、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动态发展的，需要不断吸取人类文明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需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

靠中国传统思想救不了中国，这是历史早已证明了的。但这绝不是说，儒家学说只有历史价值而无现实意义，是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更不是说，可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抛弃孔夫子，全盘反传统。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不仅要与中国的现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理念上存在融通与契合。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张载的“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朱熹的“一中有二”以及对“大同”理想的阐释，分别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辩证观及共产主义学说有着明显的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认识、分析人与社会的关系，改造和发展社会。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在思考人自身成长、发展的问题，致力于认识和改善人生。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一定互补性，可以互鉴互学。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产生丰硕成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实事求是”源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对“实事求是”做出全新的辨析与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概念的提出是毛泽东基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借言赋意”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作出的经典概括，是非常鲜活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和合”思想，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凝聚传统与现代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在新的高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取材于陈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之于民，亦类也”，普通人也能够成为伟大的人。孟子还总结出了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大丈夫”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酱香拿铁”火了，茅台和瑞幸的跨界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有人说我们要做勇敢的“跨界者”，也有人说我们要做兀兀穷年做好一件事的“守界者”。

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议论文，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少于800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劝导人向上向善的思想理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兼善天下”“利济苍生”等。向上向善的文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体现了思想向上、行动向前、心中向善的自觉与自省。向上向善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和博大的情怀。

复兴中学团委将组织以“向上向善”为主题的征文活动，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材料一：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刘士林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就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总括起来说就是：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强调“美在意象”，有力地揭示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真谛。与西方古典美学精神重视“理性写实”不同，中华美学精神更侧重“诗性写意”，在中国书画、建筑园林、乐舞、戏曲等文艺创作与表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下，我们有必要把握和激活其当代价值，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贡献新的思想智慧，为社会生活的团结稳定和谐美丽开出新的美学良方。

中华美学“诗性写意”精神，有助于通过生命体验，对大自然审美认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诗性智慧。“诗性写意”精神具有“人文关怀”的品格。在人与自然的对待性向度上，它引领我们体验自然风物，关心人文生态，在诗歌的视界中构建人与物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海德格尔以前的西方人多选择了科学分析的方式来考察自然，自然虽然也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但更多的是一种“主客二分”的关系，呈现对立的、紧张的、分裂的、局限的、间断的状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激活和弘扬中华美学的“诗性写意”精神。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污染、生活食品安全等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反思过往的发展理念和实践行为。“道生万物、天人合一”“福祸相依、物极必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些激活中国人“诗性”智慧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正视现状，破除主客二分思维，调节心物失衡关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中华美学“诗性写意”精神，有助于引领当代中国人超越生活俗常，挣脱功利束缚，过一种诗意化、审美化的人生。“诗性写意”精神具有“审美超越”的品格，在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对待性向度上引领人解放自我，诗意栖居。优秀的诗人能结合自己的悲苦生命体验，点燃自己的创作诗情，通过描绘外物来发泄内心痛苦，通过艺术审美来超越俗常困顿。刘小枫等学者曾指出，中国文化美学的理想，不是科学实证的，也不是宗教幻想的，而是艺术审美的。中国人在不得志时，选择独善其身，或隐逸林泉、躬耕田亩；或游山玩水、窥情风景；或寄情于琴棋书画，怡情养性，追求人格解放和心灵自由。不同于西方信仰上帝、基督，寄希望于天堂；亦不同于印度佛教，游心于来世。他们追求当下性、现实性，在诗歌及其他艺术的抒情世界里来探寻人生问题，达到艺术、审美与人生的贯通，回归自由、和谐、完满的状态。

中华美学“诗性写意”精神，可以为建构当代“民族化”“本土化”艺术创作理论体系提供精神学养。“诗性写意”的精神还具有“涵养创化”的品格。黄会林先生指出：“中国古典戏剧、诗词、绘画等艺术作品，在处理时间和空间的技巧上，常常与蒙太奇镜头语言处理画面的方法神似；细加分析也常有运用特写、远景、中景等画面和画面组接的技巧，这为我们影视艺术创作和发展，提供了美学的启示。”的确，中华美学“诗性写意”精神涵养的艺术构思论（如感兴、物化等）、艺术创作论（如虚实、有无等）、艺术表现论（如情理、情景、文质等）、艺术形象论（如形神、意境等）、艺术风格论（如自然、风骨等）中均有值得我们检视、整理和传承的学养。《天云山传奇》有一个场面：女主人公在风雪弥漫中，用板车拉着病重的罗群，在冰天雪地间渐行渐远的瘦小身影……那分明是苏东坡特有的意境：“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其萧瑟惆怅之意，尽在不言中。通篇整体的精心营构，使这部洋溢着民族文化氛围的作品，列入了中国电影精品画廊。

（摘编自何世剑、袁轶凡《试论中华美学“诗性写意”精神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诗歌传情达意有两大基本手段，即音韵节奏和意象形象。诗的音韵节奏作用于人们的听觉感受和内在的节奏感受，而意象、形象则作用于人们的视觉、想象和知解力。要完美地鉴赏、理解一首诗，必须充分调动人们的这两大类感觉能力。任何一类感觉能力的缺乏，都会导致对诗歌理解的障碍。

当我们仅专注于意象的显现和内涵时，往往就会对音韵节奏的表现作用“听而不闻”，甚至把它当作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尤其面对那些没有什么意象，而主要诉诸音韵节奏的诗时，我们就会显得木然无知，处于一种所谓的“失语”状态。这种能力的缺乏还容易导致出现另一个毛病。由于对音韵节奏的感悟本是一种关系性的、整体性的感悟，这种能力的缺乏就会带来对诗歌的整体感受、把握能力的缺失。于是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诗歌解读现象，往往在一些局部（通常都是意象或所谓象征）大加穿凿，大加发挥。在诗歌的理解中经常出现的那种“阐释过度”的毛病，就常常是由这一原因引起的。

与音韵节奏感悟能力缺乏的毛病相对，在诗歌理解中出现的另一个毛病就是对意象的领悟能力欠缺。一旦诗有一些稍深厚复杂的意象或象征，就感到不知所措。尤其是当一些诗主要并不依赖于音韵节奏而主要借助意象的新颖深厚以及意境来表现时，他们就基本失去了领悟诗歌的意旨及其巧妙之处的兴趣。这样一种对待诗歌的态度对于理解诗歌，尤其是理解新诗往往会造成很大的障碍。这样对待诗，对待那些缺乏音韵节奏的诗，实则也是偏颇的。因为诗，本来就是音乐因素与造型艺术因素的混合物。它有时这个方面的因素重一点，有时那个方面的因素重一点，对诗而言都属于正常现象。当一首诗主要诉诸意象等因素时，我们就应当主要从意象、形象的角度去欣赏它，而不要再计较于它的音韵节奏是否优美。

当然，我们也希望，诗能够在音韵节奏和意象两方面总是能和谐统一，但我们也要知道，诗作为一门混合型的艺术，它有时候的确能够做到如此，但有时候的确会有所偏重。那么，我们欣赏诗，就应当具有两副眼光，而且有时候要更多地用这一副眼光，有时候要更多地用另一副眼光。

（摘编自谭德晶《现代诗歌理论与技巧》

材料二：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远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摘编自杨景龙《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1937年，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时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时值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党和人民同样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当下社会殷切希望共青团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

白日焰火

邢庆杰

一大早，梅正山就开始收拾这座木楼，楼上楼下，桌椅橱柜，门窗屏风，都擦得干干净净，连楼梯都拖得一尘不染。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中共临城区委每月一次的例会要在这里召开。几天前，区委书记老魏来通知梅正山时，顺便告诉他，他加入组织的事，要在这次会议上研究表决。梅正山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一夜没睡。为了这次会议不受干扰，他昨天就让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梅正山曾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5月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凌，激起了梅正山的义愤，也激活了他对国家民族的担当意识。正当他重新定义人生意义的时候，父亲病危。作为梅家唯一的男丁，梅正山不得不回到这个千年古镇，从父亲手里接过镇上最大的粮行，还有祖宅上这座已有百年历史的木楼。父亲去世后，梅正山过了近十年悠闲的日子，粮行有掌柜和伙计，根本不用他操太多的心，他每天就待在家里这座木楼上，喝茶，读进步书籍，累了，也喝几杯当地产的烈酒。但他心中的热血，一直在默默地沸腾着。他终于等到了那一天，他在北京读书时的一个同学找上门来，为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子。 这个人，就是中共地下交通员老魏，现在的临城区委书记

一切收拾利索后，梅正山又到地窖里搬上来一坛酒。这是当地产的“小米香”，65度，一坛足有20斤，他想开完会后，留同志们好好吃顿饭，痛痛快快地喝几杯。

楼梯上忽然传来“咚咚”的脚步声，老魏飞步跨了上来，脸色有些阴沉。

老魏从内线得到消息，昨天，区委交通员小于被捕了，敌人以他妻子和孩子的生命相威胁……小于已经交代出今天区委会议的时间地点，形势已十分危急。今天来开会的除了老魏，还有九位同志，老魏只和其中的四位同志有联系，他启用紧急联系方式连夜通知了他们。其余五位，都是梅正山联系的人。

梅正山看了看怀表，已经快八点了，会议的集合时间是上午十点，逐一通知他们肯定是来不及了，他急得围着屋子直转圈。老魏说，目前办法只有一个，去镇外面的桥头上拦截，那是出入镇子的唯一通道。

梅正山带上驳壳枪，和老魏下了楼就往外走。刚出大门，两人同时退了回来。大门两边的胡同里，各站着四五个黑衣人，腰里都别着家伙。两人心知不妙，互相对望了一眼，又来到后门，发现后门的小巷子，也被黑衣人封锁了。

老魏重重地跺了一下脚，说，坏了，敌人早就盯上这里了，他们故意把我放进来的，现在出都出不去了！

梅正山压低声音，说，无妨，我们先不动，等到九点半时，我们就不断开枪，向同志们报警。

老魏点了点头，说，目前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两人上了二楼，沏上茶，刚喝了一杯；前院就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梅正山探头往楼下一看，七八个特务已经冲进了院子。老魏跑到后窗往外瞄了一眼，从后腰里拔出手枪，说，事情不妙，敌人从两面夹击，他们是想在集合时间之前解决我们。

梅正山问，那怎么办？

老魏说，打！要节约子弹，尽量拖延时间。

就听前院一个细嗓门喊，楼上的共党听着，你们被包围了，只要交出武器投降，保你们性命无忧，负隅反抗，只有死路一条！

梅正山隔窗打出一枪，喊话的特务应声栽倒！

刹那间，前院和后院枪声大作，子弹把墙板都击穿了，墙壁上呈现也一个个明亮的弹孔。老魏和梅正山各自躲在子弹打不到的死角，耐心地等待着。

过了一会儿，枪声渐渐停了，楼梯处传来轻轻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老魏冲梅正山使了个眼色，两人同时冲向楼梯口，两把短枪同时打响，特务们惨叫着滚下了楼梯。

过了一杯茶的工夫，敌人找来了梯子，从前窗、后窗和楼梯三个方向同时进攻，两人只得不断开枪阻击……

他们阻击了一个多小时，子弹全打光了。梅正山看了看怀表，才九点，离集合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梅正山把那坛烈酒打开，倾洒在桌椅上，屏风上，茶几上，墙壁上，窗棂和地板上……

敌人知道他们没有子弹了，大叫着“抓活的”，从楼梯上慢慢逼上来。

梅正山将坛子朝楼梯口砸了过去！在敌人的惊叫声中，他从容地取出火柴，划着一根，扔在地上。一股蓝色的火焰腾起，随即四处蔓延，一股火苗顺着地板上的酒迹，飞快地飘向楼梯，敌人惨叫着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不一会儿，大火冲天而起！这场大火越烧越旺，干透的木楼在大火中噼啪作响，烟火直冲云霄，在镇子外都看得清清楚楚。

直到傍晚，大火才渐渐熄灭。

（选自《安徽文学》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