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和湖州杜员外^①冬至日白蘋洲见忆

唐·李郢

白蘋亭上一阳生，谢朓新裁锦绣成。

千嶂雪消溪影渌，几家梅绽海波清。

已知鸥鸟长来狎，可许汀洲^②独有名。

多愧龙门重招引，即抛田舍棹舟行。

注：①杜牧48岁时自请外放湖州，官职为吏部员外郎，因而尊称为“杜员外”。②诗人白居易在《白蘋洲五亭记》中，详细记载：“湖州城东南二百步，抵卖霄溪，溪连汀洲，洲一名白蘋。”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小题。

书愤

陆游

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鉴孤忠。

厄穷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嚼齿空。

细雨春芜上林苑，颓垣夜月洛阳宫。

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

【注】①泽中：陆游所住三山别业，南为鉴湖，北为大泽。②张巡，安史之乱时，与许远共守睢阳，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坚守数月，城破被害。《旧唐书·张巡传》：“及城陷，尹子奇谓巡曰：‘闻君每战眦裂，嚼齿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视其齿，存者不过三数。”③上林苑、洛阳宫，代指皇宫。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题松汀驿^①

张祜

山色远含空，苍茫泽国^②东。

海明先见日，江白迥闻风。

鸟道高原去，人烟小径通。

那知旧遗逸^③，不在五湖中。

【注】①诗人到太湖拜访朋友，在湖畔的松汀驿落脚时，在壁上题写了本诗。②泽国：形容水多的地方。这里指太湖及吴中一带。③旧遗逸：旧日的隐逸之士。这里指遗世独立的老朋友。

阅读下面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南中茱橘柚

柳宗元

橘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①。密林耀朱绿，晚岁有余芳。

殊风限清汉^②，飞雪滞故乡。攀条何所叹，北望熊与湘^③。

【注】①整联典出屈原《橘须》“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炎方，南方，此谓永州，为柳宗元贬谪之地。②殊风，指江南、江北风俗各异：汉，银河，借指淮河，传说橘至淮北则为积。③熊，熊耳山，在今河南省；湘，湘山，在今湖南省。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野菊

李商隐^①

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冉泪涓涓。

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

细路独来当此夕，清尊相伴省他年。

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

【注】①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入仕后一直处于牛李党争夹缝中，后又被牵连，遭受排挤和打击。此诗正是他郁郁不得志、精神苦闷之时所作。

材料一：

①文化模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个民族、一个社区社会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保持着同一种生存方式，即使生活的实际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式上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而且，新的生活内容也被“纳入”了旧的模式，并被赋予了“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总是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中看到“反复”和“重现”。

②文化的稳定性通过文化传递来维持。一种文化特质一经产生，就要被人模仿、利用，这就是传递。文化传递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即世代相传和相互传播。世代相传，是一个文化模式得以形成和保持的机制，文化的稳定性也因此而获得。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文化模式理解为传统，文化模式就是一个民族或其他各种社会群体世代保持下来的特定传统，而文化模式的稳定性就体现为传统的持久性。

③传统不是我们想抛弃就可以抛弃的。真正的传统，不是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理结构、一种民族性格。人们不可能像对待某种自身的“异物”那样对待它，更不可能像对待旧衣服那样将它任意换掉。

④传统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围绕一定主题的一系列变体。通过每一代人创造性的活动，传统得以发展和改变，所谓稳定只是相对的。但是，虽然每一代人都会对前人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方式有所修改和创新，但模式化的东西却很难改变。传统的保持过程是一个在传递中创新、在创新中传递的过程。传统惯性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我们虽然生活在今天，并创造着明天，却又总是“在过去的掌心中”。

⑤传统是使文化模式保持其稳定性的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本身也是被决定的。文化传统的保持首先与一个群体世代处于同一生存环境有关。由于受同样的环境条件的制约，一个民族群体或一个社区社会往往会因为缺乏改变其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的动力，而在传统上显示出一种不变的态势。改变传统的动力来自群体社会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一旦一个群体社会与环境不能保持有效的互动，传统的稳定性就会被打破，文化模式就会发生变迁。

⑥这意味着文化改变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有来自外界的干扰。生存环境的改变，是这种干扰最基本的形态。从古至今，人类文化变迁的速度一直以一种恒定增加的速率发展着，这说明，外界干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之所以在同一生态环境中文化传统会保持持久的稳定性，是因为文化总是一定社会群体为应付他们所处环境中的问题和挑战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而创造出来的，如果问题和挑战是相似的，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方式也是可以继续沿用的。不管怎样，环境的相对一致性对于文化传统的保持，至少是一种重要条件。

⑦文化的稳定性也是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造成的。一个社会文化模式的发展与其经济结构的变化、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的改变，始终都保持着有差异的同一。这种差异就表现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在根本上与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合；而一个社会的文化模式，虽然与该社会的生产力有关，并且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相联系，但这种关联相对比较特别。一方面，生产力及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对文化模式的影响由于间接性而显得迟缓和不确定：另一方面，文化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塑模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发展样式、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原则框架等等。总之，我们特殊的生存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是由我们的文化模式所塑造的，然而，也正是由于我们作为这种生存方式生生不息的担当者和传递者，文化模式才得以保持其稳定性。

⑧文化的稳定性是与群体成员自发反应的一致性相联系的。在一个价值单一的内向型封闭社会中，所有人往往都以同一方式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这种反应不是理性自觉的，而是一种自发的本能，也就是所谓文化本能。当一个群体成员的这种自发反应保持着一致性时，个人或者某种来自外部的力量要想冲破文化习俗是很难的，而文化就由此获得了一种稳固性。如果是在一个多种价值并存的复杂社会，自发行为改变的可能性会高许多。

材料二：

《周易·家人·彖辞》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这是男女居处隔离规范的思想基础。后世的思想家在论述男女关系时，每每流露出这一思想痕迹。《内则》说：“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入，女不出。”这大致说出了男女的不同活动范围。古人还经常引用《周易》来论证这个理论。《左传·昭公元年》：“近女室，疾如蛊……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从一些细微的地方，如饮食、洗浴等也可以看出两性的隔离，《内则》说，“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另外，由居处的隔离推延至言论上的隔离，如“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它指男子事务不让女子知道，这与早期社会中常见的“男子会社”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那里，为了保守属于男子的秘密，女子很自然地就被排斥在外了。

性别隔离还表现为男女“授受不亲”。这一原则最先见于《孟子·离娄上》，《礼记·坊记》则从礼制的层面对“男女授受不亲”作了规范。前面我们在谈到两性初期教育时，已经知道“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坊记》所说还可以看到这一原则在现实中的强大束缚力和贯穿两性始终的精神，其中说：“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这是就常时、常事而言，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礼制又有特殊的规定。《坊记》就说：“礼，非祭，男女不交爵。”《内则》所言与之相类：“非祭非丧，不相授器。”从《内则》所记女子的教育中我们看到，女子可以“观于祭祀”，可以“礼相助奠”。也正是在祭祀时，男女才有合法接触的可能。非礼即为越礼。

男女之防，著于叔嫂。礼书中特别对叔嫂之间的接触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如《礼记·杂记》：“嫂不抚叔，叔不抚嫂。”《礼记·曲礼》：“叔嫂不通问。”《礼记·奔丧》：“无服而为位者，唯嫂叔。”考《仪礼·丧服》，家庭同辈成员如兄弟、兄弟姊妹、娣姒之间，死后皆有相应服制，唯叔嫂无服。古代人死大殓，哭者必以手抚尸，而《杂记》所说是人虽死，彼此不得接触。淳于髡与孟子的问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男女之“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中，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权者，权衡也，权而得中。在遵循礼制精神的同时，可以对礼的某些教条作出变通，这在孟子看来，并非越礼之举。但淳于髡与孟子的对话正好说明了在正常的情况下，“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还是应该遵循的。可见，这种观念在当时来说，仍然对两性的接触有着规范作用。

(摘编自肖发荣《“男女有别”观念探源》)

材料三：

OswaldSpengler在《西方陆沉论》里曾说西洋曾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他称作阿波罗式的(Apollonian)，一种他称作浮士德式的(Faustian)。阿波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地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浮士德式的企图也是无穷止的，因为最后的统一是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不但这样，男女的共同生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度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更需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可以说是生命意义的创造。浮士德式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恋爱是不断地克服阻碍，也是不断地发现阻碍，要得到的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这过程的结果。……阿波罗式强调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

在社会结构上，因之发生了同性间的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家族代替了家庭，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男女有别》)

《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骄傲自满本为“加”，结果却是“落后受损”，实为“减”；谦逊虚心本为“减”，但结果是“进步受益”，表现为“加”。可见，加有时意味着减，减则是为了更好地加；是加是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这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性格形象，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形成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格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则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相；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性格。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基于对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相伴成长起来的。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袄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中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崇《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短短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了700斤。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老子·八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之所以推崇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水包含了“利他”精神。

黄宗羲提出“有生之初，人各自利也”，强调了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合理之处。但当今有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将个人私利作为唯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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