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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的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计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所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度过了八次大汛，此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整理

材料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黄河治理开发得到进一步加强。邓小平、陈云等非常关心黄河的治理开发以及水资源利用等问题。1979年7月下旬，邓小平到山东视察。他得知青岛缺水，指挥实施“引黄济青”工程。1989年11月，“引黄济青”工程竣工，青岛市用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决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重大环境问题进入了法制化轨道。1988年，第一部《黄河水资源保护规划》编制完成，为黄河水资源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20世纪末21世纪初，黄河断流以及黄河受纳的污染物量已超出自身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水污染加剧、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日益凸显。为此，相关部门从1999年开始对黄河水量进行统一调度。2000年，黄河小浪底枢纽一期工程开始发挥调蓄作用。至2012年，黄河流域的水质总体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水资源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不断深入，其中重要生态敏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也得到有效控制，黄河断流也未再出现。

——摘编自陈建波《新中国黄河治理的成就及启示》

材料一   清代辽南地区没有设置正式的驿站，以地区性的急递铺代之，包括辽阳、金州等地。明代从辽阳到旅顺口设置驿站，但清政府觉得“盖邑非往来之冲，而前代置驿皆省，檄书传送，一二铺司事耳”。因此从辽阳到旅顺的道路上始终没有设置驿站，而“凡往来公文俱由铺兵传递”。

——摘编自王绵厚等《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

材料二   1984年6月，沈（阳）大（连）高速公路开工建设，1990年建成通车。沈大高速公路全长300多千米，连接沈阳、辽阳、鞍山、营口、大连五大工业城市，沟通大连港、营口港、鲅鱼圈港，是东北地区一条重要的运输大动脉，是当时中国大陆最早建成的一条高速公路，被誉为“神州第一路”。沈大高速公路开创了中国大陆建设高速公路的新纪元，带动了全国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

——摘编自曲青山等《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辽宁卷》

材料一   唐律规定，皇亲国戚、皇帝故旧、高级官僚贵族等八类人犯罪时，处罚“轻重不在刑书”。唐律还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答三十。”“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且近亲中又无成年男丁者，须奏报裁决。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对妇女犯罪有些可依律酌情而处。

——据《唐律疏议》

材料二   清入关初，曾依照《明律》并参酌关外旧制，制定法律；至乾隆时期，修成了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大清律例》。乾隆在《大清律例》序文中说，法律“非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惧”，更在于“弼成教化，以治其好生之德”。清代还制定了《蒙古律例》《回疆则例》等，使司法管辖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维护了法律政令的统一。

——据《大清律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