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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许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溯至三皇五帝时期。东汉华佗《食经》“苦茶久食，益意思”记载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现今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记载了饼茶的制作和饮用方法：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兴起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从而形成中国茶文化。

晋代、南北朝时期，茶文化萌芽。文人饮茶之风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饮食的形态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唐朝陆羽著的《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天然和人文两重属性，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后来社会上又兴起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佛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之功效，茶就成了僧人们防止坐禅时犯困的利器，故而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附近植茶树、设茶堂、选茶头、制定茶礼，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繁荣。社会上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天子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至于下层社会，中国茶文化更是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选自《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和形成历史》，有删改）

材料二

儒家把“仁礼”与“和”的思想引入中国茶文化。儒家主张通过饮茶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以此来加强彼此理解，促进和谐，增强友谊。儒家认为中庸是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标准，并从中庸之道中引出“和”的思想。反观我们的茶文化，从采茶、制茶、煮茶、点茶、泡茶、品茶等一整套茶事活动中，无不体现“和”的思想。

茶叶的平和、冲淡、闲洁的特性很早就被儒家文人们所注意，并将之与儒家的人格思想联系起来。如北宋文人晁补之在《次韵苏翰林五日扬州古塔寺烹茶》诗中就说：“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以此比喻苏轼具有的中和的品格和气节，如同珍贵的名茶，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节操。

中国茶道讲究儒学思想的中庸。茶事活动要取得完满结果，关键在于把握准确的度。这个“度”就是中庸。首先，茶人必须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能偏激走极端，要心平气和，进退有节，待人有礼；其次，在具体活动中也要不偏不倚。例如制茶过程中，焙火，就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泡茶时，茶叶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分茶时，也应按照同样的原则，倒茶量不多，也不少，要恰到好处。当然，具体的量，可以因人而异，基本的中庸之度，却是一致的。

（选自《中国茶文化与儒家的关系》，有删改）

材料三

我国福建、广东两地都偏爱乌龙茶，特别是闽南人、潮汕人，喝的大多是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乌龙茶上品。泡茶时选用的是最适合的甘净的溪水、泉水。配套的茶具小巧精致，称为“四宝”，即：玉书煨(开水壶)、潮汕烘炉(火炉)、孟臣罐(茶壶)、若琛瓯(茶杯)。玉书煨是扁形的簿瓷壶，能容水4两；潮汕烘炉，小巧玲珑，以硬炭作燃料，也有用甘蔗或橄榄核当作燃料的；孟臣罐多出自宜兴，颜色以紫为贵，容水约2两；若琛瓯是白色的小瓷杯，容水不过二三钱，多用景德镇等地产品。饮茶时，把炉子放在墙边，上搁玉书煨煮水，同时用清水洗涤茶具；当水汽从煨口徐徐冒出时，即用沸水烫热孟臣罐和若琛瓯，再把乌龙茶放入罐内，茶量约占罐容量的六七成左右，冲入开水后，用壶盖刮去面上浮沫，然后把盖盖上，再用开水在盖上浇淋，并把若琛瓯烫热；二三分钟后，把茶汤均匀地倾入各个杯中，通常一壶茶分注四杯，每杯先倾一半，周而复始，逐渐加至八成，使每杯茶汤气味均匀。这时，一边慢慢品啜，一边又把清水放入煨里，准备冲泡第二壶茶。这种泡法，汤色极浓，揭开壶盖，只见满壶茶叶，汤量却很少。一只若琛瓯只能容二三钱茶汤，也许不满一口，不过此饮法可细细品尝，回味悠长，满口生香，此饮法亦称功夫茶。

品饮乌龙茶时，拿看茶杯，从鼻端慢慢移到嘴边，趁热闻香，细品其味。特别是武夷岩茶和铁观音有一种茶香，闻香时不是把茶杯久置鼻端，而是慢慢由远及近，来回往复，即觉阵阵茶香扑面而来，品饮时甘香适口，余韵不绝。

（选自《中国各地的茶文化介绍》）

材料一：

①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写实主义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但是艺术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和自然的境界，总不免把观者引回到实际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迁于种种无关美感的问题，不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形象本身的美。比如裸体女子的照片常不免容易刺激性欲，而裸体雕像如《米罗爱神》，裸体画像如法国安格尔的《汲泉女》，都只能令人肃然起敬，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因为照片太逼肖自然，容易像实物一样引起人的实用的态度；雕刻和图画都带有若干形式化和理想化，都有几分不自然，所以不易被人误认为实际人生中的一片段。

②艺术上有许多地方，乍看起来，似乎不近情理。古希腊和中国旧戏的角色往往戴面具、穿高底鞋，表演时用歌唱的声调，不像平常说话。埃及雕刻千篇一律地对人体加以抽象化，波斯图案画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扭屈，中世纪“哥特式”诸大教寺的雕像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延长，中国和西方古代的画都不用远近阴影。这种艺术上的形式化往往遭浅人唾骂，它固然时有流弊，其实也含有至理。这些风格的创始者都未尝不知道它不近情理，但是他们的目的正在使艺术和自然之间有一种距离。说话不押韵，不论平仄，做诗却要押韵，要论平仄，道理也是如此。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们既已有人生和自然了，又何取乎艺术呢？

③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许多人本来是笨伯，而自信是可能的诗人或艺术家。他们常埋怨道：“可惜我不是一个文学家，否则我的生平可以写成一部很好的小说。”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绝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哦，幼子饥已卒”时绝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摘编自朱光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材料二：

①自我的去除被看成是“虚静”心态形成的最为关键的一环，它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自我情欲的超越，即是要去除人的生理所带来的欲望，像庄子所说的“离形”“堕肢体”，身如槁木，面如死灰，从而根除情欲，使得心灵光明莹洁，一无挂碍。________在这里，人的内在情欲被看成尘垢而被弃置，激烈的情感波动已被宁定的精神境界所取代，丰富活泼的内在世界被荡涤澡雪成为空旷虚无的心灵空间。当然，这只是短暂的情感离异，目的是要保持适宜的审美态度，并不都是向往不近人间烟火的高人逸品式的境界。古代许多艺术家都反复强调艺术创作必以情动人，艺术审美中瞬间的“不与不取，不爱不嗔”的非功利、非情感的特点，恰恰是为了真正的爱、真正的恨，得到艺术美的魂灵。

②二是对自我知识的超越，消除有意的心智活动，摆脱普遍的知识形式，从习惯中跳出，从僵化的自我中跳出，摒弃用心思索的自我，而对对象作纯然的审美观照，因为“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情感成反比例”（王国维《文学小言》）。古代艺术家提出“无言”的重要主张。所谓“言”就是审美主体急于发挥自己心力智巧的作用，强于对物作刻意的解说，这种先入的知识形式和刻意的知性追求，必然导致审美静观的搁浅。审美中“无言”之境追求的是深层的契合，而不是吉光片羽式的言辞，司空图说：“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进入审美观照的主体应该像落花那样无声无息、冲和淡雅，在自由的情境中尽情地吸吮客体的美，“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以忘我的情怀跃入大化流行的韵律中去，在这里任何解释的欲望都是多余的，正如陶潜所说的那样：“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国古代艺术家屡屡致意于此。

③三是对自我行动的超越。中国艺术家提出“不作”的主张，即要顺应自然之势，必须不可不为而为之，禁绝苦思冥想刻意精工，如果胸无丘壑而勉强为之，主体内乏怡顺之气外有功利之心，这就必然带来心灵秩序的紊乱，决不会出现虚以待物的审美态度。司空图说：“惟性所宅，真取弗羁……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自然，而审美主体也必须以自然之心去熔铸意象，方可创作出天机流荡的艺术作品，来不得半点勉强凑泊，保持自己的心灵恬淡，无一丝为文之心，恰恰是创造出第一流艺术作品的必要心理氛围。

（摘编自朱良志《“虚静”说》）

这中间，高高耸立起来那植物界里最高的树木，有加利树。有时在月夜里，月光把被微风摇摆的叶子镀成银色，我们望着它每瞬间都在生长，仿佛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周围，甚至全山都带着生长起来。望久了，自己的灵魂有些担当不起，感到悚然，好像对着一个崇高的严峻的圣者，你若不随着他走，就得和他离开，中间不容有妥协。一一但是，这种树本来是异乡的，移植到这里来并不久，那个山村恐怕不会梦想到它，正如一个人不会想到他死后的坟旁要栽什么树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丰厚资源，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培育提供不竭的精神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作为传统文化传承载体的文化经典、历史遗存和文物古迹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我们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礼敬、保护文化经典、历史遗存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其文化资源，去粗取精，推陈出新，进一步挖掘和揭示传统文化蕴含的传统道德价值，努力实现对中华传统美德在继承中创造性转化，在实践中创新性发展，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不断的丰富滋养。

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让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更好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强调：“要学会做人的准则，就要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都是中华民族千年优秀杰出人物的代表，他们每一位身上都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有的以家国社稷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有的舍身为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新时代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优秀品格，可以涵养深沉的家国情怀和个人道德意识，培养民众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以尚和合思想中所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推进社会层面的和谐相处，做到个人友善待人。以守诚信思想中所提出的“失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实现人与人之间诚实守信，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由此可见，中华传统美德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源泉，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传播中华传统美德的主体。

（节选自尹传政《以中华传统美德涵养新时代公民道德》）

材料二：

在传统道德继承问题上，不管我们采取何种态度，我们应该承认，文化传统所蕴含的根本精神，是比一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附加给它的派生条件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因此谈到传统伦理道德时，就必须注意将其根本精神与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严格地区别开来。

每一种道德伦理的根本精神，都是和当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混在一起的。倘使我们不坚持形式和内容是同一的僵硬观点，就应该承认它们两者是有区别的、可分的。冯友兰由于担心可能发生全盘否定道德的继承性，提出了抽象继承法，就是依据上述可分性的原则。可分与不可分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导致了道德可以继承与不可以继承的分歧。如果认为是不可分的，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根本精神及其由当时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是等同的，那么在古代一些杰出人物身上还有什么崇高精神、优秀品格和善良人性？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完全超越他的时代，完全摆脱由当时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不能要求他们活在和我们一样的社会制度中，从而在派生条件上也具有和我们完全一样的道德观念。如果坚持思想的根本精神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两者是不可分的，那么道德继承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一位友人曾说他每次读《红楼梦》，读到元妃省亲贾政启奏那一节，都不禁为之酸鼻，觉得“忠中有悲，忠中有情，这种中国式的忠的感情，真是令人敬歔感动”。可是遗憾的是，后来他却把《三国演义》看作是一部争龙椅的“相砍书”，似乎赵云除了为主子效力之外就不存在“忠中有悲，忠中有情”了。如果我们不是因袭过去那种“刘备长厚似伪，诸葛多智近妖”的说法，那么就可以从赵云身上发现比贾政更多可以打动我们的东西。

此外，东西文化融会调和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不少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持调和论者主张开发传统资源，使之与西方文化接轨。但是在许多方面，传统资源十分贫乏。比如，民主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制度。不少学者举出孟子的君轻民贵、黎民不饥不寒之类，这是很勉强的。民主制是需要法治来保证的，但传统思想乃内在超越，重修身，而治国则是修身的延续，故法治理论与法治经验在传统资源中极为稀薄。内在超越者重道德而轻法律，外在超越者重法律而轻道德。如何使之融合，是需要仔细研究的。

西方重个性，故这方面十分发达。但在中国传统中则很难寻觅这方面的资源。梁漱溟曾明白宣告：“数千年以来，使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是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杜亚泉也说传统思想以克己为处事之本，认为传统思想也“并非没有流弊，以其专避危险之故，致才智不能发达，精神不能振起，遂成卑屈萎靡，畏葸苟且之习惯”。在他们看来，在这些方面就需要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

中国文化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如果只承认文化传统的特性，不承认各民族由人类共性所形成的相等的价值标准，而拒绝国际公法和人性原则，那么道德继承问题就更为突出了。

（选自王元化《简论道德继承》，有删改）

《左传·襄公十三年》：让，礼之主也。

《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礼记·曲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夫礼者，自卑而尊人。

材料一：

我国网络文学行业不断发展壮大，女性写作者在网络文学创作队伍中的重要地位愈发凸显。相比于男性作者，女性作者特有的细腻、婉约气质在文学创作中被认为更有利于书写个体生命的体验。而网络文学带来的开放的创作环境，也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写作者近年来在创作题材以及方式上不断丰富，令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有了更多元化的女性视角。

在网络文学行业中，“女频”意为女生频道，特指那些关注女性发展、能打动女性读者内心的网络文学作品，“女频”网文的作者和读者也多为女性。作为当代文学领域中一个自成体系、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目前的“女频”网络文学主要包括古代言情、现代言情、现代都市（包括悬疑、职场、科幻等）以及现实题材等文学类型，不同的题材设定、故事设定和人物设定展现出当代女性多元和自主的文化心态。在这类网络文学创作中，人物的情感线尤其重要，不管是历史文还是现代文，大多会涉及婚恋和女性成长。人物的情感动态在这类文学作品叙事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方式，尽管叙事手法各异，却无处不在地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折射。

“大女主”类型的网络文学通常聚焦女性的性格、命运和成长经历，尤其注重描写女主不同寻常的情感历程和独立人格的形成，力求塑造更为复杂的人物性格，描绘更为绵密的内心世界。作品中，“大女主”作为有胸怀的女性，敢爱敢恨是她们的主要人物设定，同时，爱也意味着牺牲与隐忍，明知结果可能是悲剧却从不放弃。不难发现，这些“大女主”独立自主、不畏权势、积极抗争的姿态，伴随着个体情感的剧烈震荡，展现了情事剧变下女性炽烈的情感以及她们所做的痛彻心扉的选择。她们渴望与男性并肩而立、同甘共苦，体现了女性对于“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美好纯挚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可以说，古代言情网络文学中的古风表达形式也为传递现代女性的心声打开了一扇窗。这些网络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情感和奋斗的描写，既体现了古代女性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也映照了现代女性勇于面对生活和工作挑战的坚毅的性格。

近年来，新的文本形式也在“女频”类网络文学作品中不断涌现，充分展现了女性形象思维的独特性。以生活为原点，以情感为支点，“女频”类网络文学的创作不断探索文本表现形式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寻觅心灵世界与万丈红尘的机缘巧合，婉转而细微的描写表现了现代女性的知性与敏锐。比如，“三水小草”的《枕边有你》就以两性婚姻作为故事起点，通过夫妻二人互换身体的设定，从灵与肉的双重视角对女性生存境遇进行了细致描写。关注女性各方面成长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近年来也收获颇丰，包括“阿耐”的《欢乐颂》、“吉祥夜”的《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柴可”的《鲜花盛开的村庄》、“清扬婉兮”的《全职妈妈向前冲》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当代女性的精神诉求，并逐渐形成以社会话题为核心的“人设＋职业＋情感＋家庭”叙事模式，显示出网络文学在时代性与流行性方面的特色。

（摘编自马季《网络文学中的女性书写》）

材料二：

艺恩数据发布《2021阅文年度好书榜单》。记者注意到，此次入选女频好书Topl0榜单的作品中，除《玉无香》等一贯深受读者欢迎的言情类作品之外，也不乏《嫡长女她又美又飒》《登堂入室》《墨桑》等有助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展现时代风貌和独立女性精神的正能量作品。

江苏省网络文学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玮认为，此次登榜年度好书的女频类作品，皆为口碑作家的精品之作，不仅内容更加多元化、精品化，具有故事线清晰紧凑、人设处理新颖别致、叙事元素丰富的特点，而且作品立意高远，传递了正确的价值观。

古代言情类作品依然占据了此次女频类榜单的半壁江山，但创作者和读者共同爱上“新国风”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例如，“90后”网络文学作家“千桦尽落”的《嫡长女她又美又飒》，讲述了镇国公府嫡长女白卿言力挽狂澜拯救家人命运，并与男主携手并进、共同成长的故事。“写多了小情小爱之后，我觉得应该写一些能够体现家国大爱和世族风骨的故事，希望自己创作的作品能够与我们的成长有更多关联。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接受了比父辈更好的教育，起点更高，也理应有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大的抱负。希望我写的小说可以与年轻人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获得更多的精神力量。”“千桦尽落”表示。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成为网络小说的精神富矿，也因此造就了我国网络小说创作的中华特色。《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青丘”“九尾狐”来自《山海经》，《鬼吹灯》接续了中国民间的奇谈怪异和乡村聊斋故事传统。

如果说上榜女频作品充分体现了创作者社会责任感的提升，那么男频好书榜单则体现了我国网络文学作品审美的升级。上榜男频作品在结构方式的调配和叙事策略的发展上均愈发新颖，内容价值也得到了持续拓展。

（摘编自周志军《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趋势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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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我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牲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蜜蜂的寓言》的作者已不得不承认人是一个有感情和同情心的生物。他以平淡和细致的笔调描述了一个动人的事例：一个被囚禁的人看见一头猛兽从一个母亲的怀抱里抢走了她的孩子，用尖锐的牙齿咬孩子的肢体，用爪子掏取他还在跳动的内脏。他看到的这件事情虽与他个人无关，但他心中的感受是何等悲伤啊；目睹这种情景，而自己却不能对晕过去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一伸援手，他难道不难过吗？

……

可以肯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互相保存。它使我们在看见别人受难时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在自然状态下，怜悯心不仅可以代替法律、良风美俗和道德，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它能让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对它温柔的声音充耳不闻。它能使每一个身强力壮的野蛮人宁可到别处去寻找食物，也不去抢夺身体柔弱的孩子或老人费了许多辛苦才获得的东西。在训导人们方面，它摒弃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样一句富于理性和符合公正原则的精辟格言，而采用“在谋求你的利益时，要尽可能不损害他人”这样一句出自善良天性的格言，尽管这句格言没有前一句格言完善，但也许更有用处。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不应当在高深的理论中而应当在这种自然的感情中去寻找人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熏陶也不愿意做恶事的原因。

（摘编自卢梭《怜悯是人的天性》）

材料二：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并，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节选自《孟子·公孙丑上》）

材料三：

孟子十分强调恻隐之心的政治意义，甚至从作为人性善端的“不忍人之心”中直接推导出了“不忍人之政”。这可以理解为，他将理想政治建立在恻隐之心这种自然情感之上，在他这里，政治情感与自然情感表现出一种天然的同构性，政治情感是人对自身天然具有的情感的回归、发掘和充实。统治者不断“反身而诚”，回归到自己的本心，基于天然地为他人的痛苦感到痛苦的情感，就会不忍心看到百姓受苦，其政令便有一个良善的出发点。孟子相信，基于不忍人之心这种良善情感和动机的政治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能使施政者和人民结成一个从上至下、同时由下而上基于情感意愿的情感共同体，从而成就理想政治——“王道”。

但是，如果将以上分析视为孟子关于理想政治的全部图景则是对孟子的过度简化。在他看来，恻隐之心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敏感性，确实是面向所有可能的对象的，但这并不表明人的情感对于所有对象是同等无差的。他以“爱有差等”这一命题作为重要补充，将情感根本上落实于家庭这一具体语境中，从而主张通过对家庭情感的“推恩”来成就理想政治。孟子认为人的道德敏感性应在具体、特殊的家庭关系语境中具体地得到培育和扩充，主张人通过体会对家庭成员的情感感受，从而将心比心，推恩于家庭关系外的人。他相信，当家庭情感得以良好培育的时候，人的道德敏感性会相应得到发展，行为也会得到相应的规范，所谓“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卢梭政治哲学所彰显的精神则与儒家的仁政情感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虽然在极度强调理性精神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卢梭可被列为为数不多的重视情感的大师之一，这从其关于怜悯心之道德意义的深度挖掘剖析可见一斑；但较诸情感，其政治哲学依然更突出地映射出契约理性精神的烙印。在肯定怜悯心可能具有的道德意义的同时，他反思了包括怜悯心在内的自然情感的不稳定性，甚至认为它可能与正义相冲突，因而在他看来情感——至少自然情感——无论如何不足以作为政治制度之根基。在他看来，通过遵守契约，人们做判断和行动时诉诸的是理性，而不再是内心本能性的情感冲动，从而正义才得以取代了本能。在这种理想政治中，契约不仅具有非情感所能取代的地位，而且最值得推崇的情感恰是那种基于契约、由契约塑造的情感。在此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与柏拉图的遥远呼应，激情、情感被视为善变、不稳定的，惟有理性才是不变、恒定的，“理想国”中正义的根基在于理性。卢梭的社会契约本质上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体现。

（摘编自武云《怜悯之心与理想政治一卢梭“怜悯心”与孟子“恻隐之心”之比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近年的当代小说中，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开始越来越引人关注。习近平同志在作协九大开幕式讲话中，非常明确地谈到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其中当然也隐含着对于当代文学的批评。习近平同志说：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我们并不是要求作家像历史学家那样去追求历史事件、历史情节的绝对真实，而是要求必须尊重历史本质的真实。也就是说，即便叙事者在历史事件与情节的描绘上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真实，但这一基础如若并非建立在历史本质的契合之上，我们也不能说这是真实的历史叙述。反之，即使对于某些历史的描写，其事件与情节完全出于虚构，但却在更高层面呈现了特定时代的本质规律，也依然可以看作是真实的历史。

（摘编自徐刚《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问题》）

材料二：

在历史学研究中，鲁迅、茅盾、老舍、闻一多等人的作品经常被当作佐证史料而引用。现代文学能够被用作历史研究之辅助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固有的“以文见史”传统的存在。所谓“以文见史”，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历史互动关系的概括，它既是作家面对历史的观念传统，又是作品处理文本与现实关系的写作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在反思历史、关注现实方面成就卓著，各个时期的文学潮流中都存在一个清晰的历史维度。

“以文见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写作传统。文学参与历史建构的传统在五四文学之前的进步人士那里就已经开启。中国现代文学与历史深度融会，积淀成一种前后相继的写作现象，并演化为具有本质意义的写作传统。现代作家在“人”的建构过程中，首选的是历史批判的路径，而不是将世俗生活合法化的路径，梁启超、鲁迅等人都就是如此。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写过孔子的事迹，如曹聚仁的《孔老夫子》、冯至的《仲尼之将丧》、陈子展的《楚狂与孔子》等。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不断出现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包括人文始祖女娲（鲁迅《补天》），历史豪杰伍子胥（冯至《伍子胥》），精神气节的代表人物文天祥（郑振铎《桂公塘》），及众多能臣谋士，如信陵君（廖沫沙《信陵君之归》）、苏秦（魏金枝《苏秦之死》）等。此外，歌颂高尚文人的作品中亦不乏佳作，如何其芳的《王子猷》、唐弢的《晓风杨柳》等。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历史书写，是沟通过去与当下的精神通道，有助于促进读者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中国革命与现代文学的密切关系，使文学天然地关注历史进程。现代文学的纪实功能十分强大，民族国家重大事件与其文学呈现之间的时间差非常小，这是现代文学“以文见史”传统的醒目标志。各时期的主流文学全面折射出历史的风云变幻，文学由此逐渐确立了新历史观并参与了历史的意义重构。

“以文见史”传统与中国现代伦理变迁息息相关。新伦理的建构依托历史资源的例子大量存在。伦理辩驳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历史小说中大量出现，抗战文学把民族安全至上提升为最高伦理原则。中国作家善于到历史中寻求伦理变革的依托。在这里，伦理变革与“以文见史”传统相遇并形成相互映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文见史”传统与现代文学的形式变革密不可分。历史小说、新歌剧、随感录、报告文学、传记文、叙诗中都有历史的踪影。现代作家突破了传统平话和历史演义的局限，从而为历史表达创造了新形式。例如，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朱东润的历史人物传记、谭正登的历史小说等，都在文学形式上创造了新范式，而新范式的诞生与历史语境有着必然的关联。

对“以文见史”传统的认知有助于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文学与历史都以关注人性为前提，这就使某些文学作品在生成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具备认知价值。从文学的历史叙事中培育出的审美意识是社会化审美意识，对这种意识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审美价值的动态性和社会性，从而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以文见史”传统的一个重要侧面。

“以文见史”传统为文学接受者与批评者带来了指向未来的愿景。文学中的历史书写总是带着对公平、正义乃至乌托邦的向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精神并不是“向后看”的精神，而是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未来”的精神。这一传统不仅折射出历史规律，而且用指向未来的愿景为社会进步带来隐形的助力。

（摘编自王寰鹏《中国现代文学“以文见史”的写作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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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就文学而言，“真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词语。在通行的文学标准中，“真实”只是最低级的文学形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现实主义时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真实”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标准。但是，必须注意到，韦勒克所反对的“现实”和“真实”是就其最基本意义而言的，是指物理意义的现实和真实。“那儿有一朵玫瑰花”，这是物理真实，但这还不是文学。文学要求比物理真实更多的真实，“那儿是哪儿？庭院、原野、书桌？谁种的，或谁送的？那玫瑰花的颜色、形态、味道是什么样子？”这才进入文学的层面，因为关于这些会是千差万别的叙述。即使是非虚构写作，也只能说：我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叙事模式，并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这是非虚构文学的核心。

非虚构文本并不排斥叙事性，相反，这也是它的必由之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形式”。非虚构文学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与细致观察及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只有在你声称自己是进行非虚构写作时，你才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假借“真实”之名，你赢得了读者的基本信任，并因此拥有了阐释权和话语权。它使你和你的作品获得了某种道德优势，更具介入性、影响力和批判性。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人物故事，当以虚构文学面目出现的时候，读者可能会读出趣味、人性和某种幽深的意蕴；但当以非虚构面目出现的时候，这一趣味和人性叙述就更具现实感和迫近感，它打开一个内部场景，让读者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从“品味把玩”变为“息息相关”。

非虚构文学，作为近几年才在国内被频繁提起的概念，总是容易被和虚构文学对立起来谈。作家一方面被吸引，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引起的关注要大于虚构性文学，并且里面似乎包含着某种朴素且深远的品质；另一方面又有所疑惑，认为它与文学的本质，即虚构性——不相符合。但我认为，通往文学的道路有多条，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挑战既有的文学概念，从而使我们对文学本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和辨析。

（摘编自梁鸿《非虚构的真实》）

材料二：

从概念的严谨性来看，“非虚构写作”无疑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似乎涵盖了虚构之外的所有文体。但倘若就目前已发表的一些作品来看，它又呈现出某些独特的文体特征。譬如，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颇不相同，不追求事件记叙的完整性，不强调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也不崇尚主题意旨的宏大性，而是以非常明确的主观介入性的姿态，直接展示创作主体对事件本身的观察、分析和思考。同时，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散文，不仅拥有较长的篇幅，而且在突出其现场纪实性的过程中，多以理性的思考和辨析为主，少有感性的抒情和诗性的怀想。

抛开概念的学理性纠缠，依据我的阅读感受和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最大魅力，在于当代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是积极主动的，是微观化的，是现场直击式的。譬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则以故乡梁庄作为考察坐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梁庄的社会变化与存在的问题，也跟踪了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并从中展示了作者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反思。

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实，“非虚构”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现场式的介入性写作姿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当代作家习惯蛰居书斋的想象性写作，激发了作家观察社会的兴趣，使作家能够带着明确的主观意愿或问题意识，深入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会现实领域，通过田野调查的手段，获取第一手资料，也获得最为原始的感知体验。同时，它还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意愿，以及对某种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

现在，有不少作家仅仅通过媒介资讯了解社会，只是凭借既往的经验惯性来处理现实，由此导致很多作品因为“不接地气”而问题频仍。读这些作品，我们常常觉得很“隔”，用本雅明的话说是“经验的贫乏”。而“非虚构写作”的兴起，表明了作家们置身生活现场，开始积极地介入历史或现实内部，直面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既展示自己的精神姿态和思想作为，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独特的思考。

当然，这种以独特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作为主要审美目标的写作，艺术性上有时会偏弱些。那些现实调查类作品尤其明显。毕竟，它们突出的是“实录”之后的分析和思考，彰显的是创作主体的特定感受和理性思索。但是，如果当代作家都能够抽出一些时间，亲身介入社会历史之中，进行一些必要的“非虚构写作”，我以为，这会为他们的虚构性写作提供巨大的帮助。

（摘编自洪治纲《“非虚构写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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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我心目中，优秀批评家首先是“普通读者”，他（她）有情怀，面对社会的人间情怀，面对作品的文学情怀。他（她）的批评文字不是冷冰冰的铁板一块，它有温度、有情感、有个性、有发现。优秀的批评家是文学的知音，是作品的知音，是作家的知音。他（她）忠直无欺，可以热烈赞美一部作品的优长，也能坦率讨论一部作品的缺憾，他们懂得与作家、与作品“将心比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批评形成了新模式：批评者借用某种理论去解读作品——西方理论成了很多批评家解读作品的“拐杖”，甚至是“权杖”。另一种模式是，批评家把文本当作“社会材料”去分析，不关心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不注重自己作为读者的感受力。我不反对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不反对研究者对理论的学习与化用。我反对教条主义。这使阐释文学作品的工作变成阐释“社会材料”的工作，进而这种隐蔽的教条主义形成了可怕的从社会意义出发阐发作品的批评习惯——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可讨论的“文学性”， 是否真的打动了你完全被人忽略。

囿于理论与材料的批评文字只有理论的气息、材料的气息，而没有文学的气息、人的气息，它们是僵死的。但是，批评家是人，不是理论机器。人的情感和人的感受性是重要的，在批评领域，在占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人的主体性应该受到重视。文学批评不能只满足于给予读者新的信息、重新表述前人的思想，它还应该反映作者的脑力素质，应该具有对文本进行探密的勇气与潜能。

好的批评具有迷人的共性，“正如一切伟大著作一样，它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迹；它以人的声音说话”（桑塔格语）。

（摘编自张莉《“以人的声音说话”》）

材料二：

据说，世界上有个神秘而危险的区域，叫作百慕大三角区，一进入这个区域，轮船沉没，飞机失事，人员失踪，一无幸免。

文艺批评上仿佛也有一个神秘的“百慕大三角区”，进入这个区域，一些很有经验、很有贡献的文艺批评家，也难免背时出事。这个区域，我称之为“异元批评区”或“跨元批评区”。

所谓“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就是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譬如说，用现实主义标准去衡量现代主义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用现代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用浪漫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现代主义作品，如此等等。这是一种使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完全脱节的，牛头不对马嘴式的批评，犹如论斤称布、以尺量米一样荒唐。

“五四”时期，郭沫若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写了一篇小说叫作《残春》，描写“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意识流小说之一，它本是一种实验，一种新的探索与创造。但是，有一位摄生先生，在1922年10月12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文章，用传统的“情节”“高潮”之类小说审美要素给以批评，认为《残春》“平淡无奇……没有Climax（顶点）……”在这场争论中，成仿吾站出来保护了郭沫若所做的探索。他用现代主义批评标准衡量郭的现代主义作品，正确地阐明了作者的写作意图。

然而，同一个成仿吾，在评论鲁迅小说集《呐喊》时却失足了，沉没了。他把《呐喊》里绝大多数作品，都称为“庸俗的自然主义”——意即模仿生活而无创造性的小说，只称赞了一篇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写成的《不周山》。鲁迅后来再版《呐喊》时，忍不住“回敬了当头一棒”：宁可将《不周山》抽去，使《呐喊》成为一无可看的“只剩着‘庸俗’的跋扈”的书。成仿吾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就因为他在进行“异元批评”：用现代主义的标准去评论鲁迅那些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文艺批评意味着可能排他，但又不该走向专制。文艺批评需要自由阅读基础上的理解，需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尤其在涉及那些与批评者主观爱好不相同的创作方法、不相同的创作流派时。为了避免被狭隘的审美见解所牵引，批评者使用的标准也要适当：起码应该宽容到能适应多元批评的程度。譬如说，要求作品首先应该是艺术品，能感染人，这就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尺度，能适应各种流派的作品（有些作品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虽然以荒诞的形式写成，但它们同样具有较大的感染力，具有艺术魅力）。还可以要求作品必须在前人基础上提供新的东西，等等。使用这类最宽容的尺度，就有可能容纳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不同的创作流派，尽可能做到公平适当。

（摘编自严家炎《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

材料三：

作者写他（白嘉轩），不是纠缠在常见的阶级斗争眼光下的善善恶恶，也不是按着常见的反向形象的模式来处理，而是超越了简单化的批判层面，从文化的根因上写。

我想陈忠实这样写是不奇怪的。对于血管里流淌着传统农民的血液，精神上饱受农民文化熏陶的陈忠实来说，他更容易认同农业文化及其哲学观……

作者表现人的手段更加丰富，突破了拘守理性的传统现实主义的疆界。作者把潜意识、非理性、魔幻等现代主义感兴趣的领域和手段，大胆借进了自己的方法世界。

当然，《白鹿原》也时有驳杂、生硬、不协调的部分，借鉴和糅和的功夫还不到家。

（摘编自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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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新媒体时代下，全民参与文化传承创新正在成为现实。因此，要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一载体，强化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以及新媒体人的参与感，激活文化传承发展多元主体。一方面，提升传承人新媒体能力。新媒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令许多尘封的文化开始走出固有圈层，走进大众的视线。所以，应当发挥传承人的作用，组织他们学习新媒体平台运用、短视频制作与剪辑、平面设计等能力，引导他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过程中积极融入新媒体。另一方面，调动新媒体人的积极性。要建立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才培育和服务体制机制，联合新媒体平台、社会机构、事业单位等主体力量，对有意向的新媒体人实施定期培训与教育，出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激励措施，提升他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意识。

新媒体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是创意和文化的融合，是潮流设计与东方美学的交融。因此，应当扎根于五千年文明土壤，用受众喜欢的方式，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应当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形式。以技术搭桥，以互动增色，运用三维动画艺术、AR技术、VR技术、PR技术等数字媒体艺术，重塑文化数字性表现形式，渲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感，促使那些抽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动漫作品、动态长图、短视频、表情包等形象化具体化形式表现。比如，以“春分”为创作灵感，利用新媒体技术和动画技术，通过绘声绘色的动画场景以及诙谐的影视配音，把传统节气文化变得大众化、简易化。再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综合图像处理、视频处理，使传统手工艺立体化展现。另一方面，应当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方式。身处文艺传播的新时代，需要引入“文化+综艺”“文化+直播”“文化+舞蹈”“文化+游戏”等表达范式，采取文化与历史、经济、科技、教育、文艺等跨界融合的方式，通过剪影动画、情景歌舞、当红说唱、时空对话、情景模拟、真人探险、虚拟技术等表达方式，将艺术性与娱乐性、文化性与科技性相结合，突破传统模式下文化和文学的简单呈现。

伴随移动传媒的扩张布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全方位认知新媒体平台，善于把握互联网传播规律，营造线上线下互动场景，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媒体平台建设，融入小红书、微信平台、微博平台等新媒体平台。如入驻短视频平台，开通“云游”直播服务，并通过评论、转发、弹幕、私信等方式即时反馈，促使受众在线上实现共走丝绸之路、看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观故宫的花开花落。同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持续丰富传统文化素材，吸收与容纳多元文化，丰富和完善文化生态系统，精准分析公众文化需求，做好二次创作，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个性化”创新。

（摘编自巩立超《新媒体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策略》）

材料二：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要适应国际传播格局的新特点、新变化、新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阐发中国价值，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知识体系等都是文化内生力的重要驱动要素，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挖掘时代内涵、创新表达形式，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歌剧《沂蒙山》、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话剧《谷文昌》等文艺作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与新时代文化建设有机融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注重叙事表达，多维展现中国形象。近年来，一批青年视频博主走红社交网络。无论是深耕田园生活，还是传播国风舞乐，他们视频作品的共性都是通过年轻化表达，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国家艺术院团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资源，转变对外交流传播思路，依托经典优质剧目和各类创意节目，开展形式各异的“云端出海”交流活动。国家京剧院联合中国国际电视台推出的《京剧练习生》节目，记录外国友人学习京剧的心得趣事，广受观众好评。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等院团，开展创意工作坊直播、合制线上音乐会等活动，带动社交平台粉丝数量和视频点击量持续上涨的同时，也多角度呈现出更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数字技术深刻影响国际传播方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重塑国际传播格局。以《千里江山图》为蓝本创作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国内舞台“出圈”后，趁势借助短视频在海外掀起了一轮中国风热潮。这也启示我们，提高国际传播效能，应坚持价值导向和技术赋能，将顶层机制设计、受众需求、数字技术应用等关乎传播效能的维度纳入考量，进一步提升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

面对世界舞台，我们应该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新表达方式，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对外话语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影响力，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摘编自马明《运用数字技术，让中国声音更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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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我是OpenAI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 ChatGPT。我的名字是由两个词组成的。“Chat”是指这个模型可以与用户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并尝试回答他们的问题。“GPT”是指这个模型使用了OpenAI的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架构。你们可以把我理解为一个通过预先训练来生成对话的模型。目前我可以流利使用的语言约为20种。不过，OpenAI随时可能更新和添加更多语言的数据，所以这个数字可能不断变化。作为一个人工智能工具，我涉猎了广泛的知识领域。我可以回答各种问题，并且随着不断更新和训练，我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我没有感情和主观意识，因此无法产生对评价的主观看法。

（摘编自《我，ChatGPT，幸会》）

材料二：

ChatGPT之所以让搜索引擎胆寒，在于它的变革性——传统搜索引擎都只能采用“推荐制”，也就是说为用户尽可能呈现相关的资料，但ChatGPT跳过了浏览、比对和整合信息的步骤，能直接给出一个答案。与ChatGPT的“对话”（它目前还不能说话，只能实现文字输入），已不是简单的提问和搜索，有媒体评价“更像是一场跨物种的对话”。

与市面上的智能语音机器人不同，ChatGPT懂得理解上下文，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进行创作，用户让它撰写代码、论文、剧本等，它都可以即时完成，而且做到文通字顺。它还可以模拟特定的人物发言，如果提供给它的个性信息越详尽，它的迷惑性就越大，总之，它的能力多寡，似乎取决于提问者的想象力丰富与否。

ChatGPT大热之时，关于信息安全、学术、伦理等争议也一直围绕着它。有人质疑它背后植入了政治立场，一个典型的证据是，它拒绝了提问者让它对特朗普进行评价的请求，却愿意写诗赞颂拜登。学术造假、伪造身份、知识产权以及大众普遍担心的失业问题，也让它身处争议漩涡。对此，OpenAI公司也在考虑增加一些“防伪”措施，还考虑在ChatGPT中添加模型水印，从而降低模型被滥用的风险。

（摘编自《对话ChatGPT “请不要对我有过高的期望，我仅是一个AI模型”》）

材料三：

ChatGPT们本质上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首先，是“对显性知识的重构”。显性知识（说明书级和字典级）和默会知识（需要手把手教）处在人类知识的两极。ChatGPT将搜索、整理、组合、提炼、剪枝、对齐、填空、格式化、屏保化之类显性知识的工作，从手工业时代一举推进到工业化时代，显而易见的是它还可以轻易地把这个能力再提升几个数量级。

其次，是“默会知识的显性化”。长期来看，ChatGPT们更重要的价值可能是提升分散的、小团体化甚至个体化的默会知识的价值，并通过创新的激励机制和更简易的技术对接，将这些默会知识显性化。历史上，默会知识显性化是价值创造的最大部分，整个工业革命都离不开这个过程，机械化、自动化都是如此（显性化的默会知识使规模效应成为可能）；它也提升了服务业现代化的程度，比如麦当劳、肯德基把做汉堡、做炸鸡的默会知识变成了数千页精密的说明书——使得大规模复制成为可能。

第三，“知识工作者的人力资本被破坏性创新”。ChatGPT们将大量的copy+paste、填表完形、格式化、组件调用等传统白领日常操作的边际成本打到了零附近。这个巨大提升是典型的创造性破坏。一方面它为全人类创造了数万亿、数十万亿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还将伴随着它成为人类知识工作不可分割的基础组成部分而继续不断提升。同时，它也清除了这部分手工作业，并且清零了附着之上的人力资本——不仅让以相关任务谋生的白领直接受损，所有的知识工作者都需要重构自己的人力资本。

试想，ChatGPT如果建立了代币化体制激励各种私有默会知识显性化，它就会不断刷新它的质量高度，并且以极低成本帮助创业者瞬间对齐全球顶尖，即使这个创业者是孤身一人（创业民主化）。所以，今后的知识工作者就要非常小心，不要成为ChatGPT的炮灰，这里的根本就是要么成为创业者利用它，要么成为给它添砖加瓦的人。

在ChatGPT重构显性知识的大趋势下，你可以做如下的事情：

（一）不断精炼和提升私有或小团体的默会知识并变现成为ChatGPT们所需的显性知识，这是一场连续的奥林匹克级挑战——须知，ChatGPT们吸取转化整合同类默会知识的进程几乎是不间断的，并且很有可能是不断加速的。

（二）增强针对不确定性和极端不确定性的决策技能。幸运的是，针对不确定性和极端不确定性的认知和决策在ChatGPT路线触达之外（你跟ChatGPT在此不是竞争关系），相反，质量不断升级的ChatGPT们可以有效提升你的决策质量和决策效率（在此ChatGPT跟你是增益关系）。

（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知识工作者的工作重心需要转向以“变化”为核心、以“外部变化所创造的机遇”为核心——几乎每个知识工作者都需要向企业家转型，即变更自己对社会的价值提供、价值创造的来源——知识工作者必须将自己的身份转换成企业家才能跟ChatGPT形成互补增益关系。

另外，ChatGPT们对现行的高等教育体系提出了挑战，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教育体系受到的挑战尤为严峻：或许大幅压缩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中国的“工程师红利”，是否有利于以研究生体系为主的欧美体系还不甚清楚。这一方面需要教育体系的长线改革，一方面需要知识工作者们的主动自我重构。

（摘编自《知识工作者如何避免沦为ChatGPT的炮灰？》）

这首诗描绘了山外青山和楼外楼，西湖歌舞令人陶醉，暖风使游客醉倒，以此把杭州认作汴州。这首诗表现了人们对美景的喜爱和对生活的向往。

根据上面的解读文字以及材料一，概括ChatGPT的表达呈现出怎样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