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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如图）   20世纪部分重大历史事件

材料 梁启超在1901年写成的《过渡时代论》认为。过渡时代的中国，将要发生整体性的剧烈变迁第一，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人民既愤独夫民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第二，学问上之过渡时代，“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新学界以代之“第三，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第四，封建体系下的法律法典，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同时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科举考试，束缚了士人学子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过渡时期的法律和教育制度也急需改革。

——摘编自张晨《社会秩序的重构——梁启超“称序”思想的探析》

材料一：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漏积于外，阡陌之间成群。

——《史记•平淮书》

材料二：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史记•匈奴列传》

材料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改正朔，定历数，作诗乐，建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汉书》

材料四：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信惑神怪，巡游无度，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

——《资治通鉴》

材料五：（汉武帝诏）“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乃者贰师败，悲痛常在朕心。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

——《汉书•西域传》

明朝政治制度的变化

材料一   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摘自《明史纪事本末》

材料二 元代的丞相很跋扈，这给朱元璋深刻的印象，使他对整个丞相制度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加上出生于元末中国社会底层，曾经饱受磨难的朱元璋内心深处始终克服不了的自卑，变成对能力不凡的开国元勋们的猜忌防范，终于使他决定借胡惟庸之狱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死后，没有丞相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给他的后代们带来巨大的麻烦。

——摘编自谭平《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对明朝治官的影响》

材料三 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揽审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谯让（责问）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摘自《皇明大政记》   

材料四 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尤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识者，今之宫奴（宦官）也。

——《明夷待访录》

主题二   海疆和陆疆的治理

材料五   明初国力雄厚，明成祖为确立明朝宗主国地位，命郑和率船队出使西洋各国。1405年6月，郑和率2.78万余名将士，分乘62艘宝船和140余艘其它船只，满载织锦绸缎、纺丝布匹、陶瓷器皿、金银铜铁器及钱币、馈赠品等，由刘家港入海，返程时在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击灭海盗陈祖义。1416年，郑和率船队护送各国使臣回国并采办各种珍奇物产、动物。郑和下西洋前后经历28年，抵达30余国，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加深了明朝和东南亚、西亚、南亚等的联系。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第二册》

材料六     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材料七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及以后诸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朱元璋分封的诸子大都遣镇北方，前朝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仍被明朝继承。为防范“北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明朝对南部边疆也未放弃经营。在南部蛮夷地区大量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卫所军士有军籍，携带家眷子女，世代相继为军户。军士中大部分参加屯田，小部分驻防。在南部边疆各省，郡县、卫所互为表里，施政则相辅相制。卫所主要安置在农业地区及形胜险要之处，遂形成大规模的军事性质的移民浪潮，推动了卫所地区社会的发展。在设置卫所以外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总体上实行卫所与土司结合统治的双轨制。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八   三娘子(1550-1613),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深受俺答汗器重,“事无巨细,咸听取裁”。三娘子生活的时代,明朝与蒙古部落势力沿长城相持已近200年。1570年,俺答汗之孙投附明朝,双方关系顿时紧张。在三娘子的劝说下,俺答汗同意与明朝和谈。明朝送还俺答汗之孙,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开放十余处市场供蒙汉人民自由贸易。每当开市时, 蒙汉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三娘子本人也“勒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翱翔塞下”。在三娘子的辅佐下,俺答汗在今呼和浩特地区建城,后明朝赐名为“归化”。1581年,俺答汗去世后, 三娘子辅佐继任的顺义王, 继续与明朝通好, 明、蒙“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九     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   许多人认为，人类历史在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常有相类似的现象发生，这被称之为“历史重波”。许多学者对“历史因何而重演”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各种观点一1936年，历史学家陈登原著《历史之重波》，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下是该书之目录

——据陈登原《历史之重演》（1936年刊印）

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大量的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服饰在沿海商埠随之出现，有些中国人开始穿西服。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服制条例》，规定标准礼服以西服为主，后来各地出现了不少西服店。当时的北京，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并未得到普及，但西式衬衣、针织衫、西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社会上也有反对易服的声音，认为穿西服是“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有人在《申报》上发文反驳：“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与孙中山有关的中山装，其设计受到西服的影响，但衣领等部位仍保持民族特色。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