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在这个世界上，父亲是我最敬重的人。

我上高中的时候，是个谁都不喜欢的“刺头”。那时的我没有什么理想，没想过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喜欢交＿＿＿＿＿＿的朋友，也常常惹点事，只是靠着自己多少还有点儿的＿＿＿＿＿＿维持着学业。

对于我的＿＿＿＿＿＿，父亲曾无数次地教训过我，有时甚至是拳头加棍棒。可是，说实在的，我那时真的看不起他——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整天穿着沾满油污的衣裳，拿着把小锤，从这辆列车钻到那辆列车，敲敲这，听听那，既没有权，又挣不了几张“老人头”。有一次，在他对我发了顿火后，我鄙夷地看着他，说了一句：“你真窝囊！”他一下愣了，然后就是茫然失措。

那天晚上，父亲抽了一夜的烟。

我很残忍，但是我胜利了。从那以后，父亲很少过问我的事，我的日子越发放纵、惬意，但乐极生悲，一场灾祸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一天中午，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打饭，其中一个与高年级的学生吵了起来，对方一下子拥上好几个人，我们眼看着好哥们儿要吃亏，就一拥而上。争斗中，不知是谁用刀子把对方一个人扎了，正扎在腿上，鲜血淋淋。几个人见势不妙，一个个都跑了，就剩下我还在与对方拚命，结果被闻讯赶来的校保卫科的人抓个正着，于是，我也就成了拿刀行凶的第一嫌疑人。

很快的，我被带到了校保卫科，我的那几个哥们儿也相继被找来，他们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动了手，事情似乎也有了定论，拿刀行凶的就是我。我愤怒不已，恨自己看错了这些所谓的朋友，交错了所谓的哥们儿，然而我越是为自己辩解，仿佛越是在说谎。

由于拒不交待，当天晚上，我被带到了校长办公室。办公室里坐满了人，主任、学生处主任、班主任……在众人中，我也发现了形容憔悴的父亲。

班主任先发话了，他脸色铁青，指着我语无伦次地大骂了一通，然后是、主任……我偷偷抬眼看了看父亲，他似乎显得异常平静，是啊，他早就对我绝望了，也许发生这种事是他早就预料到的。我后悔了，也害怕了，我觉得自己就像被扔到了一个荒岛上，没有人是我的朋友，没有人信任我。

终于，校长发话了：“事情就是这样，你拿刀扎伤了人，还拒不承认。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人都清楚，你的父亲也在这里，我相信他现在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事实上，我们非常欢迎你离开这里，如果你还嘴硬，现在就卷铺盖走人！”

就在这时，父亲从角落里站了起来，他走到我跟前，我只等一个巴掌落到我的脸上，可他并没有打我。“抬起头来！”他把我的脸扳正，瞪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灵魂，“告诉我，是不是你干的？”

我不敢正视父亲灼灼的目光，只是机械地、木然地摇摇头。他叹了口气，目光也变得柔和了。他替我擦了擦眼泪，转过身来对众人说：“我生养的儿子，我最了解。他会打碎玻璃，会跟别人打架，会与老师顶嘴，但是拿刀子扎人他绝对做不出来。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他给我整了整衣裳：“儿子，我相信你！咱们走，这里不要你，咱们到其他学校去，就是所有学校都不要你，我砸锅卖铁也要供养你！”

也许是父亲的那番话起了作用，学校开始重新调查，事情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我最终没有被开除。从那以后，我完全变了一个人。一年以后的高考，我以全校总分第三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在以后的人生风雨中，我丝毫不敢有任何厌倦、愁苦、懈怠，因为父亲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与了我信任，我唯一能回报他的，只能是勇敢、诚实、正直地做人。

告示挂出后不久，从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一个小伙子，只见他挽起衣袖，把大木柱扛起来就走，一边走，一边还嘟囔（dū nanɡ）着：“我倒要看看，这位左庶长大人说话算不算数。” 小伙子扛起大木柱，大步流星地朝北门走去，后边跟随的人群汇成了一条长龙。当扛大木柱的人到达北门后，商鞅立即大声宣布：“小伙子，你按我说的做了，请上来领赏吧！”

噌噌地登上了城楼，不一会儿，手捧五十两黄金，喜笑颜开地走了下来。这时，商鞅郑重地对大家说：“为了使咱们的国家强大起来，我受秦孝公的委任，负责推行新法。今后，凡是按新法办事的，都有重赏，就像这位扛大木柱的人一样。可是，要是谁胆敢违抗法令，我定斩不饶！”说完，他便叫人把新的法令条文挂了出来。

这是一条左右极不“平衡”的车道，一边是光光的道路，一边是密密麻麻的车子。

然而，没有一个“聪明人”试图去破坏这样的秩序。要知道，这里是荒凉的澳大利亚最南端，没有警察，也没有监视器，有的只是车道中间的一道白线，一道看起来似乎毫无约束力的白线。虽然眼前这种“失衡”的图景丝毫没有美感可言，可是我却渐渐地受到了一种美的感动。

我必须说，这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观之一。它留给我的印象，甚至要比后来我们看到的可爱的小企鹅还要深刻。因为我从那条流淌的车灯之河中，看到了规则之美、人性之美。

我顿时明白了，告发我的就是那位把手表还给我的黑人大哥！我用一种及其困惑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他给我的居然是一种遗憾的笑容，还笑着解释了一句：“这是公德，这是规则！”他居然还笑的出来，真不仗义!

我最好的老师

怀特森先生教的是六年级的科学课。在第一堂课上，他给我们讲了一种叫作凯蒂旺普斯的东西，说那是种夜行兽，冰川期中无法适应环境而绝迹了。他一边说，一边把一个头骨传来传去，我们都作了笔记，后来又进行了测验。

他把我的试卷还给我时，我惊呆了。我答的每道题都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测验不及格。

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我是完完全全按照怀特森先生所说的写的呀!接着我意识到班里的每个人都没及格。发生了什么事?

很简单，怀特森先生解释道。有关凯蒂旺普斯的一切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这种动物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我们笔记里记下的那些都是错的。难道错的答案也能得分吗?

不用说，我们都气坏了。这种测验算什么测验?这种老师算什么老师?

我们本该推断出来的，怀特森说道。毕竟，正当传递凯蒂旺普斯的头骨(其实那是猫的头骨)时，他不是告诉过我们有关这种动物的一切都没有遗留下来吗?怀特森描述了它惊人的夜间视力，它的皮毛的颜色，还有许多他不可能知道的事实。他还给这种动物起了个可笑的名字。可我们一点没有起疑心。

他说我们试卷上的零分是要登记在他的成绩记录簿上的。他也真这么做了。

怀特森先生说他希望我们从这件事当中学到点什么。课本和老师都不是一贯正确的。事实上没有人一贯正确。他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一旦认为他错了，或是课本上错了，就大胆地说出来。

上怀特森先生的课，每一次都是不寻常的探险。有些科学课我现在仍然能够差不多从头至尾地记起来。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他的大众牌轿车是活的生物。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才拼凑了一篇在他那里通得过的驳论。他不肯放过我们，直到我们证明我们不但知道什么叫生物，且还有坚持真理的毅力时，他才罢休。

我们把我们这种崭新的怀疑主义带进了所有课的课堂。这就给那些不习惯被怀疑的老师带来了问题。我们的历史老师讲着讲着，会有人清清嗓子，说道：“凯蒂旺普斯。”

如果要我给我们的学校危机提出个解决办法的话，我一定会提出怀特森先生。我没做出过什么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我和我的同学们从怀特森先生那里得到了一种同样重要的东西，一种正视着某个人的眼睛，告诉他他错了的勇气。怀特森先生还让我们看到，这么做有时候是很有趣的。

这里面的价值并非每个人都能觉察到。有一次我把怀特森先生的事讲给一位小学老师听，他惊骇极了。“他不该像这样捉弄你们的。”那小学老师说道。我正视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全错了。

信任

每次去外婆家的路上，总见一块立在公路边用大红漆写在黄色板上的告示：桃子——自采——三公里。真有趣。终于，有一天，爸爸决定带我去看个究竟。

从公路拐过去不到一公里，路边出现了一块醒目的告示板，板上画着黄色的桃子，红色的箭头。汽车往前又开了一会儿，一个红色的箭头又把我们带向野草茂盛的小路。总之，每当转个弯，眼看就要失去方向，红箭头又出现了。

我们把车停在一棵老橡树的树阴下，小屋旁边有两条狗和几只猫，不远处一片桃林尽收眼底。屋前有一张木桌，桌上搁着几只竹篮，篮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朋友，欢迎您，每篮桃子五元钱，尽管自己采，然后把钱放在箱子里，祝您愉快！”

我看着那几条狗大声说：“喂，小家伙们，你们愿意去桃林吗？”狗在我们身边跳跃欢呼，然后撒腿向前跑去。显然，它们是在为我们领路呢。

钻进桃林，根深叶茂的桃树上结满了丰硕的果子，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我立即向一棵桃树跑去。爸爸跑向另一棵。我们沉浸在亲手摘果实的欢愉中。两只大篮子装满了又香又甜的大桃子，我俩提着沉甸甸的篮子跟着小狗们往回走。把桃子小心翼翼地装进汽车，爸爸掏出钱包，这才发现钱箱旁躺着一只大花猫。“你认为它会数钱吗？”我对爸爸说。

“也许会学会的。”爸爸幽默地回答。与那几条热情好客的狗说过再见后，我们上了车。这时又有两辆车朝这儿驶来，人们读了桌上的留言，也提上篮子，跟着蹦蹦跳跳的小狗们朝果园走去。

汽车慢慢朝来路驶去，我不禁回头，久久注视着那片桃林，那间小屋——一个朴实而又纯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