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作为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头脑中转动着数字、公式以及天书般的阐释；同时，爱因斯坦又钟情音乐，总与小提琴为伴。一边是科学创造，一边是乐声袅袅，工作与爱好领域不同而和谐共存。

我国化学界先驱、著名化学家张子高业余喜欢收藏古墨，他说：“藏墨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研究化学史的一个小方面。”因为好墨讲究胶轻、烟细、杆熟，涉及胶体化学的知识。职业和兴趣如绿叶配牡丹，相得益彰。

钉钉是阿里巴巴集团专为中国企业打造的沟通协同的多端平台，诞生于2014年。作为一款互联网生态app产品，钉钉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和忍受了改良无数版本的煎热。随着新冠肺炎投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终于在2020年苦熬六年之后彻底被激活，迎来它历史性的转变。

因疫情影响，延长假期必将影响学子的学业，此时钉钉突然出手，宣布全面开放。包括视频会议、在线课堂、群直播在内的各项功能，切中了在线学习的痛点和难点的产品全部免费！

2月3日，1000万家企业开始用钉钉办公和召开远程会议。3月份，30多个省份的1.2亿名学生在钉钉上课。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进行远程教育的学生们推荐了钉钉软件。

期间，由于用户太多，10万台服务器没能扛住压力，钉钉一度崩溃。钉钉官方宣布，为保证学生顺利学习，紧急调配14万台服务器扩容，按普通的10万一台的服务器成本计算，继续投入140亿。

疫情期间，线上教学成为一种常态，但是教学效果引发质疑，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的自律问题。最近，一款神奇的作业灯登场了。它有两个摄像头，一个紧盯着孩子的作业本，另一个可以盯着孩子的面部表情。这样在做作业的时候，如果孩子敢把“鸟”写成“乌”，家长哪怕在千里之外，仍能大喝一声。孩子若想愣神儿，没门儿；想揉揉眼睛玩玩笔，一句“集中注意力”保准会扔过来。可以理解，这款产品能给一些因为工作和生活远离孩子的家长提供慧眼，实现远程陪伴。不过，它也给家长增添了利器，不仅盯着人，也能盯着所有的小动作，包括指尖、眼神。

一百多年前，外国记者曾拍下国人呆滞木讷的影像；迈入新时代的当今中国，到处可见幸福开心的笑脸。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我发言人就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问题作出的回应，义正辞严，斩钉截铁；联合国休息室内，中东某国外交官在抗议侵略无效后，沉默不语，神情沮丧……正像歌中所唱：“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

兼爱

《墨子》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犹有盗贼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有亡。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材料一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说：“奥林匹克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种源于内心的交流与融合。”

材料二 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奖牌命名为“同心”。五环同心，同心归圆，表达了“天地合·人心同”的中华文化内涵，也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将世界人民聚集在一起，一起向未来。

材料三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吉祥物冰墩墩，将熊猫形象与冰晶外壳结合，体现了冬季冰雪运动和现代科技特点，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冰墩墩一亮相，就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常常一墩难求。

阅读文言文，回答下列问题。

公讳光，字君实。年十五，书无所不通。年二十，举进士甲科。改奉礼郎。以天章公在杭，辞所迁官，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未上，丁太夫人忧。未除，丁天章公忧。执丧累年，毁瘠如礼。

故相庞籍见公而奇之及为枢密副使荐公召试馆阁校勘天圣中禁田河西虏乃得稍蚕食其地为河东忧。籍请公按视。公为画策：“宜因州中旧兵，益禁兵三千，筑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虏不敢田，则州西六十里无虞矣。募民有能耕闲田者，复其税役十五年，官虽无所得，而籴自贱，可以渐纾河东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遇敌死之。议者归罪于籍，罢节度使知青州。公守阙。三上书，乞独坐其事，不报。

王安石行其法于天下，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公曰：“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公：“惠卿言何如？”公曰：“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惠卿不能对。

则以书喻安石，三往反，开喻苦至，犹幸安石之听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对宾客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公历事四朝，皆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报之，虽议论违忤，而神宗识其意，待之愈厚。

（节选自苏轼《司马温公行状》，有删改）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写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知入知出。入，就是要读进书中去，读懂、吃透、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如果读书不能读进去，那就不可能理解“古人用心处”；倘若读书不能跳出来，那就要“死在言下”，成为书奴、书呆子。只有懂得入又懂得出，这才是读书的好方法。

材料一：

“气象”一词，在唐人笔下已经出现。王湾《江南意》结联作“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是指山川的气象。杜甫《秋兴八首》之八“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指朝政的气象。皎然《诗式》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则是指诗歌的气象。从以上用法可以看出，“气象”之词多用于宏伟壮阔的事物。

严羽认为：“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盛唐气象”这个概念便是由他奠定下来的。把盛唐诗歌的风貌归结为“雄壮”与“浑厚”，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在我看来，厚实来源于作品充实的内容，没有这种刚劲有力、明朗阔大的精神气魄，没有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和饱满的政治激情，就谈不上唐诗的“厚”与“雄”；至于浑成，则跟作品的艺术表现有关。正是由于唐代诗人创造出了一种精练、含蓄、自然、清新的诗的语言，用以概括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构成外形鲜明而又内蕴深沉的艺术境界，雄厚才能返归于浑成。照这样看来，气象浑厚并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它就是唐诗诸要素的结合体，是唐诗的最基本的质态。这种浑厚的气象在盛唐诗中表现得特别充分，所以人们常用“盛唐气象”作为唐诗风貌的典型。

贞元、元和之际，诗风有了急遽的转变。李肇《国史补》云：“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荡”是狂放，“怪”是险怪，这确是当时诗风的显著特点。不过我以为，奇险与恣纵似还不能完全包括元和诗坛的精神面貌，像元稹、白居易诗歌里的平易流畅的作风，就很难归入“荡”与“怪”的范畴里去。虽然如此，元和诗人的致力于独辟蹊径、开拓诗境，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们在题材、结构、语言、体制各方面都有大胆的实践与创新，可以说是千汇万状，尽入笔底。借用“雄厚博大”四个字来称许这一时期的诗风，应该是比较恰当的，“荡”与“怪”不过是它的极端表现罢了。

晚唐以后，流派歧出，风气庞杂，而作为晚唐诗的大宗，自应以李商隐、温庭筠一派为代表。温、李的诗风，襞绩层深而命意婉曲，文辞精美而音韵谐和，正是唐诗重韵味、讲声律、求“兴寄”的结晶；而境界狭小，笔力荏弱，情长气短，文浮于质，则是他们的致命伤。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自然达不到气象浑厚的胜境，那种精深婉丽的作风，恰恰成了宋词（以婉约派为正宗）的先导，从而构成了唐诗质变的另一种形态。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唐诗的气象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以盛唐气象作为自己的典型形态，而在其他历史阶段又会有种种变形。而盛唐气象之足以代表唐诗，是因为它实现了唐诗各个要素的比较圆满的结合，是唐诗自身风格发展成熟的标志。

（摘编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

材料二：

盛唐气象的形成，主要决定于盛唐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当时人们特定的心理状态和审美趣味。

唐朝自建国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安定，国力强大，政治也比较开明，思想禁锢很少，思想文化领域比较自由。而且科举制度的实行，给士人提供晋身之阶。唐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士人们眼界开阔，所有这些因素，便形成了盛唐文人士子情绪积极、抱负宏大、气魄豪迈、胸襟开阔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并形成一种开朗、乐观、健康、雄壮的审美理想。

但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又不仅仅决定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它还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一方面盛唐诗歌离不开前代优秀诗歌创作遗产这些“思想材料”；另一方面，南朝诗风流传已久，至隋代唐初已呈必变之兆，至盛唐诗风之变已成必然之势了。所以“盛唐气象”的形成，是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相契合的结果。

不过，文学有其独立性，文学的发展有时并非与政治盛衰的阶段完全合拍。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唐代自唐太宗贞观年代开始就很兴盛了，史学家羡称“贞观之治”，但诗歌的发展比起政治慢了一拍，在此时尚未呈现出“盛唐气象”。欧阳修说：“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在这个时期，六朝骈俪习气仍非常浓厚并顽强地笼罩着诗坛。所以贞观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盛唐，只能列入诗史分期的初唐。真正反映出盛唐气象的诗歌，是自开元中期开始的，离贞观（政治上的盛唐）相差几乎一百年之久！再说自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开始，唐朝已由盛极而转衰了，但传统的文学批评，却把安史之乱以至大历初年的诗歌都列为盛唐诗。的确，盛唐诗人崇高的理想、伟大的抱负、不凡的气度和艺术上高华壮丽的审美趣向，是在盛唐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影响的积淀中形成的，它来自太平盛世，然而盛唐诗人的审美理想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历史惯性。安史之乱后，政治上的盛唐时代结束了，但诗歌上的盛唐气象还在延续。盛唐诗人的理想、抱负和气度，他们高尚健康的审美情趣，并没有立即消失。乱世残酷的现实，还刺激着许多诗人写出雄浑悲壮的作品，而杜甫的诗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呈现了最夺目的光芒。

中晚唐的诗风与盛唐气象相比，差异很大，这当然也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盛唐时代迥然不同而造成的，但同时也有文学风格变化的内部规律在起作用。没有一种永恒不变的风格，文学风格总是不断流变因革。

（摘编自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

有人说，知识是想象力的土壤；也有人觉得不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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