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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史同工”是史前工匠文化的重要特征。史前匠人以虔诚的宗教信仰谱写了一部巫史文明，他们敬畏自然与神灵，用制器尚象的朴素理念为人类早期的器物生产提供造物原则，通过泥土和火焰的碰撞创烧了史前陶器，并创造了史前石器、玉器、漆器等史前巫史文化标识。他们用朴素的线条与符号，对自然、物象与宇宙进行原始表达，记录下人类童年时代的梦幻与精彩，形成了中华工匠的初始精神品格。

古人很早就用“正”来为工匠官职命名，如车正、陶正、木正等，显示出中华工匠精神的本源属性。“正”为王室官职，乃规范、标准之意，其内涵及行为指向坚守正义、守正为公、守正为民。早期中华匠人心系百姓，持中守正，以工正精神铸成了早期中华匠人的守正精神品格。

周代六官体系中，工官之冬官乃为司空。“司空”的概念语义场包含了“冬藏”与“闭空”的双重含义。所谓“司”，即管理之义，表达了工官对国家事务的承担与掌管；所谓“司空”，含有“闭藏”“空无”之义，工官的信条与宗旨要藏富于民，反映出工官以民为本的精神品格。周代工匠在司空制度体系下逐渐形成属于时代的工匠精神，即民本精神。

汉代，政府改“司空”为“少府”，以统管国家物资调配、器物生产以及山川田赋等。“少府”概念沿袭了“司空”的精神追求，它不仅有较强的中央集权性质或政府权力的语义内涵，还体现在国家对工官的政治立场以及民本态度。在文化鼎新发展的汉代，工匠勇于创造、敢于创新，开创了汉代工匠文化的新定向，诞生了后世近乎所有的工匠行业、部门与手艺品类，演绎出较为齐备的工匠文化体系性结构、要素和内容，也孕育出具有民本特色的汉代工匠精神品格。

至隋文帝时期，汉代“三公九卿制”被“三省六部制”所取代，工官体系的“少府”亦被“工部”取代。隋唐时期，以工部制度为前提，以劳动人民的创造为依托，已然产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中华工匠精神。大唐的文化气象建立在辉煌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唐三彩、唐金银器、唐刀、唐镜等折射出唐代工匠精神的神采与光芒，唐物的定名及其意指也蕴含丰富的时代体征与社会信息。唐代工匠的创新精神品格使得工匠文化走向历史新高，标定唐代工匠精神的新方向。在国家统一和文化大融合中，唐代工匠在诸多领域展现了超越、尚大、创新、开放等精神，彰显出唐代国家制度对工匠精神品格的涵养与推动。

宋代，中华工匠开创了转型时代的新精神品格与风尚。活字印刷、航海罗盘、火药等得到发明或应用，“中国科学史的坐标”———《梦溪笔谈》面世，还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中华名匠，共同锤炼出独特的宋代工匠精神品格。宋代工匠在精雕细琢、极简主义和职业敬畏等方面表现出工匠精神品格的新气象。当然，他们也没有丢掉传统工匠一如既往的创新精神。总体来看，宋代工匠精神已然朝向理性精神和美学精神迈进，这无疑是中华工匠精神品格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明清时期，在工部制度的推动下，中华工匠精神出现了垂范后世的品格典范——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伴随明代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对工匠制度的不断调整，工匠群体的处境也在不断变化与调适。明代工匠精神的人文传统具有历史进步性，能够主动适应日常化和人文化社会的发展需要，诞生了一大批具有人文精神追求的出色工匠，他们的创造及其作品展示出明代工匠精神至善的人文化美学倾向。或者说，在明代，大量文人参与工匠造物活动，由此铸就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明式工匠精神的人文品格，形成了中华工匠精神的人文精神典范。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等一大批思想家大力提倡致用实学、崇尚求真的科学精神。在此背景下，清代的工匠也在造物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淬炼出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出现了一大批中华名匠，他们秉持家国情怀，在创新实践中不断追求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共同铸就了中华工匠的科学精神品格。

（摘编自潘天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华工匠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