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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一些社会学学者在建立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同时，大力推动社会调查的发展，从北平人力车夫调查到无锡经济调查等，掀起了一场“社会调查运动”。在此基础上，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主力的学者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引进西方人文生态学方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建立了“社区研究”的基本框架。与“社会调查运动”相比，“社区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更进一步，主张选择一些相对固定的社区（村落）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这有利于深入全面地认识社会的本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开辟了多个社区研究的田野地点，诞生了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燕京学派”，形成了如费孝通《乡土中国》这样的理论著作，深刻把握和概括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大力倡行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我们通常也将其称为田野调查，这是对“社区研究”方法的拓展。在费孝通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学学科始终以“从实求知”作为学科准则，走出了一条紧贴中国社会现实、反映中国发展经验的中国社会学道路。

在实践中，田野调查呈现出两种不同且相互对立的主张。有学者主张抛开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成见，“拥抱”并忠实地反映在田野中感知的事实，强调调查本身所带来的“现场感”对研究的启发作用。也有学者强调理论在田野现场中发挥的作用，认为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尽管调查者自以为客观地反映了事实，但充其量只是收集了一些声音影像或意见态度，这非但无益于我们认识真正的社会事实，反而可能会误入歧途。这两种主张走向极致，都会影响学术研究的深入性和真实性，有学者分别将其称为“朴素经验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朴素经验主义讲究“眼见为实”，将收集的材料当作研究的结论，缺少分析辨别，会将研究变成“报告”或“报道”；抽象经验主义则从理论出发，去田野中挑选与理论相应的材料，或者用理论“裁剪”现实，田野变成了理论的工具。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论文，用抽象的语言讲一些现实的问题，往往会走向一种貌似高深的肤浅。但事实上，田野调查并非只能产生这两类研究。

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是社会科学面对的普遍问题。“从实求知”原则所强调的要义在于，理论是调查实践的工具，现实是调查实践的目的。费孝通所理解的“从实求知”正是要求社会学在田野调查中弥合、跨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调查者要以调查对象的感受、思想、行为和命运为研究目的而非工具和手段。这是费孝通对吴文藻提出“以实地研究始，以实地研究终”的社区研究法的升华。 吴文藻所说的调查目的还是“实地研究”，而费孝通直接就说“回到人民”，这是田野调查方法的新论。田野调查方法既不是各种调查设计框架，也不是各种调查技术技巧，而是在田野中如何做到以理论为工具、以人民为目的方法。

调查者在进入田野时，既带着充实的理论，又不被理论所支配，就需要有充分的“方法自觉”意识。所谓方法自觉，就是要在田野中保持强烈的反思意识，即我们在观察访谈一个人、在讨论追索一件事的时候，到底依靠运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工具。理论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既可能是深刻的本质，也可能是理论的偏见。 当我们看到某个现象与我们的理论不一致时，我们倾向于将这个现象看作表面的、暂时的。例如，我们用资本理论去观察老板和雇员的关系时，如果发现他们比较融洽，没有支配和剥削的关系，就会认为他们是隐瞒了什么，或者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没有观察到。在理论潜意识的支配下，我们会直到找到一些“剥削”的蛛丝马迹才罢手，并认为这是穿透了社会现象的表面而进入到深层的结构，找到了社会的“真实”。 那么，这种“真实”到底是理论的真实还是现实的真实？

有些学者提出要注意事件和人的“边缘”或“变态”（相对于中心、常态而言），还有些学者指出要注意田野中的“异例”（相对于典型而言），这都是田野中“方法自觉”的体现，是田野调查中突破“理论障碍”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除要求调查者有强烈的反思意识之外，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最好在田野的“现场”中展开。田野调查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调查者能够沉浸到田野中，用“心”去感觉、感受调查对象的思想言行，用“感通”去直接把握调查对象的深层要素。 还是以上述老板和雇员关系为例，那种“融洽”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们与研究对象的“感通”。这种感通好像是一种方法，但归根到底并不是方法，能否感通，取决于我们能否坚持“从实求知”的调查理念。以调查对象为调查目的，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为目的，而不是以理论或者研究论文为目的，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从实求知”。

（摘编自周飞舟《社会学的方法自觉：从实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