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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新中国年轻的桥梁设计师、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者之一唐寰澄在《清明上河图》里发现了汴河上结构特殊的木拱桥，正应《东京梦华录》所载“虹桥”之称。这一发现曾轰动一时，引发了世界桥梁史学界对木拱桥的研究兴趣。

唐寰澄和当时的很多技术史学者都曾经认为，《清明上河图》中的木构拱桥在历史上早已被更为坚固耐用的石拱桥取代，在世界各地都绝迹了。但之后在闽浙等省的深山地区相继发现了各种形式的木结构桥梁，不但有古代建造的木拱桥在持续使用，还有世代相传的工匠在继续建造这种桥梁。唐寰澄根据其构造原理，名之曰“编木拱”桥。2009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亟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1年，新一代建筑史学者刘妍的《编木拱桥——技术与社会史》一书出版。他没有像常规的技术史写作那样，直接从传世文物和图像资料出发进行类型学分析，而是通过复原古罗马现实场景下的实际需求和技术条件，对凯撒在《高卢战记》中以文字形式记载的莱茵桥进行推测和复原，指出凯撒的莱茵桥正是一种编木拱桥。更进一步，刘妍回到中国的闽浙山区，考察在真正的生产生活中持续使用至今的中国木拱桥。除了完成对大量文字和图像资料的爬梳工作，他还在山涧之间、急流之上，实地测绘了一座又一座古代和现代用相同技术建造的编木拱桥；在工作室内完成了模型制作；更带着人类学者的眼界和历史学者的深思，深入当地社会生活的历史与现实，不止一次地全程参与造桥匠人的实际营造工作。他得以完成这样一部从外部和内部，从历史和当下的各个立足点出发，深入探究“编木拱桥这个不断闪现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间、不同角落的奇特、罕见现象”的“特殊的技术史与社会史”。

如此高超、有效的技艺何以罕见？刘妍通过对比东西方木作传统在应对跨度问题时所使用的“编木拱”和“桁架”这两种选择之间的差异，回答了这个问题：“桁架与编木拱，均是将较短的杆件组合起来以形成较大跨度”；“针对桁架结构力学特征的科学研究，是现代结构科学的基础。‘理想’桁架拉、压分明的受力特征，可以方便地简化为抽象模型进行分析计算，因此桁架理论是结构科学的理论基石之一”；与之相对，“编木拱虽然为拱形结构，却兼具拱与梁的结构特征，并会随边界条件的变化而在两者之间转化”，其“力学特征复杂而不明朗”。

刘妍多次深度参与到桥匠家族的建造工作，从备料开始，全程观察、记录，学习工匠们不画图纸，不算公式，在造桥过程中现量现做，甚至现下料的“手手相传”的隐秘知识，试图以结构科学读解工匠的语言和操作，揭开这种“暧昧不明”的力的秘密。他发现，编木拱桥的“梁木正是通过编织关系相互别压、制约，每一根‘编织’姿态的纵向梁木都是受弯构件①。结构的内力以弯矩的形式分担在编木拱的各个构件成员上”；并认识到，“这些产生于施工过程、不断变化的内力，是采用现代结构理论对木拱桥进行结构计算与分析的难点。准确的计算需要建立在对结构现状的细致考察与密切监测上”。简而言之，有一点可以明确：编木拱构造的受力方式与木质纤维依靠其天然的柔韧性所发挥出的力学性能密不可分，这是一种只有木头才能编织出的结构。反之，桁架结构中的木杆仅仅是一个几何结构中的部件，替换成其他材料，依然有效。

人类的技术和知识的传承，似乎遵循着与物种演化相同的规律。正如达尔文所说：“生存下来的物种可能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对变化反应最快的。”同样，技术和知识得以保存并流传演化，也不在于其精妙和高超，而是取决于其普遍的实用性，可操作、可传授的程度，以及可与其他技术知识相配合的灵活度。现代科学正是以传统的经验技术知识为基础，通过简化参数、归纳定律、建立模型，从而减少其传授的难度，增加其适用的灵活度，得以逐步积累发展起来的。那么在这“物竞人择，适者流传”的知识演化进程中，西方木作传统中这种可抽象表述、可替换刚性材质的桁架结构，成为工业革命时代以降，以钢铁为主体的建造结构的直系祖先；而编木拱这种紧紧依附于木材自身柔韧特性的“暧昧不明”的力，竞争不过桁架结构那种简洁明了的力，未能进入技术演化的主流，只能作为地方性知识，成为一种特化的演变结果，似乎也是个必然结果。

（摘编自王艺《柔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