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尤其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如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在这个“入”和“出”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要能“入”，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把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是相对应的。

（摘编自黄振萍《传统中国的读书方法与意义》）

材料二：

站在今天回望，不论是“泛观博取”还是“熟读精思”，都是我国阅读史的重要思想遗产和方法遗产。中国古代文人的阅读范围，重心在读《诗》《书》等经典、诸子及史籍，由于其内容深湛，当然需要仔细揣摩。但对于浩如烟海的集部著作，泛观才能博取，也是应有之义。近代以来，随着纸质媒介的普及，阅读的内容大大扩展了。我国近现代有不少专门论及读书法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也多是谈论如何治学或如何阅读整本书，但其中也有不少著作明确提出了具体的阅读方法，比如陈莘《读书法》提出了精读、粗读、熟读，文经纬《读书方法》提出了朗读、粗读，徐应昶和赵源景的《读书法》提出了精读、略读、做读书笔记。

晚清至1949年期间关于阅读方法的著述，较有代表性的是马雪瑞的《读书法》。该书中的“读书”是指狭义的阅读书籍，不再是泛指“治学”，作者所说的“读书方法”即“阅读方法”，包括短篇文章的阅读，也包括整本书籍的阅读。作者认为读书的方法（即阅读方法）有“精读”和“阅读”两种，这两种方法是对我国古代“熟读精思”和“泛观博取”两种方法的继承发扬，但作者没有像朱熹一样将两种方法对立起来，而认为“精读和阅读，是读书方法的两个方式，须双方兼顾，不能偏废的”。“精读着重认识文字，在这个认识文字的范围中，包含正确的读音，确切的解释，字的写法、源流和它代表的种种观念”，“阅读但求明白大意和作法罢了”。可见，这里的“阅读”实际上就是前文所说的“泛读”，其目的在于求“博”。值得注意的是，马雪瑞提出，不同长短的阅读材料应当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这是值得肯定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摘编自靳彤《中国文人阅读方法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