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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词人的比较之中，一般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相反的，一种是相似的。我曾经说过，作品风格的不同是由于作者人格的不同。所谓人格者，表现于作品中，就是一个人的风格。现在，如果我们把柳永和苏东坡作一个比较，那当然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了。这种强烈的对比，前人在一些词话里就常常讲到。宋人笔记《吹剑续录》记载说，苏东坡问他的朋友：“我的词比柳七的词何如？”朋友回答：“柳郎中的词要由十七八岁的妙龄女郎手执红牙拍板来唱‘晓风残月’，你的词要由关西大汉手拿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可这其实还不是柳永与苏东坡真正的不同。如果根据外表上的“晓风残月”就认为柳永写的都是这种柔靡淫艳的歌词，那未免浅之乎视柳永了。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和反应的态度不同，这才是柳永和苏东坡的一个最基本的分别。

柳永的祖父、父亲、兄弟都有仕宦功名，他们家有一个儒家道德的传统，所以，柳永也有一份用世的志意。他在那首《鬻海歌》里说：“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可见，他是关心国计民生的。可是，他用世的志意，他家庭的儒家的传统，与他个人的浪漫的天性、音乐的才能，是互相矛盾的。他浪漫的天性和音乐才能使他从少年时代就在歌舞场中流连，为歌伎、乐工写词。这些浪漫行为受到士大夫阶层的鄙薄，致使他平生失意，所以到晚年才写出这样悲哀的词：“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因此我们说，柳永的一生是矛盾和失意的悲剧，充满了生命落空的悲哀。

可是人家苏东坡就不然了。苏东坡对自己的生命则是一个完成，他把儒家的理想与佛道的修养贯通、调和起来，从而完成了他自己。苏东坡的一生实在是比柳永更加不幸，他不但仕官不得志，还曾被下在监狱里几乎处死。他曾经被贬到海南岛，政府官吏不给他房子住，有一段时间，他带着儿子睡卧在桃柳林叶之下。虽然苏东坡的遭遇比柳永更不幸，可他在忧愁、患难和挫折之中有自己立身的持守，他能够在儒家与佛道之间得到一种贯通调和。苏东坡写过一篇议“贡举”的文章，讨论当时的科举制度。这篇文章如果只看表面，你会觉得他反对佛老。因为在该篇文章里他认为佛老的思想比较消极、比较颓废，是“安于放”，就是说，比较放旷。他说，假如天下之士都真的像庄周那样“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那么人主用来砥砺名节和鼓励人心向上的那些手段就无所施其用，人们会什么都不在乎。其实，“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都是很好的修养，可是苏东坡在立论的时候，他是针对社会上的一般人而言的。对于一般的人，需要用一个目的来鼓励他们。有了富贵和贫贱的对比，有了毁誉的对比，一个人才知道应该向上。只有修养上达到最高层次的人才不需要这些鼓励，自己仍然能够向上。所以，如果因为苏东坡发了这样的议论，就认为他反对佛老，这并不正确。苏东坡以为儒释道三家相反而可以相成，还以为佛老思想的一个特色就是“静而达”。能静就不被外物所转移，能达就对生死、毁誉、贵贱有一个通达的看法。“静而达”是人生的一种修养，这是苏东坡真正的所得，以至于他一生受用不尽。同样在忧愁患难之间，为什么人家还能站住你却跌倒了？ 为什么人家还能完成你却毁灭了？ 要注意，这是中国古人读书最应注意的一点。

我曾经提到过荀子的《劝学篇》，荀子说，古代君子的为学是“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是要你在做人的实践里真的表现出来，才算是受用了。荀子又说，小人的为学是“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那些人急于速成，抄了一大堆新说，写上就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其实他们在做人方面什么也没有受用到。当然，我说的只是古代，现代的知识和古代的知识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古代读书讲究要“有得”。陶渊明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但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可是不少人读了很多书也没有会意。“会意”就是你真的在生活上有所受用，苏东坡就做到了这一点。苏东坡写过一篇《超然台记》，他说，物的好坏在你的内心交战，得失取舍的利害总是在你眼前，这样你整个人就被物欲压倒了。一个人只有超然到物欲之上，才能得到自己的快乐。

那么，“静而达”的修养对一个人究竟有什么好处？苏东坡说，它可以“专以待外物之变”。就是说，你内心之中有一种持守，或者叫一种修养。这种修养，往往在外界事物有变化的时候才能够显露出来。没有经过忧愁患难，很难看出这个人和那个人有什么不同。苏东坡平生经历了那么多挫折而终于能够完成自己，在他的散文和诗词里都表现出来一种修养，这是他和柳永的一个最基本的不同之处。

（摘编自叶嘉莹《迦陵讲演集：北宋名家词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