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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先唐游仙主题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现存的文本看，后世虽然在作品的数量上超越了先唐，但在主题内涵、要素构成上却很难有大的突破。

从游仙的形态看，神游与形游作为最基本的类型仍然得到延续。与亡魂之游潜藏于人们信仰深处不同的是，生魂之游频现于游仙文学中，尤其是描写梦魂之游的作品更是触目皆是。从唐代王勃《忽梦游仙》、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李贺《梦天》，到宋代陆游的《记梦》、梅尧臣的《梦登天坛》，无不沿袭着这一传统。凭借巫术或方术而达到的魂魄分离状态下的生魂之游，在后世文学中虽然出现频率较低，但也还留有踪影。《长恨歌》中所说的“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偏”，就是很好的例子。有时，这种魂魄分离的生魂之游也会发生意外，传说中的铁拐李离形而去，神游华山，朝见太上老君，结果他的徒弟误以为他已死，竟把他的肉身火化了，以至于他回来之后，无所依附，不得已附着于乞丐之尸，结果弄得个蓬头垢面、袒腹跛足的丑陋形象。

与神之游相对的形游，在后世游仙文学更是常见。曹唐《大游仙诗》、《小游仙诗》，说来说去的无非是仙人之游或求仙者之游，是很典型的咏仙诗。当然，也有不少文人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游仙经历的。其中，李白又跟其他诗人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诗人作品中的“我”只是一个求仙途中的凡人，而李白笔下的“我”却常常自认为是一个暂落凡尘的谪仙，由此他能够超越时空、挥斥八极，“飘飘入无倪，稽首祈上皇”，而上皇亦热情款待，“呼我游太素，玉杯赐琼浆”（《古风》其四十一）；在“西岳莲花山”，又有美丽的玉女“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入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古风》其十九）。

（节选自朱立新《论先唐文学的游仙主题》）

材料二：

游仙是诗文创作的一大永恒主题，最突出的当属屈原与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屈原被疏远流放后，徘徊行吟于山泽水畔，对现实中污浊黑暗的苦闷久久不能忘怀，他意欲求仙意获得解脱，故对光怪陆离的神仙生活进行大胆的想象。至于国强民富的大汉盛世，游仙在一些散体大赋中也颇有体现。魏晋时期更是游仙创作的高峰期，不仅作家与作品数量众多，还出现了以“游仙”命名的作品。东晋时期，玄学与佛教思想更加兴盛，郭璞致力于创作游仙诗，成为游仙文学作品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然而，这些游仙的诗篇真正以求仙或求长生为主题的并不多，更多地寄托了现实的寓意。

在众多的游仙作品中，东晋文人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与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两者虽一诗一赋，文体有别，但作者都通过幻想或梦游的方式对美丽奇特的仙境以及多姿多彩的神仙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使读者如临其境并如闻其声。总地来看，两篇作品在游山时的侧重点、艺术技巧的使用以及游仙的情感寄托等方面皆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与两人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孙绰生活在玄风极盛的东晋王朝，在赋作中通过对天台山自然景物的描写来体悟“道”的奥妙无穷，获得了心灵的清净与超脱。虽以神游的方式游山，但诗人尽量隐藏虚构的成分，于虚构中见真实，在平淡中显奇巧。而生活在繁荣强盛的大唐王朝的李白，在诗歌中则是纵情高歌并任意挥洒，展现出狂傲与自信的人格魅力，在行文中也毫不避忌虚饰的色彩，借梦游的形式，使诗歌更加摇曳生情与瑰丽多姿。一赋一诗，虽篇幅有限，但读者却能管中窥豹，由此感受到东晋和盛唐在社会思想与文人心态上的巨大差异。

（节选自梁雅阁《孙绰与李白的游仙文学比较》）

材料三：

游仙诗从其本质来讲，是个体借用原始的神话、神仙故事及相关活动方式，展开对长生升天及神仙世界的想象式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游仙诗，其实都是一种自我抒情的方式。但汉乐府的游仙诗，则以一种相对客观、写实的方式来陈述仙事，其中有一些是以旁观者的立场来记述的，表现的是群体的求仙热情，其中个体或者说自我的色彩并不突出。建安诗人尤其是三曹的游仙诗，自我色彩开始突出。阮籍会合玄趣的游仙之作，与曹植的作法接近。郭璞《游仙诗》，如锺嵘所说“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实是“坎瘰咏怀，非列仙之趣”，自我意识是很强烈的。但是从写作的模式来看，郭氏这些作品，直接以“我”为主角讲述升天游仙的作品并不多，更多是讲述神仙故事，其实是较多地继承汉乐府、汉赋中的游仙写作传统。这也是后来文人游仙诗的正宗之体。至于东晋以后在道教徒中流行的仙真诗、步虚词，倒是以神仙的“我”作为主角来展开叙述的，但失去了强烈的、与现实中生命困境密切相关的情感，也失去了一种“风动”的艺术效果。因此从未被视为典型的文学创造，最多只能说是一种道教文学。

比起唐代其他诗人的游仙诗，李白游仙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最大程度地拉近神仙与自身的距离，在很多时候直接进入神仙诗歌。从神仙道教的一方面来讲，几乎从他同时代的人开始，李白就被神仙人物化，其临终也被塑造成一种仙去的故事。后来的道教典籍，也把李白列入神仙谱系中。如明代王世贞《列仙全传》就叙述李白成仙故事，说李白水解为仙，屡曾显现，并有“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之号。这当然是道教徒的构造。但这与李白在诗中对自我神仙形象的塑造有直接的关系。但即使在将自身形象纳入神仙境界时，李白的游仙诗，与步虚词、仙真诗也是不同的，他始终是以凡人的身份来虚构遇仙故事的，其境界都是稍纵即逝，并非久住仙境。这种叙述的根源在于，作为受儒家理性影响的文人，李白对于长生升天，其内心深处仍然抱着一种怀疑。其实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交织着超越现实的愿望，使得以李白为代表的一部分古代诗人，不能抗拒这种最能张扬生命的自由、独立意识的游仙幻想。这当然也是因为神仙文化本身的丰富性与其特殊的魅力所致。

从主观精神的方面来说，李白对原始性的神仙意识的执着，不仅是个体生命意识的强烈表现，同时也是对超越现实的愿望的曲折表达。在封建时代，文人无疑是个性意识最为突出的特殊群体，但儒家知识分子及士大夫的身份，又让他们自觉地承担着维护整个封建体制的任务。因此在他们的现实人生中，常常是最大程度地抑制个体意识，尤其是自由的意识。但是对个性化与自由的追求，不仅存在于知识者和自由意识中，同时也存在于人类的天性中。对古代的文人来说，其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希企隐逸、遨游山水的行为，其次则是更为夸张的游仙行为与意识。

李白对神仙之事，其内心的情感是复杂的。刘熙载云：“太白诗多有羡于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从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此论比较中肯。他的诗中，一方面酣畅淋漓地抒写神仙幻想，另一方面却经常抒发求仙不得的悲哀，其实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神仙之说的质疑。他的求仙，其实是希望超越现实、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的一种反映。

（节选自钱志熙《略论李白游仙诗体制类型及渊源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