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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诗歌精神的密码就在一句话里：“诗言志”。朱自清先生曾称之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的纲领”，但我觉得还不限于此，这应该是诗歌的最高标准和黄金律令。

“诗言志”在很多古代典籍中都有记载，“诗以言志”（《左传》）、“诗以道志”（《庄子》）、“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可见，在先秦前后，“诗言志”已成为诗歌共识。

那么，如何理解“志”？许慎《说文解字》曰“志，意也。从心，之声”，即志可以理解为意愿、意向、意义、思想等等意思。也有把情志即情感和思想统一起来理解的，唐人孔颖达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我以为，相对而言，情是个人性的，志就包含他者及社会的视角。情是个人发动，志就有指向、有针对性，需要对象，需要协调，需要方向，还需要接纳。“志”更具公共性因素。所以，我觉得“诗言志”，可以理解为表达情怀、理想和志向，倡导某种价值，弘扬某种精神。

“诗言志”，诗来源于情感，但应该超越于一般情感。超越，建立在情感之基础上，本身就包含了情感元素。诗是文字的最高形式，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情感抒发情绪宣泄，诗应该有更高的使命，那就是“诗言志”。这就像郭店楚简里称：“道始于情。”我觉得不言自明的应该还有一个判断，那就是：道高于情，或道超越情。“诗言志”长期被看作儒家过于重视教化功能的僵化思维结论，就像“尊道守礼”一度被认为与人情世故的日常生活方式相对立一样，其实，“道”和“礼”本身就是建立于生活实践基础之上的。

因此，我们可以如此论断：诗缘情是诗之基础，诗言志才是诗之超越，或者说诗之要求，诗之标准。“道始于情”“道生于情”，精神的源头其实是情感。情感不加控制，就流于欲望本能；情感经过疏导，就可能上升为“道”或者“理”，并可能最终转化为精神。因此，唯有“诗言志”，诗歌才能成为精神的传道者和弘扬者，成为精神性的来源，并具有繁衍能量和升华能力。

（摘编自李少君《“诗言志”新论》）

材料二：

无论哪个时代，诗都在其文学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今天也不例外。那么同样是使用汉语进行写作，古诗里“诗言志”的观点，对于今天“新诗”的创作和发展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在古代，“诗”是如何言“志”的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诗”与“志”是共同发展的。当“志”的意义从记忆、记录引申为胸怀、怀抱时，“诗”同样也是变化的。

从文字产生之后算起，人类用文字记载代替记忆，所以记忆的记就是记载的记。用闻一多先生的话说就是“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从这一点来看，早期的“诗言志”便是用“诗”做好生活的记录。以《诗经》为例，《卫风·氓》篇之中是从弃妇的角度，详细记录了两个青年男女从相见、相恋到结婚到分崩离析的婚姻悲剧。可见，“诗”的确有记录之意。

“诗言志”当然还有别的含义，那就是歌咏胸怀，抒发情志。以曹操《观沧海》为例，诗中无一句不写景，既表现眼前的大海之景，又反映诗人的内心世界，在丰富的联想中表现曹操开阔的胸襟和宏大的抱负。全诗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所以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里的“志”是胸怀，是个人情志。再到后来以诗歌咏叹个人志趣和意向非常普遍，像南北朝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唐代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工部，南宋有想要“待重头，收拾旧山河”的岳飞，到了现代也有说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由此可得出“诗”言志向、言抱负，是“诗言志”的一项重要的崇高的内容，是“诗言志”一说的引申义、发展义。

在这里我们便弄清楚了“诗言志”的方法和途径：“诗”写记忆，做记录留下生活是其一；“诗”言胸怀，抒情志，歌咏抱负为第二。

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人们拥有更多的精神享受方式。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时代节奏和人民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让人们逐渐失去慢阅读的耐心，电视机电脑取代报纸书籍，手机又取代电视电脑，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那些简单的更易得的碎片化阅读。

这当然是一大原因，但从自身看，诗歌的确不再像曾经那样赏心悦目，更别说要做到以己之情动人之心。以当前传播最广泛的“第三代”诗歌，站在“民间立场”的口语诗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学兴起，“第三代”诗人向“知识分子”所构建的诗歌体系发起猛攻，并打算以新的话语方式建立自己的诗歌秩序，因而诞生了“口语诗”，即以口语的方式建立和组织诗歌，以于坚的《作品52号》为例：

很多年屁股上拴串钥匙。裤袋里装枚图章

很多年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把钟拨到7点

很多年在街口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

……

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一种对生活的记录，于坚在诗中说自己吃了什么，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类似于早期“诗言志”说。即“诗”是记录。

我认为当下诗歌之所以失去悦人心目的“诗趣”，正是因为它丢开了“诗言志”的更重要的那层含义，即诗不能抒发胸怀、心愿和诉说自我情志。诗应当高歌炽热化的“情志”，以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为例：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诗人借“鸟”之口写出自己想要歌唱的内容，并由生前的歌唱写到死后魂归大地，全诗由鸟的形象代之以诗人的形象，直抒胸臆，托出诗人那颗真诚、炽热的爱国之心，表达自己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强烈情感和心愿。

这正是炽热化的“情”，是所谓的“情动为志”，是所谓的“诗言志”，言“情志”的表现。这正是当代诗歌创作所缺乏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缺失，今天的诗歌才不具备完整的“诗言志”功能。

（摘编自梁国璋《“诗言志”现代价值微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