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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西方现实主义文论的照搬，也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思想的直接延伸，而是西方文化与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和中国社会现实相互碰撞、融合的产物，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中国现实主义一直带有浓厚的浪漫因素，与浪漫主义在纠缠中发展。西方文学思潮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作为流派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都已退潮，自然主义与早期现代主义则正强劲。作为思潮与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是与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同时涌入中国的。但中国文坛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梁启超提出小说有“理想”和“写实”两派。王国维也认为文学有“理想与写实二派”，但又认为“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茅盾等人提倡的“写实主义”有自然主义倾向，浪漫的因素较少。但创造社的兴起，却将中国的浪漫主义推向高潮。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茅盾转变立场，不再坚持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强调要有“明确的文学观”，强调“文学须以表现人生为首务，须有个性”。他193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子夜》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甚至被人批评为主题先行的作品。这里所谓的“主题先行”主要是指作者的主观意识过于明确，影响了现实描写的客观性，实际上是在现实主义表现中掺杂了较浓厚的浪漫因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新写实小说”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讨论再次强调、突出了纯客观描写，冲淡了中国现实主义的浪漫色彩。但由于本身的局限，新写实小说和现实主义冲击波作为一种现象或者流派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其理论主张也没有成为文学界的共识。21世纪的主流现实主义（以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为代表）、网络现实主义、后现代现实主义以及现实主义的异流“神实主义”等，都没有采用纯客观描写的方法，而是在客观描写中加进了较多的主观因素。

在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辩护时，人们经常引用高尔基的一段论述。高尔基说：“在谈到像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这些古典作家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地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高尔基的这一论述有一定的文学现象作为支撑，但总体上是可以商榷的。创作方法是复杂的，至少可以分为创作原则和创作手法两个部分。在创作原则上，现实主义主张描写现有的世界，浪漫主义主张描写理想的世界，由此衍生出现实主义重客观、重生活真实；浪漫主义重主观、重理想抒发。在创作手法上，现实主义重写实、重白描、重符合生活逻辑、重作家主观因素通过情节事件人物自然流露；浪漫主义重强烈情感、重工笔、重奇特想象、重极度夸张、重直接的抒情议论。支撑高尔基论述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在创作手法和衍生原则的层面，实际上是无法作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充分依据的。

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纠缠，主要也是在创作手法的层面，少数进入了创作原则的衍生层面，但在创作原则的基本层面，二者还是泾渭分明的。

（摘编自赵炎秋《现实主义：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底色》）

材料二：

黑格尔认为有限的感性形式容纳不住无限的理念内容，因而引起感性形象的变形和扭曲，显示了有限形式中理性的无限力量，从而引起崇高感。在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中，如何通过浪漫主义写法，将现实主义的文学责任呈现得更为直观，曹雪芹在努力地尝试。在塑造典型人物时，有意地突破了“人”这种感性形式的束缚，使这种形式扭曲、变形，从而以“神”的形态显示出来。天国是人间的摹本，也是人间的理想化。神灵是人的摹本，也是人的理想化，曹雪芹这种将人“神化”的艺术构思，正是他以澎湃的激情对主人公歌颂、对罪恶势力鞭挞的极端形式。《红楼梦》中的爱情，不同于历史上那些轻飘飘甜腻腻的爱情，优美的花娇月媚文字，概括的却是凝重、庄严的悲剧内涵，以“儿女之情”为题材的《红楼梦》，却“不是绮罗儿女言”，具有和历史上其他类似题材迥然不同的美学风貌。无疑，作者采用这种浪漫主义写作手法，会大大增强自己作品的崇高美。

（摘编自刘宏彬《现实主义图画的虚幻外壳》）

葬花吟（节选）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帘中女儿惜春莫，愁绪满怀无释处。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英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柳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

（摘编自曹雪芹《红楼梦》（甲戌本）第二十七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