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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西方历史上，科学有两个前后相继的形态，第一是希腊科学，第二是现代科学。希腊科学是非功利的、内在的、确定性的知识，源自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这一科学形态的典型代表是演绎数学、形式逻辑和体系哲学。现代科学继承了希腊科学的确定性理想，但增加了主体性、力量性诉求，成为今天具有显著的实际用途、支配人类社会发展、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导力量。现代科学的主要代表是数理实验科学。数理实验科学通过人为设置的特殊条件对自然过程进行干预，如同对自然的“拷打”，从而发现自然规律，使得人类有效地征服和控制自然，但也引发了环境危机、生态危机。

为此，有必要关注另一种已经被边缘化的科学类型，即博物学。它是着眼于事物的具体性（而非抽象概念）、探讨事物的直接经验特征（而非一般本质）的科学。在人类的诸种文明中，每一种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博物学传统。博物学亲近自然、鉴赏自然，比数理实验科学更少侵略性，可以用来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

（摘编自吴国盛《什么是科学》）

材料二：

王安石曾写过一首《残菊》诗，其前两句为“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意思是黄昏风雨大作，使得满地都是残菊的落英。欧阳修则针对“残菊飘零满地金”发表自己的看法：“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王安石也不甘示弱，用《楚辞》之中“夕餐秋菊之落英”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反讽欧阳修不学之过。于是，二人拉开了菊落之争的大幕。因争辩双方闻名遐迩，所以之后不断有士人加入辩论队伍之中，冀求为菊落之争作出评判。我们从争辩中可以看到宋代士人引经据典来证明菊有无落英。但也注意到，宋学逐渐兴起，其探寻形而上义理的精神与方法改变了他们中的部分人追求博物知识的方式，使其从故纸堆中走出，用亲事壅培的事实来佐证菊有无落英。这与重视实践和重归经典的宋代博物学不谋而合，也使得大量与中国传统博物学特征相契合的植物学专著涌现出来。

其实，严格说来，王安石的“残菊飘零满地金”本没有错，南宋人史铸便在《百菊集谱》中列举前人诗句来证明菊有落英。同为南宋人的史正志也以亲身实践来说明菊花瓣扶疏者多落、结密者不落。实际上，后来学士也多未在王安石自吟的诗句上做文章，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他所持论据即“夕餐秋菊之落英”上。确切地说，大家将重点放在了诗句的“落”与“英”二字上。经文献考证，得出的结论为“夕餐秋菊之落英”中的“落”乃始意，“英”作叶解，合起来意为初生之苗叶，并非王安石所理解的落地菊英。

诸多士人在详考“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后便戛然而止，原因或是众士人虽多为饱学之士，钻研儒家经典却不务农事，使得他们在园艺领域缺乏基本常识。即使像撰写了牡丹专谱《洛阳牡丹记》的欧阳修，也因没有亲身事稼穑而有失客观地作出“秋英不比春花落”的结论。看来，没有实践经验的众士人在故纸堆中究事理，凭借名物考证还能辨析出“夕餐秋菊之落英”的真意，而菊落与不落因无前朝文献考证，他们就只能徒增为之奈何的感叹。士人们也退而求其次，认为既然王安石可用“夕餐秋菊之落英”来证明自己所吟“残菊飘零满地金”是正确的，那么证明了“夕餐秋菊之落英”非王安石所解之意，不就可以反证其所写之诗的错误吗？

事实上，从逻辑学上来说，王安石的情况应属于虽错解古意但并不影响结论的正确。而众士人却将焦点聚集到论据上，冀求论据的错误来导出结论的错误。殊不知，论点的正确与否才是这个逻辑公式中的关键，只纠缠于论据对错难以撼动结论的正误。综合来看，菊落之争的双方各有“一对一错”。双方的“一对一错”，相辅相成，互为呼应，使后人既知菊有落英，亦解“夕餐秋菊之落英”中“落英”之意。

中国传统博物学是对自然物种进行辨识、命名、分类的一门知识，是关于自然各类知识的总汇。按阶段划分，中国传统博物学大致经历了先秦至晋、晋至宋、元至清中叶、清末四个阶段。其中，因雕版印刷业的繁荣，博物学到了宋代逐渐兴盛，涌现出了一大批药学、动植物学和农学著作。而像前述史正志的《史氏菊谱》、史铸的《百菊集谱》等观赏类植物专著的大量出现，是中国传统博物学兴盛的集中体现。

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将中国古代植物学专著作者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在特殊植物资源丰富的地区任职的官员；第二类是专门负责征集和运输政府贡品的官员；第三类是对某些栽培植物有很大热情的官员；第四类是退休的文职人员，他们把退休后的晚年生活奉献给园艺事业；第五类是艺术家；第六类是16世纪后期明末出现的学者。欧阳修被李约瑟归为第一类，史正志则被归为第四类。其他四类，除第六类“16世纪后期明末出现的学者”外，在宋代植物学专著的作者群体中都能一对应。这其中不乏像欧阳修、陆游、范成大这样的士大夫领袖。从其著作内容来看，儒者士子具有博物意识，追求知识的方式也不断变化。

（摘编自郭幼为《从“菊落之争”重新审视博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