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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红旗下（节选）

老舍

在亲友中，二哥福海到处受欢迎。他长得短小精悍，圆圆的白净子脸，双眼皮，大眼睛。梳着不松不紧的大辫子，既稳重又飘洒。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这样的一个安，叫每个接受敬礼的老太太都哈腰儿还礼，并且暗中赞叹：我的儿子要能够这样懂得规矩，有多么好啊！

他是熟透了的旗人，可是，他的惊人之笔是在这里：他是个油漆匠！我的大舅是三品亮蓝顶子的参领，而儿子居然学过油漆彩画，谁能说他不是半个旗人呢？

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他应该去当兵。可是，旗人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于是福海二哥决定自己去学一门手艺谋生。

大哥不幸一病不起，福海二哥才有机会补上了缺。于是，到该上班的时候他就去上班，没事的时候就去做点油漆活儿，两不耽误。当二哥做活儿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

大姐夫总觉得二哥的当油漆匠不足为法。大姐夫长脸，高鼻子、大眼睛，他坐定了的时候显得很清秀体面。可是，他总坐不住，像个手脚不识闲的大孩子。一会儿他要看书，一会儿想起应当放鸽子，一会儿又哼哼唧唧地往外走，到街上去看出殡的。

他很珍视这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他以为这种自由是祖宗所赐，应当传之永远！因此，他觉得福海二哥去当匠人是失去旗人的自尊心。

在我降生前的几个月里，我的大舅、大姐的公公和丈夫，都真着了急。他们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大舅的理由很简单，最有说服力：祖宗定的法不许变！大姐公公说不出更好的道理来，只好补充了一句：要变就不行！事实上，这两位官儿都不大知道要变的是哪一些法，而只听说：一变法，旗人就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

大舅已年过五十，小辫儿须续上不少假头发才勉强够尺寸，而且因为右肩年深日久地向前探着，看起来颇欠英武。自从听说要变法，他的右肩更加突出，差不多是斜着身子走路，像个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大姐的公公很硬朗，腰板很直，满面红光。他每天一清早就去遛鸟儿，至少要走五六里路，尽管他这么硬朗，可是听到铁杆庄稼有点动摇，也颇动心，他的咳嗽的音乐性减少了许多。他找了我大舅去。

笼子还未放下，他先问有猫没有。变法虽是大事，猫若扑伤了蓝靛颏儿，事情可也不小。

“云翁！”他听说此地无猫，把鸟笼放好，有点急切地说，“云翁！”

大舅听出客人的语气急切，却不马上动问。他先去看鸟，而且相当内行地夸赞了几句。直到大姐公公又叫了两声云翁，他才开始说正经话：“正翁！我也有点不安！真要是自力更生，您看，我五十多了，可叫我干什么去呢？这不是什么变法，是要我的老命！”

“是！”正翁轻咳了两下，几乎完全没有音乐性，“云翁，您看我，我安分守己！可是，我总得穿得整整齐齐吧？我总得来个木樨肉下饭吧？我总不能不天天买点嫩羊肉，喂我的蓝靛颏儿吧？难道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应该！”

“咱们哥儿们没做过一件过分的事！”

“是嘛！真要是不再发钱粮，叫我下街去卖……”正翁把手捂在耳朵上，学着小贩的吆喝，眼中含着泪，声音凄楚，“赛梨口耶，辣来换！我，我……”他说不下去了。

老哥俩又讨论了许久，毫无办法。于是就一同到天泰轩去，要了一斤黄酒，几个小菜，吃喝得相当满意。吃完，谁也没带着钱，于是都争取记在自己的账上，让了有半个多钟头。

可是，在我降生的时候，变法之议完全作罢，云翁与正翁这才又安下心去，常在天泰轩会面。每逢他们听到卖萝卜的“赛梨口耶，辣来换”的呼声，都有点怪不好意思：做了这么多年的官儿，还是沉不住气呀！

大姐夫，在变法潮浪来得正猛的时节，佩服了福海二哥。他非常严肃地跟大姐讨论：“福海二哥真有先见之明！我看咱们也得想个法！”

“你有什么主意，就说说吧！”大姐问他。

大姐夫惨笑了几声，说：“现而今，当瓦匠、厨子什么的，都有咱们旗人。”

“你打算……”大姐微笑地问。

“我看哪，我就当鸽贩子去，准行！甭多了，每月我只做那么一两号买卖，就够咱们俩吃几十天的！”

“那多么好啊！”大姐信心不大地鼓舞着。

大姐夫挑了两天，才狠心挑出一对紫乌头（鸽子品种）来，去做第一号生意。及至到了鸽子市上，认识他的那些贩子们一口一个大爷，反倒卖给他两对鸽铃。他没敢再和大姐商议，就偷偷撤销了贩卖鸽子的决定。

变法的潮浪过去了，他横眉立目地满街走，倒仿佛那些维新派是他亲手消灭了的。同时，他觉得二哥是脚踩两只船，有钱粮就当兵，没有钱粮就当油漆匠，实在不能算个地道的旗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