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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背景下，讲述中国故事、呈现中国风貌的本土化文学作品层出不穷，逐渐建立起与中国文学传统、现实相匹配的文学理论和价值体系。相比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的中国话语构建相对滞后，尤其在全球化、数字化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批评陷入话语权缺失的困境。基于此，应立足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立场，在与西方文学批评体系的对话沟通中、在新媒介话语实践中构建出具有中国底气和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各种文学思潮和话语模式不断涌入，在为中国文学界提供广阔批评话语体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原有本土性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缺失。除此之外，数字媒介的发展使得自媒体平台的个人批评话语逐渐兴起，文学批评逐渐呈现去精英化、去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因而，在众声喧哗的个人批评话语中难免存在与主流批评话语相抵牾的声音，导致新时代文学批评中的中国话语缺失。

近现代以来，为了寻求国家民族自强之路，中国不断引进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处于相对开放多样的状态，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体系大量涌入，使中国文学批评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闭僵化的批评模式，逐渐形成多样化的文学批评格局。但与此同时，部分中国文学批评家在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的基础上，自觉承袭西方文学批评的制订标准和评价尺度，在中国文学作品批评中完全照搬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忽视西方批评话语产生的文化逻辑与中国文学创作的文化环境之间的差异，甚至动摇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思维的文化根基，导致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陷入“文化失语”的尴尬境地。

数字媒介的发展使自媒体平台的个人批评话语迅速扩张，导致精英批评话语的中心地位被逐渐消解，由此带来主流话语的衰落，造成数字时代中国话语在文艺批评领域中的缺位。传统文学批评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精英批评”，批评主体大多是文学理论的学者和专业研究者，代表着主流意志和社会共同的价值导向，其文学批评话语更符合主流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然而，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与发展，尤其是自媒体平台及移动终端的出现，使得文学批评语境发生明显改变。一大批网络化、非专业化自媒体个人批评话语不断侵蚀着精英化、专业化的文学批评体系，导致文学批评逐渐由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倾斜和位移，造成中国主流话语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缺位现象。

（摘编自杨新华《新时代文学批评中的中国话语构建研究》）

材料二：

文学是一种对人的世界的心灵观照，因其更注重心灵体验而体现出独特的诗性之美。然而，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技术化与匠气化色彩愈来愈浓。文学研究的知识考古学、社会学色彩蔚然成风，而文学之所以成其为文学的诗性光晕却日渐淡漠。将文学视为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档案资料，做考据式研究和逻辑性推理，似乎成为一种研究风尚，使文学在史料事件中失去了灵性和诗意。文学批评家更像是社会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抑或是伦理学家，而唯独失去了文学家独特的审美判断与诗性创造。

从文学的含义角度出发，文学的“文”本意为斑纹或图式，本身就指涉了文学的审美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建立“四学”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分开，文学的审美含义得以从广泛的文化含义中分离出来。曹丕《典论·论文》首次提出“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不仅将文学语言的形式美提到首位，而且十分看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加之这一时期陆机的“诗缘情”、钟嵘的“滋味说”、刘勰的“情者文之经”等理论观念的自觉，以及萧统、萧绎、沈约等在音律方面的努力，谢灵运、谢朓、陶渊明等在山水田园诗题材方面的开拓，至此文学的审美属性得到了普遍性的认可，成为区分于哲学、政治、历史、道德、伦理等一般文化形态的特殊审美意识形态。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携带”着浓郁的诗性传统。从庄子的“言意之辨”到《礼记·乐记》“物感说”的提出，从钟嵘的“滋味”到严羽的“妙悟”，从李贽的“童心”到袁枚的“性灵”、王士祯的“神韵”，从王昌龄的“诗境”到王国维的“意境”，中国古代文论随处闪现诗性的色彩。批评文体既洋溢着浓郁的诗性光辉，也不乏理论的思辨光芒，真正实现了诗与思的融合。

可以说，《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传统文学批评著述本身就是富于美感与诗意的文学佳作，而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文章，也时刻充盈着批评家因情感的投注而闪耀的诗意光芒。古代文艺理论家的诗性批评善用敏锐的艺术感悟力、细腻的文学表现力，呈现出富于个性化、诗意化的批评格调，并以此来达到与读者心灵世界的共融与沟通。而这也恰恰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意传统与“文学化”特征的集中体现。

（摘编自李萍《新时代呼唤诗性的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