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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力前行，复兴征程需要万众一心、凝心聚力，需要培根铸魂、固本培元，需要了解世界、理解他国，也需要让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而这其中，文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文化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文化事业发展需要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核心价值塑型功能，发挥好方向道路上的探索引领作用。

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强大文明无疑要有深厚的物质基础，但同时也要在此基础之上具备形成富有时代精神、回应时代问题的伟大思想概念的精神能力。一种只有物质基础的文明是脆弱的，物质与精神互为动力、高度发展的文明才有持续而强大的生命力，而每个文明的崛起和兴盛无疑都伴以伟大的思想创造。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其强盛不只在于物质生产力远胜过同时期其他国家，更在于它的发展在历史上多次迸发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道释相融合的中华文化。《论语》至今仍是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巨著，《道德经》等其他学派的思想著作也不断被西方学者关注、译介、研究。仁义礼智信、“和为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跨越千年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因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历经风雨如晦的年代而依然屹立不倒。同理，西方的崛起也伴随着这种在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形成伟大思想概念的过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重新发现了大写的“人”，以“人”的概念为主体形成了一系列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思想，并通过文化艺术创造使之大放异彩。如果说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精神上的启蒙与觉醒的话，那么随着历史的车轮行至21世纪，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变革和发展之后，我国已具备了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复兴”“文化自信”，表征着中华文明在新时代铸就伟大思想概念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自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性概念，它包含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维度，而文化自信则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出，“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应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说其他三个自信更侧重于回应“当代”问题的话，那么“文化自信”则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视为一个整体，是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建设、历史与当下等多维度之间形成有机联系的核心纽带。

如果只谈当代，“复兴”则无从谈起。“复兴”是一个辩证的历史性概念，对过去的东西进行“再造”是“复兴”的题中之义。“再造”是一种辨证的发展，它虽然要变革、要创新，但同时也要肯定过去是当代的基础，“再造”是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把中华文明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基础，一方面要求我们要对传统的“文明”和当代的“文化”都充分自信，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这种双重自信中形成一种从传统到当代持续发展的历史自觉。“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不可能有民族意识层面上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只有在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中，我们才能以发展的眼光把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对文化的自信产生了对民族历史的自觉意识，说到底，文化自信是一种历史性的民族自信，这种历史自觉意识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重构民族自信、再造中华文明的关键环节。

当代中国，“民族复兴”的要义之一就是以文化文艺的繁荣实现“再造文明”的理想。这一理想的目标是让中华文明现代化，成为能够担负起时代重任、引领时代方向的现代化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和物质发展并驾齐驱，在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下展开，只有当中华民族拥有了独立的民族地位、具备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形成了成熟稳定的社会制度后，“再造文明”的理想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如果说我们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在生产力方面积累了雄厚基础，精神文化上也有了质的飞跃的话，那么，在这样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上，让中华文明的精神理想再次成为世界的领航员、风向标则是新的时代要求。

（摘编自金永兵《文化自信与文明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