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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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吾斯奇

董夏青青

云霭封锁了雪峰之间偶尔显露的天际远景。阴冷彻骨的北风越刮越大。靶场上掀起少尘，落到正在一座墓地上挥动铁锨、铁铲的几个人身上。

来靶场之前教导员跟他讲，上世纪七十年代连队骑乘巡逻，一个战士的马在山口甬道的雪崩中受惊。被甩下马背的战士一只脚被马铨挂住，拖行近一公里才挣脱，事后昏迷不醒，等不及送下山医治人就没了。拾捡骨骸装箱时，烈士的弟弟跪倒在地，放声恸哭……

回到连队，通讯员热了饭菜端上桌。

“营长，来。”教导员冲他扬了下下巴。

“您是这儿的营长？“烈士的弟弟问。

“忘了介绍。”教导员说，“这是南疆军区来指导工作的殷营长，他弟弟是咱们连队的三班长。”

“那这正好能跟兄弟见面了。”烈士的弟弟说。

“三班长现在正在总医院住院……休养好了就回来。”教导员说。

“生病了？”烈士的弟弟问。

他拿起盘子里教导员掰剩下的半块馍，没作声。

这两年不知说过多少回要来阿吾斯奇，可想不到有一天在这儿了，会是帮小弟收拾放在连队的被褥衣物和储藏室的行李，然后带走。

去年阿吾斯奇的雪下得早、下得多。连队烧锅炉，攒的煤渣子多了没地方放，拖拉机上山运煤渣的时候没油了，驾驶员给连队打电话，说车没油了，让人快给送来。小弟一听就拿上一桶油，开着辆皮卡去给拖拉机送。路上，小弟将皮卡车停在窄道边，跑下去找拖拉机。送完油顶着风雪往回跑时，对面驶来一辆扛粮食的大半挂车，司机没刹住，车头把皮卡车推出去十几术远，小弟当时就站在车斗后边，被撞进砌在路边的雪堆里埋住了。   

小弟还活着，至少将来睁开眼是躺在一张干干净净的病床上。

他端起热水瓶冲了杯茶，起身拉上窗帘。这时屋门被推开，教导员走进来。

“我跟指导员说了，下午你跟他们一块去巡逻。到界碑看看，你弟去年刚带人上去描的字。”教导员说。

他点点头。

坐在勇士车的副驾驶上向外看，而前灰暗、阴沉的天空，已经被清澈明亮、瞬息万变的光芒冲破，无垠无底的草野上闪耀着星星点点。

“快看，殷营长！”一个战士抱着枪站起来，头盔撞到车窗上。

他顺着战士手指的方向，看见几匹棕黑色的马伫立在山坡上。

“那是我们班长养的马！”旁边的战士摇下车窗玻璃，头伸向窗外朝着那几匹马吹口哨。“那他跟你们说过，他去俄罗斯给普京表演吗？”他苦笑道。

“班长和我说过！”二条兵大喊，“班长去看了克里姆林宫，然后走总统办公室的特殊通道去的红场。”

小弟被送进少林寺那年，他正在高三复读。二00九年，小弟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少林寺受邀参加第一届俄罗斯国际军乐节，普京总统亲自接见了他们。信的后半部分，小弟提到身边很多师兄弟已开始寻求未来更好的出路。小弟说，他有两条路可选，一是大师兄推荐他去曼哈顿的华人街当私人武术教练；另一份工作，是和同班一个德国同学回他在巴伐利亚的老家支教。信的末尾小弟问他，到底是选美元还是欧元。

他那会儿已在南疆部队当班长，深夜趴在锅炉房的地上给小弟回信。信中写到童年时奶奶家的老屋，晚上到处是老鼠的叫声，夏天雨水大，室内的积水没到脚脖。哥俩每天吃的面饼磨嗓子，印象中最好的一顿饭是猪油酱油热水泡煎饼。奶奶家有两只羊，每天奶奶都背着筐出去打草。

他在信里拉杂说了两页纸才切入正题。他说，希望小弟参军，为家庭争得荣誉。

信寄出后的第三个月，小弟入伍进疆。先在团里的步兵营待了几年，后被调往阿吾斯奇。

二十八号界碑与哈萨克斯坦的边防哨楼毗邻。车开不进去，人走进去稍不小心也会摔倒。走过一截铺着碎石子的土路快进草滩时，指导员招呼大伙停下，各自栓查裤腿和袖口是否扎紧。指导员向他解释，草丛里有一种叫草瘪子的虫，专把脑袋钻进人的肉里吸血。

“报告营长，上回班长带我们来给界碑描红，被草瘪子咬了。”

见他没反应，二条兵沉下脸，正了正头盔。

“营长，我亲眼看见的，班长小腿那一块都烂了。”“正常。”他说，“他身上有各种各样的伤。”

“班长说他在少林寺的时候没有买保险，有病就自己治。”

太阳当空，界碑上新描的红色字眼看起来醒目极了。他站在界碑前向四周远望，阳光在光滑舒缓的大地上流泻。

招待室旁的图书室敞着门，屋里有灯。他经过时，看军医正坐在长条桌前翻书。见他走进来，军医起身摘下老花镜向他打招呼：“三班长有一回给我说你要他多看书，我就推荐了曾国藩的传记和家书，还有苏东坡的传记。曾国藩和他的兄弟连心，仗打得好。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两个人同朝做官，官做得明白，文章也写得好。”

他回到招待室时已响过熄灯号。外头下雪了。广大空旷的天地间，每一片雪花都标示出风的力道和方向，在窗外，在他眼前连缀而下，蕴藏着沉甸甸的寒光。

那晚在阿吾斯奇的图书室，军医从书柜里拿出一幅字赠他。他接过字在桌上展开。写的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选自《人民文学》2019年第8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