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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强盛繁荣的唐代的到来，中国诗歌也进入了巅峰时期，继而产生了古代文学中最为辉煌的唐诗。

文学艺术的繁荣离不开必要的社会条件，唐诗也是如此。公元618年，自汉末以来长达400年的混乱局面告终，中华大地上迎来了繁盛、统一的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百姓安居乐业，士人意气风发，这是唐诗繁荣的肥沃土壤，也是唐诗超越前代诗歌的有利条件。

唐诗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其中尤以盛唐、中唐两个时期的诗坛最为光辉夺目。盛唐是指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诗在此期间全面繁荣。彼时，由于国家繁荣，社会安定，诗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人生追求。有些诗人以侠少的身份出现，成为热情的进取者，希望通过从军立功等方式施展抱负；另有一些诗人则以隐士的身份出现，成为恬静的退守者，希望幽居山林以获得生活与心境的宁静。当然，也有一些诗人身兼上述两种身份，因时变化。

展示“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首推李白的诗作。李白以深邃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取向和惊人的艺术造诣，成为盛唐诗坛上最耀眼的明星。他热情地讴歌现实世界中的美好事物，对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渴望自由、追求解放，虽然受到现实限制却一心要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中华民族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强大精神力量的典型。所以，以浪漫想象为主要特征的李白诗歌，事实上蕴涵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想落天外的精神漫游仍以对人世的热爱为归宿。笑傲王侯、桀骜不驯的“诗仙”李白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原因就在于此。

与李白齐名的伟大诗人杜甫，在青年时代也受到盛唐诗坛浪漫氛围的影响，但他很快就从浪漫主义诗人群体中游离出来。杜甫以清醒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入世精神，深刻而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杜诗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它还记录了动荡时代的急风骤雨在诗人心中激起的思绪和情感波澜。杜诗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显。在艺术风格上，李白的诗飘逸奔放，杜甫的诗沉郁顿挫，两者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丰富的内涵，对后代诗歌的审美趣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鼎盛的标志，最典型地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

唐代诗人始终将目光对准人间，从江南春雨到塞北秋风，唐代诗人描写的风光都是自然存在的人间山水，而是虚构的天堂乐土；从民间疾苦到文士不遇，唐代诗人描写的生活背后都是真实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幻想的神话故事。王维、孟浩然等人在风光秀美的山水田园中潇洒徜徉。高适、岑参等人在风沙弥漫的塞外大漠中驰骋豪纵，李白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低吟“侧身长顾求其群，翅垂口襟心甚劳”……他们的诗作都是对人生百态的生动描绘，都是对内心真实情感的淋漓抒发。

可以说，当人们想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时，唐诗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窗口，而世界上其他民族通过阅读唐诗来理解中华民族，也可获得格外真切鲜明的印象，且可领会其丰富深刻的精神内涵。如果把唐诗比作一位绝代美女，她向人们展示的不仅是明眸皓齿及翠羽明珰，还有眉尖颦笑及心底波澜。所以，如呆要向世界推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唐诗绝对是一张最合适、最精美的文化名片。

（摘编自莫砺锋《唐诗：璀璨华章成就“诗的国度”》，有删改）

材料二：

从唐代文人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

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这首诗中，岑参主要写了自己途经凉州与老朋友欢聚的状况。在诗中，诗人描述了凉州的边境风貌和一些民俗风情，如“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这一句展现出了当时国泰民安背景下凉州城歌舞繁华、和平安定的景象。而“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这一句中，诗人并不是惋惜时光的匆匆流逝，而是提到岁月催人老，所以我们要尽快建功立业。

在杜荀鹤的《泾溪》中，前两句“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主要描述的是泾溪里面的礁石突出，浪流端急，所以人们在路过的时候非常小心，因此长年累月都不会听到有人溺亡的消息。而在后两句中提到“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意思是往往在水流缓慢且没有礁石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有人溺死的现象。这首诗让更多人了解到居安思危的重要性。

在《钓鱼湾》这首诗中，储光義清晰地描写了自己在垂钓时所感受到的春日美景，表达出了一种平静闲适的心情。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盛唐时期有些诗人可能会在仕途上遭遇不顺，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仍然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笑看人生，进一步展现出了盛唐诗人洒脱乐观的个性特征。

白居易在《红线毯》一诗中就直白地宣泄了自己的情感，如“宣城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一句体现了太守官员在表明自己对上层统治者的忠心时，就会要求底层的织工不断地织就精美的红线毯，这些官员丝毫没有考虑到红线毯制作的艰难过程，仅仅只是为了取悦上位者，就不断地压榨下层劳动力。到了最后两句“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诗人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既是对这些官员的控诉，也是对他们的怒斥。

（摘编自苏逸飞《由盛唐诗歌看唐代文人的文化自信》，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