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材料一：

相对于其它文体，报告文学是一种“外向型”的文体。它的“报告性”决定了它必须像新闻一样面对现实，参与社会生活。任何一种文体也许都有借口逃避现实，而报告文学不能。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它的姿态和脚步都必须是向前的。与社会现实互动，与时代发展同步，将根系深深扎入当下生活，是这个文体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它能量和活力的源泉。

文学创作有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说法，这“四力”仿佛为报告文学量身定做。“四力”之中，最费心、劳力、耗时的当属脚力；并且脚力的意义，还依赖于其它“三力”的支撑才得以存在。如果眼力、脑力、笔力不行，纵然你走了千里万里，结果仍不得而知。数月或数年后，一部作品出来方有定论。如果作品成功，那之前的辛苦和劳动还算有了意义；如果作品失败，之前大段时间的奔波与周折，都将被宣告为“无用功”。无疑，报告文学作家总是要比从事其他文体的作家多付出很大一部分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劳动。很多天赋好一些的写作者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便转头去写小说或诗歌，没耐性也没有勇气把热情、精力和时间都花在那些难以把握的采访上。

然而，不管这件事情有多难做，终究还是需要有人做。毕竟，报告文学这一大有作为的文体需要有优秀的作家群体来支撑，需要有人为其付心血和汗水。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表现领域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的写作主题，只适合于报告文学；直接、迅捷、有力量，这些特殊的文学向度也构成作家们不能舍弃的理由。既然报告文学写作的人文价值在，其全面反映社会现状和人性复杂的文学可能性在，坚守和捍卫这个文体尊严的必要性就在。什么叫担当呢？就是要在艰难与容易、压力与安逸、约束与自在、值得与不值的权衡和选择中，依从责任和使命，而不是个人苦乐和得失。这就是一个作家应有的使命担当。

（摘编自佟鑫《报告文学的修为、使命与担当》）

材料二：

对报告文学应该模仿客观存在的现实还是揭示更加本质的现实，不同的理论家都持有相应的观点，且争论不休。小说、戏剧和诗歌，其自身具有虚构性。亚里士多德指出的，“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业已成为虚构类文学创作者信奉的圭臬。对非虚构类文学书写的讨论，则长期在反映已发生的事情上打转。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真实记录历史和社会的文体，读者天然会对其产生信任感和真实感。不过，报告文学的书写者也希望通过客观真实达到一种更本质真实的效果。毕竟所有的文学书写者反映的绝不仅仅是生活世界，而是现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的“可能性世界”——只是这种对可能性世界的描述潜藏于作者的想象书写中。

事实上，“可能发生的事”背后也包含着作者从“实然世界”寻找其所认为的“应然世界”的愿望和可能。除了透过事实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写作者往往也希望借助文学创作传达自身的某种理念和愿望。有无这些理念和愿望，可说是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的重要区别。新闻报道力图准确、客观传达事件的来龙去脉与人物的真实形象，即便书写者想透露自身的看法或无意识地流露出价值判断，也受限于文体自身的要求。但报告文学则不同，因为它是一种记忆性书写。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想象与纪实交融的情况，报告文学书写也就不再像镜子般再现社会真实，而是会打上受访者与书写者主体意识的烙印。

其实，不论是寓褒贬于纪实还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都需要主客体的统一。想象恰恰为报告文学实现主客体的统一提供了基础，因为想象具有双重超越性。一重是主体对自我意识的超越。受访者和书写者总是抱有某种目的进行想象活动。这种目的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其在现实中难以获得满足，主体想象出一种让自己满意的状态来弥补现实的不足。另一重超越性便是对社会现实的超越。这主要有两种表现方式，或通过报告社会现实存在的不良现象，呼唤更美好的社会。这是对客观存在的超越；或弘扬社会新风、时代精神与个人品质，这同样是对客观存在的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柔石想象歌声是五彩美丽的云，“用了‘共产主义’的大红色的帆篷，装载着我们到了自由、平等的无贫富、无阶级的乐国”。今天，《大国重器》《最好的时代》《国家温度》《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等作品，展现了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彰显了中国力量，这样的中国正是柔石等先行者期盼的中国社会。中国奇迹与时代精神激励着中国人不断奋进，超越当下，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

（摘编自陈想《纪实与想象：作为记忆书写的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