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去

材料一：

文本解读就是分析，而分析就是揭示问题和矛盾。不少文本的问题和矛盾需要寻找相关文本来作合理阐释，这时，阐释文本就构成了互文本。例如，《愚公移山》中有这样一个为人所忽视、也令人费解的细节：“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为什么操蛇之神“惧其不已”，而帝则“感其诚”呢？也就是说，同样是神，在对愚公的态度上为何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对此，东晋玄学家张湛在《山海经》中这样注释，操蛇之神就是山海之神，他们“惧其不已”就是怕愚公如此坚持下去会改变原有的山海形貌，无山，山神居何处？无海，海神司何海？因此，帝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如此一来，单就文本本身所传达的信息看，只强调“愚公精神”的观点是一种不全面的理解，忽视了文本隐含着的多重信息、意义的表达。而通过张湛的阐释文本进行互文性解读，还可以读出这则寓言寓含保护自身居住环境生态的意义。利用互文性文本解读，得出的意义我们称之为文本的“互文性意义”，互文性意义并不完全就是文本本身的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互文性文本解读利用构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差异关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差异性，造成了文本的意义延宕，消解了文本的意义中心，让文本充满了复义。因此，互文性理论，使我们的文本解读有了新的解读视角和更多的支撑与依傍，也为我们多元解读文本指明了新的方向与思路。

(摘选自张斗和《互文性文本解读和互文本类型)《语文教学通讯》2018.11)

材料二：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始于摹仿，文学创作同样也不例外。“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推翻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而在以古为尚的中国，摹拟更是经典形成以后的普遍风气，从魏晋到南北朝之间拟古一直是诗坛的时尚，在陆机、谢灵运、江淹等诗人的创作中，拟古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直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创作中还明显留下拟古的痕迹。拟古的结果形成古典诗歌普遍而清晰的互文关系，并渗透于诗歌文本的各个层次。甚至可以说，互文性是中国古典诗歌最突出的文本特征，也是古典诗歌作品最晋遍的现象。

鉴于诗歌史上普遍的摹仿和因袭关系，梁代钟嵘《诗品》就用推源溯流之法论列历代诗人，揭示其间的传承和影响关系，其实质正是出于对其作品互文性的体认。唐朝诗僧皎然《诗式》将文本的相似概括为语、意、势三个层次的“三同”，而作者的有意摹仿便有所谓“三偷”。偷语之例，如傅威《赠何劭王济》诗有“日月光太清”句，陈后主《入隋侍宴应诏》诗拟作“日月光天德”；偷意之例，如柳恽《从武帝登景阳楼》诗有“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句，沈佺期《酬苏味道》化作“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偷势之例，如嵇康《送秀才入军》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句，王昌龄《独游》脱胎为“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飞有适，嗟此罹忧患”。皎然的“三偷”之说虽从语词、取景、立意的不同角度区分了诗歌文本中不同类型的摹仿，但由于唐代诗学的中心问题在于意象和造句，所以“三偷”所论的摹仿也只限于句与联的范围，集中在语词的层面。事实上，诗歌文本的摹仿本来就是多层次的，不止限于语句，还包括主题和结构。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论“三偷”，即将其内涵大为扩展，罗列了主题和结构等不同层次的例证。如果按照后人的习惯用法，意与主题相关，势与结构相关，那么偷语、偷意、偷势就可以概括语词、主题、结构三方面的摹仿，而这些方面也正是诗歌中互文关系发生的主要层面。

文学史上的拟古或摹仿历来就是缺乏独创性的同义词，很少得到正面的评价。但严格地说，如果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文本构成的某种特体要求的话，互文已不是摹仿而是用经过压缩的语码来替代一个经典表现。这就是互文性理论所要揭示的问题：文本可以通过吸收其他文本来实现意义的增殖。文学史上的化秀作家无不善于利用文本的这一特性，而文本的文学意味也往往就在这不同文本的关系之中。明白了这一点，对文学史上的因袭或文本间的相似就不能简单地以摹仿二字概之，而首先应该从互文性的立场去审视其间意义的实现与增殖。

 (摘选自蒋寅《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

材料三：

大致说，由于中国人向来耻于“东施效顰”，又吃过“邯郸学步”的苦头，再加传统处于正统地位的诗文篇幅相对短小，难以容下过多的仿拟之迹。于是人们非常忌讳陈陈相因，陈词滥调，尤其对那些露形露迹的创作特别反感。正如宋代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所言“诗恶蹈袭古人之意，亦有袭而愈工若出于己者。”金人王若虚《滹南诗话》对黄庭坚鼓吹的“互文性”写作并不买账：“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将那些“沿袭”、“点化”行为贬斥为狡猾的剽窃。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理论中，能够与“互文性”理论形成对接或对话的“模仿”写作方式通常成为人们吐槽的对象。如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回，嗣是效颦日重，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同样带着不屑口气看待后来的“互文性”效仿之作。如此这般，每当涉及文本之间“互文性”关系，其批评态度大多是贬损。

(摘选自李桂奎《中西“互文性”理论的融通及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