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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理念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辩”。在历代先贤的多次辩论和阐述中，古人在关于“利益”和“道义”的价值取向上达成了共识。“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鲜明而独特的价值准则和精神标识。

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紧接着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从而对“义利”之分给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孔子借此论述希望形成良好的价值取向，以引导社会风尚、弘扬天地间的正气，这一观点为后世儒家的“义利”思想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准则。

《孟子》开篇即详细记载了梁惠王与孟子见面时对“义”与“利”的探讨。梁惠王向孟子问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的回答并非是说“利”不重要，而是强调“仁义”更加重要，仁义是利益的根本，正所谓“但得本，莫愁末”。可以说，重义轻利、先义后利，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

但是，“轻利”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儒家所谓的重义轻利，其核心要义在于反对“见利忘义”，而应该“见利思义”。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还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这些论述表明孔子并不反对人们求富逐利。或者说，民众通过努力获得自身的利益（包括富与贵）是人性之所在，也是人们的基本权利。

先秦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以孔子学说为基础，提出了“以义制利”的观点。《荀子·大略篇》提到：“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以义制利”的义利观，“义利两有”的主张，既克服了片面追逐自身利益、见利忘义的错误，又避免了禁欲主义、片面推崇“存天理、灭人欲”的消极倾向。此即后世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在《利者义之和论》中则干脆提出了“义利利义相为用”的观点。苏洵的观点与“义利相兼”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南宋时期，朱熹与陈亮就“王霸、义利”等观点展开了数年的书信辩论。这些历代以来思想观点的精华，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凝聚和升华为“大义为重”“见义勇为”的主流文化价值趋向。

显而易见，中国先圣先贤“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观点，在历史长河中不仅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普世性意义。

（摘编自冯峰《义利相兼，以义为先》）